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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卷

發布日期:2010-10-20 16:49:00 信息來源: 字號:[ ]

  第一章 傳    略

  灌嬰

  (?-公元前176),西漢初將領、大臣,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人。初以販賣絲綢為業。秦末農民戰爭中,曾隨劉邦轉戰各地,以驍勇善戰聞名全軍,賜號昌文候。

  高祖五年(前202年),從劉邦擊項羽于垓下,追羽至東城,破之,率將吏破吳郡,得吳守,定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灌嬰南略時,抵豫章,下九江,始筑九江城,民得安堵。據《九江府志》“古跡篇”記載:灌嬰筑九江城時,曾在庾樓側,開鑿一井,因井水應江浪而動,名為“浪井”。浪井位于今九江市西園路369號門前。現已建亭護井。

  劉邦稱帝,灌嬰任車騎將軍,封穎陰侯。后與陳平、周勃共同崐平定呂氏叛亂,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任丞相,后以丞相薨,謚懿侯。

  宋均

  (?-公元76),字叔庠,東漢南陽(今河南南陽市)安眾人。建武年間任九江太守。入仕時,由父親保舉擔任郎官。不久,因母喪辭官,后為謁者(官名。為國君的傳令官)。那時居住在武陵一帶的少數民族部落,因反抗漢朝的統治,舉兵起事,包圍東漢武威將軍劉尚部。光武帝下詔遣宋均往江夏傳令,發兵解圍。援兵至時,劉尚已全軍覆沒。這時,伏波將軍馬援的援兵也已抵達,光武帝又下詔令宋均監其軍,與其他諸軍一同進發。因遭當地部落抵抗,未能前進,接著馬援病死軍中,軍士也多因疾苦或染瘴疫,死去大半。宋均考慮官軍難以取勝,便與諸將商議。說:“我等遠道而來,眼下軍士又病折過半,再戰恐于我無益,我欲以圣上的名義前去招降,不知諸位意下如何?”眾莫敢應。宋均又說:“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于是假帝命,讓司馬呂種入部落兵營,告之恩,自己率軍隨其后。一時部落內部大嘩,共斬其大帥而降。奏凱朝廷,光武帝嘉其功,遷上蔡令,擢九江太守。

  宋均在建武年間抵九江赴任,其時郡中多虎患,傷害人畜,雖經多次捕捉,但成效不大。宋均認為:“江淮之有猛虎,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于是辭退奸貪,引進忠善,深入民間,共圖良策。鄉民大悅,奮力爭先,幾經整治,虎患遂絕。鄉民感其德,建清風閣為紀念。清風閣雖已早毀,而地名至今猶存。

  徐盛

  (生卒年不詳),字文響,原籍瑯邪(今山東臨沂市以北)莒人。因家鄉遭亂,遷居于吳(今江蘇蘇州),以作戰勇猛而聞名,被孫權任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駐守柴桑(今九江),防備黃祖。黃祖之子黃射曾率軍數千人,入侵柴桑,而徐盛當時吏士不滿二百。大敵當前,他毫無畏懼,抗拒黃射,擊傷其千余人,大破敵軍。從此,黃射不敢再來侵犯。

  有一次,魏軍大出橫江,有入侵之勢,徐盛與諸將俱往迎戰,時值大風,有些船落于敵岸,諸將恐懼,徐盛獨率軍沖入敵境救援,魏軍披靡退走,徐盛趁機駛船急還。孫權大為嘉獎,連稱壯士。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徐盛任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不久,又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黃武三年(224年),魏軍陳兵江北,有南渡之意,孫權大驚。徐盛臨江設疑城之計,即:從建業筑圍,作薄(簾子)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一夕做成,諸將往觀,以為無益。徐盛堅持以此計退敵。不久,曹丕至江陵,望圍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不禁愕然,嘆道:“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便引軍退回。事后,諸將皆服。徐盛卒于黃武中。

  董奉(約公元200年前后),字君異,三國時吳國候官(今福州)人,信奉道教,尤精岐黃,醫術高超,醫德高尚,與張機、華佗齊名,號稱“建安三神仙”。

  據葛洪《神仙傳》載:杜燮為交州刺史,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與藥三丸,納入死者口中,令人舉其頭搖兩下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臉色逐漸恢復生機,半日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語。

  董奉隱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受酬,病重者,治愈后于其宅旁種杏五株,病輕者種一株,數年之后,種杏十萬余株,郁然成林。果實累累。董奉規定,欲換杏者,不必驚動他,只要以同等盈器裝一筐谷子置其宅旁,即可取一筐杏子。如果誰有貪心,多取杏子,傳說林中老虎即出而干預。董奉所獲的大量稻谷,悉以救濟貧病百姓。此后,“杏林”、“杏林春暖”,就成為膾炙人口的佳話。明代文學家曾有《杏林》詩云:“山邊種樹繞林垌,幾處曾有此獨名。花近藥欄春雨霽,陰浮苔徑午風清。巖前虎臥云長滿,樹底人來鳥不驚。遺址尚存仙路杳,只因懷古獨含情。”董奉種杏田的故事流傳很廣,廬山至今還有杏林源、董奉館等遺跡。據《星子縣志》記載:“杏林在星子縣西二十五華里,醉石東。”即今歸宗寺與醉石之間。

  董奉善于攝生,晉永嘉年間高壽而終。死后贈名“升元真人”。葬廬山之南。

  溫嶠

  (288-329),字太真,東晉太原祈縣(今屬山西)人。咸和元年(326年)任江州刺史。

  溫嶠初隨并州刺史劉琨討伐石勒(十六國后趙皇帝),為其出謀劃策,屢立戰功。司馬睿(晉室后裔,后為東晉元帝)出征長江下游南岸和長江中游東南岸一帶。嶠奉劉琨之命,南下勸睿稱帝,被留用,任長史、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參與機密,很受重用。鎮東大將軍王敦專制朝政,起兵反叛,他與庾亮等率兵討平。明帝病危,他與王導、郗鑒、庾亮、陸燁、卡壹等同受臨終遺命輔佐成帝。

  咸和初,溫嶠任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鎮守武昌。二年(327年),歷陽內史蘇峻拒絕征調,聯合豫州刺史祖約,舉兵反晉。他聞訊后,即駐軍潯陽,遣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領水軍勤王。及京師淪陷,庾亮乘小船來潯陽,宣讀太后詔令“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他說:“今日之事,滅寇為先,未建功而受榮寵,將何以服天下?”接著,聯合征西大將軍陶侃組織聯軍,以侃位重兵強,推侃為盟主,統率六萬大軍,直奔京師,討伐叛軍。開始,聯軍屢戰失利,且軍中缺糧,陶侃著急,對溫嶠說:“使君前云,軍中一切均有安排,今交戰不久,即已缺糧,若復無食,便欲西歸,更思良算。”溫嶠答道:“今日之計,決在迎戰,一舉破敵,安可騎獸中下,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侃從其議,嶠遂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云集,終于平定了叛亂,朝廷復拜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定蘇、祖之亂后,朝臣提議留溫嶠輔政。溫嶠認為:王導為先帝所任命,以嶠取代,違背先帝遺愿,不妥。于是,堅決辭謝,返回武昌。途中患中風病,至武昌未滿一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歲。惡耗傳至江州,士民莫不相對哭泣。朝廷追贈侍中大將軍,謚忠武,葬于南京建平陵北。

  陶侃

  (259-334),字士行,東晉廬江尋陽縣(今湖北黃梅西南)人。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親湛氏撫養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賢。陶侃稍長,在縣內當小吏。有一次,將公家分的魚托人帶回家孝敬慈母。陶母絲紋未動,將原物封好退回,并寫信責備他說:“你這樣用公物想取悅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憂慮。”這一教導,對陶侃后來為官清廉,有很大影響。后經鄱陽太守范逵舉薦,陶侃由縣吏拜授郎中,繼而又補為武岡縣令,為令時有賢名。隨后逐漸升遷江夏、武昌太守。在任武昌太守時,曾率部隨征西大將軍王敦鎮壓杜弢起義,取勝后,任荊州刺史,鎮守沌口,不久,因聲名顯赫,為王敦所忌,調至偏遠的廣州任刺史。陶侃任廣州刺史期間,事務比較清閑,每天清早起床,把數百塊磚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內,刮風下雨,嚴寒酷暑,從不間斷。有人看見感到奇怪,問他:“為何要這樣干?”  他說:“吾方致力于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后人稱他為“運甓翁”。

  王敦為晉武帝女婿,官至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六州軍事。東晉初建,擁重兵屯駐武昌。因元帝起用劉隗、刁協等,視為心腹,遏制王氏勢力,心懷不平。乃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舉兵東下,攻入建康(今南京),殺刁協等人。回師不久,又自武昌移鎮姑熟(今安徽當涂),威逼朝廷。太寧二年(324年),明帝乘其病危,出兵討伐,王敦死于軍中。亂平之后,明帝命令陶侃復回荊州,加封征西大將軍。回到荊州,內外多事,千頭萬緒,軍政諸務,極其繁雜。他“勤于吏職,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他平日不飲酒,不賭博,發現身邊的參佐人員有聚賭取樂、飲酒誤事的,即命令把酒器、賭具沉于江中。并說:“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世,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對于向他饋贈禮物的人,首先他要問明禮物的來路,如是自己花錢買的,禮物雖少,他也高興地接受;若其禮物來路不明,則嚴厲斥責,退回禮物。尤其可貴的是,他身為大將軍,卻極其惜物。一次所部造船,他命令將木屑、竹頭收撿好,人皆不解其意,暗中笑其吝嗇。不久,大雪方晴,庭前泥濘路滑,他即命令將木屑布地,來往行人稱便,眾人始悟。永和三年(347年),新任荊州刺史桓溫率軍入蜀,造船缺釘,無計可施,當眾人想到陶侃生前堆積如山的竹頭,便以竹頭削釘裝船,解決了行軍中的一大難題,眾人更加醒悟,無不稱贊他辦事的微密。在他駐守荊州期間,軍紀嚴明,政務整肅,百姓安居樂業,道不拾遺,鄉紳士民,莫不稱慶。

  咸和二年(327年),蘇峻(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密結祖約(豫州刺史、平西將軍),以討伐庾亮為名,發動叛亂,次年攻陷建康(今南京),庾亮逃奔潯陽,與溫嶠一道推舉陶侃為盟主。經溫嶠等固請,奉為主帥,出兵勤王,平定蘇峻、祖約之亂。成帝以陶侃有再造晉室之功,任為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咸和九年,告老還鄉,途中逝世于樊溪,享年七十六歲。謚桓。

  陶侃為官四十余載,忠順勤謹,雄毅善斷,識察纖密,珍時惜物,清廉愛民。梅陶說:“陶公神機明鑒似魏武(曹操),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他“嘉文辭,行文如流”,名篇有《遜位表》、《相國賦》,著有文集二卷行世。都昌縣人極重陶侃之人品,歷代于城鄉廣筑廟宇紀念。

  庾亮

  (289-340),字元規,東晉穎川鄢陵(河南鄢陵崐西北)人。咸和九年任江、豫、荊三州刺史。

  庾亮為北方南遷士族之一。其妹立為明帝皇后。亮歷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大臣。太寧二年(324年),參與討平王敦之亂,攻滅吳興豪族沈充,為東晉王朝建功立勛。三年,受遺詔與王導等輔立成帝,任中書令,執掌朝政,自奉廉正。咸和二年(327年),蘇峻聯合祖約舉兵反叛。溫嶠得知后,準備派兵東下保衛京都,亮不同意,并致書與溫嶠云:“吾憂西陲(時陶侃任征西將軍,鎮守荊州,在建康西面),過于歷陽(時蘇峻任歷陽內史),足下無過雷池一步。”次年,蘇峻派大將韓晃攻宣城,亮遣軍抵御,不能制止,蘇峻乘勝進兵京都,亮督都軍征討,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到陣,士眾棄甲逃走,京都淪陷。庾亮只得乘小船逃奔潯陽,與溫嶠商議推陶侃為盟主。 侃至潯陽,對亮說:“君侯修石頭(即修建康城)以防我,今日為何反來相求?”亮即引咎自責。嶠設宴招待,從中調解,語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遂推侃為盟主,出兵勤王,斬蘇峻于陣。京都圍解,亮頓首至地,請求辭官回家,帝不允,亮請求外鎮自效,出為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鎮守蕪湖。不久,后將軍郭默據守湓口反叛。庾亮上表請求親征,成帝詔令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兵二萬,會同太尉陶侃征討。亂平,軍還,鎮蕪湖,不受爵賞,侃勸其接受,仍然苦辭。朝廷進號征西將軍,又堅決謙讓。陶侃卒,庾亮升遷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堅決辭讓開府,遷鎮武昌。

  庾亮于咸和年間,在江州建有庾亮樓,樓下有三嘯堂,樓南有一古槐, 幾經興廢,于清咸豐三年毀于兵燹。現在只有因之命名的“庾亮南路”、“庾亮北路”。庾亮樓為古代江州名勝之一,詩人墨客,多愛登樓眺望,飲酒吟詩,留下不少詩作。

  慧遠

  (334-416)東晉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縣)人。本姓賈氏。少時好學,通儒學,亦喜老莊,被稱為“容儀端整,風采灑落”的書生。21歲,與弟慧持在恒山白仁嚴拜高僧道安為師,削發出家。聽了道安講說《般若經》,“豁然而悟”遂心懷宏愿,研讀佛經,努力精進,佛學造詣日益精湛。三年后,登臺講說《般若經》,引用《莊子》之說連接類比,以“內通佛理,外善群書”的廣博學識,解釋佛理,得到道安肯定和僧眾歡迎。后因北方戰亂,到江南宣揚佛法,云游各地,當他來到潯陽時,“見廬峰清靜,足以棲息”,就決計安居下來。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于太元六年(381年)在廬山西北麓擇地建東林寺。

  慧遠在東林寺修行三十多年,堅持潛心研讀佛籍,竭力宏揚佛法。平日,除廣開門路,聚眾講學,為眾徒講說《般若經》、《法華經》外,主要是集中精力,研究佛學。他主張以佛學為主,儒玄載,興盛之時,廬山師徒“往來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培養和造就了如慧寶、慧要、慧觀等一大批高僧賢徒。 他的“凈土宗”在江南流傳甚廣。

  慧遠在東林寺修行期間,還熱心引進佛典,聘請高僧翻譯佛經,開展南北佛教學術交流。他曾派弟子法凈、法領去西域求法,取回梵本經典《華嚴經》等二百余部。太元十六年(391年) 賓佛教小乘毗曇學大師僧伽提婆南下廬山,慧遠請他譯《阿毗曇心論》和《三法度論》,并分別為之作序。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冬,著名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到長安開展譯經弘法活動,逐漸成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慧遠主動致書通候,并將自己的著作《法性論》等贈送,鳩摩羅什也將自己的作品《大品般若經》回贈。鳩摩羅什譯出《大智度論》后,慧遠為之撰序,并認真鉆研,將遇到的問題致信向他請教。當時慧遠和鳩摩羅什分別作為南、北方佛教中心人物,相互聯系長達十余年之久,對推動佛教的流傳和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六日,慧遠在廬山圓寂。葬于西嶺,壘石而塔。謝靈運撰《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與《廬山慧遠法師碑》。唐宣宗追謚辨覺大師。其經論、序、銘、詩等凡十卷,輯為《廬山集》行世。

  陶淵明

  (365-427)東晉大詩人。一名潛,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卒后親友私謚靖節。東晉江州潯陽柴桑(今九江市)人。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八歲喪父,十二歲庶母病逝,家境衰微,與母妹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日后,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甚多,給他提供了閱鑒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淵明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不愿與桓玄同流,于隆安五年冬天,以母喪為由,辭職回家。元興三年(404年),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挾安帝逃到江陵。劉裕起兵勤王,擊敗桓玄,使他深受鼓舞,欣然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崐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同年六月,他受辟舉赴京口在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劉裕進入建康后,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曾一度對劉裕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謐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劉敬宣上表辭職,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督郵至縣。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為向鄉里小兒折腰。”遂授印去職。從此,結束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義熙二年,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滿堂前。”(《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崐今星子縣城西五里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義熙十二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之九)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 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 (423年)或元嘉元年(424)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或元嘉三年(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贈之粱肉,被他麾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陶淵明溘然逝世,終年六十三歲,葬柴桑面陽山上(今九江縣黃老門大塘村),現存墓碑為乾隆元年(1736年)所立。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他時常流連于山水詩酒之中,但深入研究他的詩句,可以從中窺見他的內心對世事一刻也沒有遺忘和冷淡,而是在平淡中包含了對世事的不滿和憤慨之情,表現了他不與黑暗勢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有的作品還表露了他對改革現實社會的理想與愿望。他寫的一些詠懷詩,如《詠荊軻》等,表達了他“猛志常在”的情懷。他晚年寫的散文《桃花源記》,描寫了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租稅、沒有戰爭,人們過著自由勞動、單純儉樸的生活,反映了當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歷來為人民憧憬、向往。他現存詩一百二十六首,其中四言詩九首,五言詩一百一十七首;文十二篇,其中辭賦三篇,韻文五篇,散文四篇。有《陶淵明集》傳世。

  李渤

  (?-831),字澹之,洛陽人。長慶元年(821年)任江州刺史。李渤到江州不久,發現朝廷管理財政的官員張叔平,不顧百姓疾苦,竟奏征貞元二年(786年)逃戶欠款四四一O貫。他體察下情,為民請命,立即上書陳奏“江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年已旱死一千九百多頃”,還要征收三十五年前的拖欠,黎民百姓實在負擔不了。 并在書中表示:如不準奏,“臣既上不副(符合)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在李渤的懇切請求下, 朝廷才下旨: “江州所奏,實為誠懇,若不蠲容(免除), 實難存濟(安頓),   所訴逋欠(拖欠)并放(免收)。”

  當年,江州治署城南有一南湖,面積約一千二百畝,東抵北風嘴,西連龍開河,南接山川嶺,北依潯陽城。由于湖面寬闊,南來北往行人諸多不便。為了方便行人,李渤糾工在湖中筑堤。堤長七百步(約二里),南連山川嶺,北接城池的南門口,溝通南北,往來稱便。堤上還建橋安閘,控制和調節水位,兼有灌溉農田之利。后人為感謝這位刺史,將新建的堤命名李公堤,外湖名甘棠湖,橋名思賢橋。

  李渤青年時期,曾與兄李涉一同在白鹿洞、棲賢寺一帶讀書。其時他養了一只白鹿、并常隨白鹿外出走訪與游覽。因此,時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其讀書處稱白鹿洞。他出任江州刺史時,舊地重游,在白鹿洞廣植花木,增設臺榭、宅舍、書院,修葺一新。至今白鹿洞書院還存有紀念李渤的先賢祠和后人石雕的白鹿。

  長慶二年(822年),李渤被調回長安,任職方郎中,升遷諫議大夫。敬宗即位,轉給事中。因仗義執言,抨擊太監橫行霸道,并為雩阝縣(今戶縣)縣令崔發鳴不平,出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觀察使。在桂管二年,因病罷歸洛陽。李渤雖被排斥,但諫官繼續為其申辯。太和五年(831年),以太子賓客征至京師,月余卒,贈禮部尚書。

  白居易

  (772-847),唐朝著名詩人。字樂天,晚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稱他白傅。原籍太原,后遷居下邦(今陜西渭南東北)。唐元和十年(815年)被貶為江州司馬,歷時四年。

  白居易于德宗貞元十六年(799年)考中進士。十八年應吏部拔萃科考試,入甲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遺,曾提出“尊賢能以澄清吏治,薄稅斂以安民生,罷兵革以蘇民困”等主張。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贊大夫。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他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得罪權貴,以越職言事罪,貶為江州司馬。被貶之后,政治上逐漸走向消極。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爐峰與遺愛寺之間,建一草堂。這座草堂“前有奇松數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羅為墻板,白石為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流落于檐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舊唐書?白居易傳》)準備“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話》)至于被貶為司馬之心情,他說:“州民康,非司馬之功;郡政壞,非司馬之罪;無言責,無事憂。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江州司馬廳記》)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東林寺,秋登潯陽樓,或訪陶淵明故宅,或觀石門澗瀑布,或攀香爐峰頂,或聞鳥語泉鳴于遺愛寺,或乘風踏浪晚歸彭蠡湖,盡覽潯陽諸勝,留下閑逸詩和傷感詩282篇、祭文3篇、書信4篇、游記和散文5篇,合計294篇。其中以《與元稹書》和《琵琶行》最為著名。《與元九書》是他的詩論綱領,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作出了重要貢獻。《琵琶行》從對一個被壓迫、被蹂躪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會對人才、志士的打擊和迫害。后來,有人在潯陽江頭送客處,建一亭閣,名曰:“琵琶亭”,以詩名亭,以資紀念。 千余年來,歷經興廢,地址數遷。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長江大橋的東側。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離開江州,歷任司前員外郎、主客郎中,忠州(今四川忠縣)、杭州、蘇州刺史。大中元年(847年)卒,終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江州人為之立祠。

  在文學創作上,白居易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強調繼承《詩經》、“風雅比興”的傳統和杜甫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而別無寄托的作品。早期的諷喻詩,是他提倡用詩歌來“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實踐,其中有不少是同情當代人民痛苦,揭露統治者腐朽與殘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閑適詩、感傷詩代替了早期的諷喻詩,他的詩歌也喪失了戰斗性和光芒。他的詩語言通俗,相傳老婦皆能聽懂。他和元稹友誼甚篤,世稱“元白”。著有《白樂天長慶集》。

  伍喬

  (生卒年不詳),廬江郡潯陽(今九江)人。主要活動年代在南唐時期(937-975),他少年隱居廬山白鹿洞讀書,苦節自勵,學問精微,至金陵應試,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考功佐郎。據《南唐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勞以酒。先已得朱貞觀,俄而又得張洎,就坐矣。繼而得喬文,主司驚嘆,乃徙貞觀、張洎席,以喬居賓位。 復試,喬遂第一。” (《九江府志》36卷第1頁)

  伍喬與張洎自小為密友,又是同榜進士。張洎授任翰林學士,眷寵殊異,而伍喬當時只是小小的歙州司馬。為求得張洎幫助,得以提拔,伍喬曾賦詩一首:“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繞帝王洲。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欄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游?”他叫仆人把詩送給張洎,并叮囑說:“俟張游宴,即投之。”張洎讀罷,極力向南唐中主李璟推薦。李璟深愛伍喬的文章,命勒其文于石,留傳后世。全唐詩錄伍喬詩一卷。他的詩題材廣泛,多為題贈詠物之作,尤以七言見成。

  夏竦

  (985-1051),字子喬,北宋德安縣白水人。父夏皓,任右侍禁,死于與契丹的戰爭中,朝廷為嘉其戰功,錄其子夏竦為丹陽(今江蘇丹陽)主簿。景德四年(1007年),舉賢良方正。上書乞應制舉,擢光祿寺丞,通判臺州,召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真宗幸(駕臨)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在儲嗣(皇帝接班人,一般指太子)時,封慶國公。宰相王旦薦竦才,命教慶國公書。不久,同修起居注,遷尚書員外郎,知制誥,又遷禮部郎中。

  天禧初,夏竦官高位顯,多內寵,因而與妻黃氏不睦,訴訟于開封府,事聞朝廷,被降知黃州,徙鄧州、襄州。知襄州時,適逢歲饑,夏竦開官倉救濟,不夠,又動員該州殷富大戶出糧,共得二萬斛,使四十余萬(《江西通志》為數萬,此處據《九江府志》、《德安縣志》)饑民得以活命。仁宗即位,徙知壽、安、洪州。洪州(治所今江西南昌)民俗尚鬼,巫婆術師,多以神怪之事,蠱惑百姓,危害極大。夏竦上任后,禁毀淫祠,又勒令巫師一千九百余戶,改業歸田務農或學習針炙,并上奏朝廷,得到重視,詔令江、浙以南一律禁絕祀鬼之風。天圣三年(1025年),夏竦依靠宦官張懷德與宰相王欽若的幫助,復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兼侍讀。五年,除樞密副使。七年二月,拜參知政事,因與宰相呂夷簡不合,同年八月,復為樞密副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復知襄州、穎州(今安徽阜陽)、青州(今山東益都),

  以刑部尚書徙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寶元初年,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西夏戰事起,以節度使判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兼陜西經略安撫使,與韓琦、范仲淹等主持對西夏的戰事,進宣徽南院使,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徙蔡州(今河南汝南)。 慶歷三年(1043年),召拜樞密使,未及還朝,被諫官劾罷,改知亳州(今安徽亳縣)。七年,復為樞密使,封英國公。八年五月,出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不久,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皇佑三年(1051年),奉詔修黃河堤,躬冒淫雨,以病歸京師,于同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謚文莊。

  夏竦天資聰敏、學問博贍,“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華采煥爛,“熟思深湛,構詞致密”(宋敏求《文莊集序》),尤以駢儷之作,最為著名。崐因久掌制誥,朝廷典冊,多出其手,四六文,堪稱“精絕”。其詩詞多為奉和應制,酬唱贈答之作,內容比較空乏、單薄。風格亦以富麗為主,花團錦簇,眩人眼目。其傳世之詞只有《喜遷鶯》一首。著有《文莊集》三十六卷、《古文四聲韻》五卷。

  對于夏竦的評價,議論不一。據《江西通志》(光緒版)引注白志按語:“竦始則諫止符瑞,繼為王清昭應宮判官,附會神怪,僥幸取進。跡其生平,純疵互見,當時至以奸目之,似乎近苛;若舊志及《豫章書》稱揚太過,又不免失實。” 今《德安縣志》(1991年出版)言:“其為郡有治績,治軍尤嚴。然性貪,……積家財累巨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眾。”

  周敦頤

  (1017-1073),字茂叔,號濂溪,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人。曾任大理寺丞、太子中舍簽書等職。熙寧初知郴州,擢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所到之處,都很有實績。晚年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星子縣城。曾游覽廬山,為廬山的山水所吸引,因筑室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將原在故里的母親鄭木君墓遷葬于廬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頤卒,亦附葬于母親墓旁。以后子孫世居江州,后裔綿衍。

  周敦頤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我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他繼承《易經》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圣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他所提出的哲學范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后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周敦頤生前的學術地位不高,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學造詣很深,并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到他的門下,后二程均為著名理學家。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他評價很高,為他作事狀,又為《太極圖?易說》、《易通》作了注解。張斌稱他為“道學宗主”,寧宗賜謚號為“元”,因此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

  周敦頤性情樸實,自述道:“芋蔬可卒歲,絹布是衣食,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廉名朝暮箴”。他從小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平生不慕錢財,愛談名理,他認為“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

  周敦頤酷愛雅麗端莊、清幽玉潔的蓮花,曾于知南康軍時,在府署東側挖池種蓮,名為愛蓮池,池寬十余丈,中間有一石臺,臺上有六角亭,兩側有“之”字橋。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賞著縷縷清香、隨風飄逸的蓮花,口誦《愛蓮說》。自此蓮池名震遐邇。

  周敦頤于熙寧六年(1073年)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有《周子全書》行世。明清兩代九江多次重修濂溪書院,興建濂溪祠堂,以紀念這位先賢。清順治十七年,巡道崔掄奇復修煙水亭,建立五賢閣,奉周敦頤為五賢之一。九江市區現在還有濂溪路、濂溪居委會等。

  劉恕

  (1032-1078),字道原,北宋史學家。原籍高安。其父劉渙晚年隱居廬山,后在星子縣落星灣定居,并與妻錢氏入星子籍,過著躬耕自給的田園生活。

  劉恕少時穎悟不凡,能過目成誦。酷愛讀書,常常廢寢忘食。十三歲時,他只用一個月的時間,就讀完了《漢書》、《唐書》。崐為了讀到一本好書,劉恕不怕路遠數百里。宋次道任毫州知州時,家中藏書豐富,他遠道前往借讀。宋次道設宴接風,他便說:“這不是我來的目的,還影響我讀書,請自便吧。”主人只好照辦。于是,他一個人獨居書閣,日夜口誦手抄,十多天后,覽完離去。劉恕不僅博覽歷代史籍,而且,對于歷數、地理、職官、族姓、歷代公府案牘,甚至私記、雜記,都精心研究。為當時受人贊賞的知名史學家。

  劉恕十八歲,中進士,又報名應試經義,同時應試的有幾十個人,試題是《春秋》、《禮記》大義。其中劉恕的對答最為精詳,名列第一。從此,他得到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的重視,兩人開始交往。不久,任巨鹿(今河北巨鹿)主簿、和川(今山西澤北)縣令,官至秘書丞。

  治平三年(1066年),宋英宗下詔編修《資治通鑒》,命司馬光主持,并讓他自選館閣中有才能的人協同編修。司馬光說:館閣中善長文學之士雖然不少,但精通史學的人,據我所知,只有和川縣令劉恕。 隨即召劉恕與司馬光共同修史。 當時參加編修《資治通鑒》的,還有劉  和范祖禹兩位史學家,但劉恕更為重要。凡屬編書的體例、史事的安排、史書的斷限等問題,司馬光都與劉恕共同商討。遇有史事紛雜難斷之處,都交給劉恕處理。《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費時19年。劉恕承擔了魏晉以后到隋的長編,其中對魏以后的史事考證尤為精辟。同時五代十國長編絕大部分也出自劉恕之手。以上兩部分加在一起,有145卷,將近占全書的一半。

  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實行變法。安石與劉恕是老朋友,想舉薦劉恕出來推行新法。但他思想保守,反對變法,便以不熟悉錢糧諸事為由,推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也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辭掉樞密副史,出京主持永興軍(治所在今陜西西安市),要劉恕留下一同修書,他也以奉養雙親為由,請求回江西任南康軍(治所在星子縣)祝酒官,隨即得到應允。此后,一邊任職,一邊修書。

  劉恕幾十年如一日,全部精力集中在編書和做學問上。對自己要求極嚴,經常責備自己一生“二十失”、“十八蔽”。家里雖貧,但絲毫不妄取于人。治學亦極嚴謹,直到病危時,還在不斷借書校正自己的著作,不臻成熟,不拿出來。其著作除《資治通鑒》部分外,還有《通鑒外記》和《五代十國紀年》等。

  王韶

  (1030-1081),字子純,今德安縣山灣敷里坂人。宋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司理參軍。后試制科不中,去陜西采訪邊事。

  熙寧元年(1068年),神宗初立,王韶上《平戎策》。略云:國家欲制西夏,當先復河、湟,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自唐乾以后,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氈不能制,諸羌而人自為部,莫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千言,神宗閱后覺得很有見解,王安石也很欣賞斷西夏人右臂的戰略方案,遂召王韶于殿前垂詢方略,亦合帝意,授為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吐蕃俞龍珂部在青唐(今青海西寧)為最大,渭源一帶的羌族與西夏都欲將其羈為附庸。宋軍諸將認為宜先去征討。王韶認為應以先安撫為上策,于是親引數騎直抵吐蕃營帳策其歸附,并留宿其帳,以示信任。經曉以成敗利害,俞龍珂率屬部十二萬歸附宋朝。隨后,王韶又向朝廷建議:青源至秦州,被荒蕪的良田沃土達萬頃,愿置市易司以通貿易,取商賈之利以治田。神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并委他前去管理。改著作佐郎。

  神宗為收復河隴,筑古渭為通遠軍,以王韶為知軍。五年七月,王韶率師大破羌族蒙羅角等部。開始羌人據險頑抗,宋軍諸將欲引敵至平川后再對陣。王韶說:“羌人不舍險來斗,則我師必徙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于是率師直趨抹邦山,在敵前布下陣勢,并下令:“敢言退者斬”,羌人見宋軍迫近,居高臨下,向宋軍陣地沖殺過來,宋軍略卻。王韶見勢,親披盔甲,麾帳下將士迎擊,羌人大潰,焚其營帳而還。這時瞎征度洮水前來援助,余部重又集結,王韶令別將由竹牛嶺虛張聲勢,而另部秘密越過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宋軍與其戰而破之。于是在武勝筑城,設鎮洮軍。接著又擊潰瞎征,俘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今甘肅臨洮),王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王韶率師行軍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連下河(今甘肅臨夏西南)、洮(今甘肅臨潭)、岷(今甘肅岷縣)、宕(今甘肅宕昌)、疊(今青海門源境)五州,取得“河西之役”的勝利,從而形成包圍西夏的形勢。王韶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王安石曾作《西帥》祝捷:“吾君英睿超光武,良將西征捍隗囂。誓斬郅支聊出塞,生擒頡利始歸朝。一丸豈慮封函谷,千騎無由飲渭橋。好立功名標竹素、莫教空說霍嫖姚。”

  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于踏白城,夏人圍河州。便日夜馳至熙州,撤去熙州方面的防守,選得精兵二萬,與諸將商議對策,諸將欲解河州之圍。王韶說:敵人圍城,恃有外援。今知我救兵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遂出兵直搗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河,分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軍已絕,拔柵而去。王韶還熙州,讓宋兵循西山繞出踏白,焚西夏八千帳,瞎征計窮乞降。王韶以功拜為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召為樞密副使。后以勤兵費財歸咎朝廷,神宗不悅,罷職知洪州。復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1079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元豐四年病卒,年五十二,贈紫金光祿大夫,謚襄敏。其著述甚富,有《政和敕令式》九百零三卷、《敷陽子》七卷、《熙河陣法》一卷、《王韶奏議》一卷、《天鬻子》一卷、《傳陣法》三卷,這些作品大都散失,殘存的或編為《敷陽集》、或收入《潯陽蹠醢》。

  李常

  (1027-1090),字公擇,宋南康軍建昌(今永修縣)人。

  李常少年時期,在廬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僧舍讀書。皇祐元年(1049年)中進士,因仕宦于外,便將書藏于山中,后增至九千余卷,人稱“李氏山房”。蘇軾曾撰《李氏山房藏書記》贊之。  李常先任江州判官,后任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向朝廷推薦李常,他卻謙讓給好友劉琦,楊佐深受感動,說:“世無此風久矣。”便將二人一起推薦。時人稱贊李常能舉善,楊佐為知人。神宗即位,李常除秘書閣校理兼史館檢討。因與王安石私交不錯,被引薦為三司條例司檢詳官。但他政治上傾向保守,對安石創立新法多有駁議,故推辭不就,改任右正言。他上疏說:均輸、青苗等法,附會經義,何異王莽曲解周禮。安石見之,托其好友前去勸解,不聽,又上疏:實施新法后,有些州、縣向百姓提供借貸,并不出本,卻要百姓出息。神宗追問安石,安石請他列舉州、縣官吏姓名。他以此非諫官職權范圍為由,不予答復,遂被貶為滑州通判。一年后復職,知鄂州。元豐六年(1083年)被神宗召為太常少卿,后任禮部侍郎。哲宗時,改任吏部、戶部尚書。有人對此持疑。司馬光說:用李常主持戶部經濟,天下人皆知朝廷已不急于征利,各種苛捐雜稅即可有所減免。哲宗召李常咨詢,李常上疏奏七事: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其中尤以修役法為當務之急。并說:“制法無論新舊,利民者即佳;議論不分彼此,唯經長期驗證者為正。現時役稅法,一律出錢,貧者無措;令百姓出力,富家難為。使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各從其愿,稅役法方能持久。”哲宗封李常為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銜。后因上疏反對諫官“憑詩論人罪”而遭彈劾,出知鄧州。數月后,調遷成都府,途經陜西閑鄉縣時,突發急病而死,終年六十四歲。

  李常為人正直、為官廉潔,忠于職守。他愛好詩歌創作,曾和沈存中、呂惠卿、王正仲等人在一起切磋詩藝,并與同時代的大詩人蘇軾經常來往,蘇軾曾多次以詩相贈。著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

  黃庭堅

  (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修水縣雙井村人。自幼聰穎異常,五歲能背誦五經,七歲會做詩。舅父李常稱他有“一日千里之功。”十五歲,跟隨舅父到淮南游學。嘉祐六年(1061年),他在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認識詩人孫覺(字莘老),常在一起論詩,莘老非常贊賞他的學識和才華,將女兒蘭溪許配給他。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黃庭堅參加省試。詩題是《野無遺賢》,主考李洵看到他試卷中的“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不禁拍案叫好。說他“不特此詩文理冠場,他日當有詩名滿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中進士。初任余干縣主簿,后調汝州葉縣(今河南省葉縣)縣尉。熙寧五年(1072年),試中學官,任北京(今河北省大名縣)國子監教授。留守北京的文彥博很器重他,在他任滿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國子監任教七年,致力于詩歌創作,在藝術技巧上有所提高。元豐元年(1078年),庭堅作了二首古風,投書給當時任徐州的太守蘇軾,以表示仰慕之意。蘇軾讀其詩,認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從此游學于蘇氏之門,與秦觀、張耒、晁補之同稱“蘇門四學士”。  

  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任王安石為宰相,開始實行新法。但是,新法一開始就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反對。后來新舊兩黨的斗爭逐漸蛻化成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在這場斗爭中,庭堅站在舊黨一邊,他與蘇軾一樣,對新法較取持平的態度。元豐三年(1080年),黃庭堅任吉州太和縣(今江西省泰和縣)知縣。元豐六年,庭堅調任德州德平鎮(今山東省商河縣境內)的監鎮官。此時德州通判趙挺之屬于新黨,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場貿易),庭堅認為德平鎮小民貧,實行市易法有困難,不同意這樣做,與趙挺之公文住來,反復爭論。元豐八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司馬光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廢除新法,起用舊黨。庭堅被召入汴京任秘書郎,參加了幾個月的校定《資治通鑒》的工作;十月,任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主持編寫《神宗實錄》。(據《修水縣志》載:“元豐八年,召京任秘書省校書郎,司馬光薦其校定《資治通鑒》;過二年,遷為著作佐郎,任職史局。元祐四年(1089年),任《神宗實錄》檢討官。”此處據《歷代著名文學家列傳》)元祐六年書成,擢起居舍人。元祐八年,被任為國史編修官。這年哲宗親政。九年,改元紹圣,表示要繼承神宗在熙寧、元中年間的政策,并起用新黨的章惇、蔡京等人。章、蔡等雖然打著神宗和王安石的旗號,事實卻在排除異己,借此打擊一切舊黨人員。他們對舊黨主修的《神宗實錄》大為不滿,下令國史院核實《神宗實錄》的記載,以“誣毀先帝”、“修實錄不實”加罪,紹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黃庭堅被貶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縣)別駕、黔州(今四川省彭水縣)安置,左右慘然不安,他卻頗能自我解脫,坦然處之,在黔州四年,寓居開元寺摩圍閣,仍然誦書寫字,沉醉于藝術世界之中。紹圣四年,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宜賓市東北)。崇寧元年(1102年)領太平州事才九日,又遭罷黜。第二年,“除名羈營宜州”(今廣西宜山縣),住進城頭破敗戍樓里,人不堪其憂,庭堅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處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曠達高潔,許多人慕名前往求詩求書,向他請教學問,他也盡量滿足來訪者的要求。崇寧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樓,終年六十一歲。大觀三年(1109年)春,由蘇伯固、蔣偉護柩歸葬修水縣雙井祖墳之西。南宋紹興初年,高宗中興,追封直龍圖閣學士,加太師,謚號文節。

  黃庭堅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他的散文,力追漢魏,筆力雄健,法度謹嚴。他的詩,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詩論標榜杜甫,但只強調讀書查據,以故為新,“無一字無來處”和“脫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論。藝術上講究修辭造句,追求奇拗硬澀的風格。其詩多寫個人生活,且謂詩歌不當有“散謗侵陵”的內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現出傾向舊黨的政治態度。他在宋代影響頗大,開創了江西詩派。他又能詞,與秦觀齊名,號稱“秦七黃九”。書法擅行草書,初以周越為師,后取法顏真卿及懷素,受楊凝式影響,得力于《痊鸛銘》,筆法以側險取勢,縱橫奇倔,自成風格,為“宋四大家”之一。遺作有《山谷集》、自選詩文集《山谷精華錄》、詞集名《山谷琴趣外篇》。 書跡有《華嚴疏》、《松風閣詩》、《幽蘭賦》、《廉頗藺相如列傳》等。家鄉存有《上冢》、《詠清水巖》、《雙井解嘲》、《云巖寺院記》、《王純中墓志銘》及都昌南山《清隱禪院記》等詩文及《雙井》、《釣磯》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鄉客邸,凡足跡所至,有關軼聞、傳說、詩聯、墨寶、碑刻等珍存無遺。宜山山谷墓及寶華亭、修水縣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屢遭毀廢。建國后,已在南山巖建立了黃山谷紀念館,并將原有的樓、廊、亭、閣、祠修葺一新。

  徐俯

  (1075-1140),字師川,自號東湖居士。修水縣人,黃庭堅的外甥。因父禧喪國事,神宗授通直郎。江西詩派的重要詩人。

  徐俯天資聰穎,七歲能詩。及長,縱覽群書,博學多聞,年十三,作《紅梅》詩,得到蘇軾贊賞。有俊才,議論慷慨,是非取舍,必歸于正,聲譽日高,與曾幾、呂本中齊名。徽宗即位,徐俯遷承議郎。韓彥宗、曾布秉政時,根據履歷起用元豐舊人,他為資歷所限,除衛尉寺主簿,很不滿意,久不就職。蔡京用事,乘機拉攏,屢以甘言招致,他不事權奸,作《猛虎行》以譏之。欽宗嗣位,遷奉直大夫,召為司門員外郎。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欽宗被擄,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計議,皆依次書名附和。他拒絕書名,辭官而去。工部侍郎何昌言及其弟昌辰,因避忌“昌”字而改名。徐俯婢名昌奴,客前直呼婢名,不避忌諱。建炎初年,徐俯曾一度落職,高宗知其靖康中節氣可嘉,并為黃庭堅所稱道,召為諫議大夫。紹興二年(1132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擢端明殿學士。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后因與參政趙鼎議論不合,要求離職,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以不理政事為中丞王次翁所彈劾,罷職。次年以疾卒,葬饒州德興縣銀山鄉,追贈奉直大夫。

  徐俯工于文辭。呂本中將他列入《江西詩社宗派圖》。他主張“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而“立意”須“對景能賦”,即從生活出發,“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其詩從江西入,又從江西出,晚年尤力避堆砌,追求平易自然。著有《東湖居士詩集》。

  岳飛

  (1103-1142),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宋抗金名將。曾于紹興年間兩次鎮守江州,在江州購置田、地、房屋安家,母親死后,亦安葬廬山。岳飛在其故里被金人侵占后,即擇居江州,為其身后終老之處。

  紹興元年(1131年),岳飛(時任通泰鎮撫使)奉詔協助江淮路招討使張浚討伐江南軍賊游寇、鎮壓農民起義,率軍至洪州(今南昌市)與張浚會合。當時,江淮一帶有李成、張用、曹成等游寇,其中李成擁兵十萬,割據六七個州郡,稱孤道寡,大有席卷江南之勢。這時,正值其大將馬進率軍進攻洪州,連營西山。岳飛自請擔任先鋒,領兵由贛江上游的生米渡過江,打敗了馬進的先鋒部隊,乘勝追擊,直逼筠州(今高安縣)。張浚亦督銳師至城下,兩軍夾擊,敵力不支,收復了筠州。李成從南康調兵十萬反撲,又被岳飛戰敗于樓子莊(屬今永修),基本上平定了這支最大的游寇。六月,另股游寇在其首領張用的率領下,從咸城渡江東下,移駐瑞昌、分寧(今修水縣),岳飛奉命前往追剿,軍次分寧,致書勸降。張用見岳家大軍壓境,自知不敵,接受招安。七月,岳飛以功擢升神武右副軍統制。不久,提升為都統制。二年正月,岳飛奉命率軍從洪州出發,經湖南、廣西、廣東境內,跟蹤追剿曹成,于閏四月到達嶺南的賀州,在蓬頭嶺擊敗曹成十萬之眾,迫使曹成接受招安。岳飛以功授武安軍承宣使。

  紹興二年六月,岳飛奉命第一次駐軍江州。這時岳家軍約有二萬三四千人,供應極為匱乏,然而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士兵忍饑,不敢擾民;托宿街市商店,黎明即起,為主人打掃門宇,洗滌炊具,然后離去。留下“凍死不進屋,餓死不擄掠”的美名。江州百姓,為感謝岳飛的功德,建岳飛生祠,并塑其像于祠內,朝夕禮拜。

  紹興四年三月,岳飛奉命收復襄陽,遂從江州移駐鄂州(今武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不幸其母病死于鄂州軍營。岳飛立即奏報南宋王朝 ,隨帶眷屬,跣足徒步,扶柩葬母于廬山株嶺北端之“臥虎舔尾”,建“疊翠亭”以悼母。南宋王朝以御前金字牌降詔要他“起復”,返回鄂州主管軍馬,措置邊事。岳飛只好移孝作忠,返回鄂州軍營。七月,移軍襄陽,收復伊(陽伊)、洛(陽)、高(州)、虢(州)等地,繼而圍攻陳、蔡地區,大敗齊偽軍,以功官拜太尉。七年三月,岳飛從建康(今南京)溯江而上,途經江州,回到他的府第(廬山東林寺旁),寫了《寄東林上人》詩一首,詩云:“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百折自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圣主長征滅土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林終作赤松游。殷勤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同年秋,岳飛第二次駐軍江州。這期間,他曾施行反間計,使金國廢掉偽齊劉豫,并與韓世忠聯合要求北伐。八年,移鎮鄂州。十年,從鄂州出兵北伐大破金兀術“拐子馬”于河南郾城;乘勝進軍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士氣高昂,以“直搗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相激勵。正待渡江,高宗、秦檜以十二道金牌急令班師。岳飛回到臨安,被解除兵權,任樞密副使。不久,被誣入獄。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殺害。時年三十九歲。江州百姓聞岳飛被害,萬分悲痛,將生祠改為岳王廟,以供祭祀。并在廟旁建“洗馬池”、“岳公井”。至今九江市仍有許多岳家軍的傳說,如廬山西北麓的岳家市,傳說是岳飛特準駐軍與當地百姓集市貿易的地方。市內鎖江樓一帶,舊名“岳司門”,相傳是岳飛駐扎水師的地方。現在岳師門雖不可見,然其名猶存。寧宗時,追封鄂王。有《鄂忠武王文集》,所收詩詞,大都慷慨激昂。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別號紫陽,南宋江西婺源人。十八歲中舉,十九歲登進士第,授泉州同安縣主簿。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軍。

  朱熹“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貼出《知南康榜文》,希望士民、鄉鄰、父老有知道利弊之源者,悉具以陳,解決南康“民力日困,無復樂生之心”的社會問題,教誡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助,以成風俗之崐美;推選子弟,入學讀經。是年,朱熹又奏請免除賦稅,并派司戶參軍與“逐縣知縣詣旱傷田段地頭,對帳檢視”。秋后又下發《勸農文》,勸農民“趁此天時多種蕎麥及大小麥”度過災荒。又極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與《種桑法》。

  朱嘉在南康任職期間,曾再三向朝廷申請重建白鹿洞書院,終于得到孝宗皇帝批準。書院落成之日,他飲酒賦詩:“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又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并屢次請求孝宗皇帝為白鹿洞書院題匾、賜太上皇帝御書石經、監等九經流注疏。他根據多年的教育經驗,親自制訂《白鹿洞書院教規》,包括教育目的,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等內容,以及“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熟讀精思”的學習原則。有時他還親至書院與學生一起質疑問難。此時,白鹿洞書院的規模和教學質量均為全國之冠,四方好學之士,負笈裹糧,前來求學。其中建昌(今永修縣)人胡泳、李燔、呂炎和呂濤兄弟,都昌人黃灝、彭潯和彭方父子,后來都成為傳播理學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滿,調離南康。至光宗時,任江東轉運使,知涼州、潭州、秘閣修纂等職。寧宗時,趙汝愚任宰相,舉薦朱熹為煥章閣侍制、侍講。時韓侂胄擅權,排斥趙汝愚。慶元元年(1195年),趙汝愚罷相。朱熹、彭龜年等指責過韓,均得罪。三年,將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訂為“偽學逆黨籍”,而朱熹被定為“偽學之首”,史稱“慶元黨禁”。兩年后,朱熹病逝。理宗時,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從祀孔廟。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他從二程(程顥、程頤)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集理學之大成,世稱朱程學派,又稱閩學、考亭學派。他的理學在明清兩代被奉為儒學正宗的地位。他在白鹿洞書院制訂的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它不僅為后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主要著作有《四書集注》、

  《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詞集注》,后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語類》等。其中《四書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王阮

  (1140-1208),一名元隆,字南卿,德安三萬(今山灣)敷里坂人。王韶之曾孫。南宋愛國詩人。

  王阮少年好學,崇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座莫能屈。隆興元年(1163年),王阮中進士。當時孝宗即位,有詔經理建康(今南京),以圖進取,而大臣懦弱幸安,計未決。他應試于禮部對策,極力主張遷都建康,以圖進取。他說:“臨安蟠幽宅陰,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上皇(指高宗)遵養時晦,乃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主上(指孝宗)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今東南王氣,鐘在建康,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又說:“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人患不為爾”。范成大(南宋著名詩人,蘇州市人,官至參知政事)得而讀之,嘆道:“是人杰也”。

  金殿對策后,王阮調都昌主簿,以廉潔聞名。移永州(今湖南零陵)教授,他上疏朝廷,請罷吳楚牧馬之政,積馬于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任新昌(今江西宜豐)知縣,他勤政愛民,同情百姓疾苦,有《新昌留別》詩一首:“奉命誅求下戶貧,抗章懇白上官嗔。與其重斂毒千室,寧從深文終一身”。紹熙中,任濠州(今安徽鳳陽)知府時,他認真備戰,以防金兵南侵。晚年改知撫州(今江西臨川)。當時的權臣韓侂胄聞王阮之名,特地命他進京入奏,暗中派人許以美官。他不予理睬,并對密友說:“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見之后,揚長而去,結果旨批奉祠(留官無職)。王阮因此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過著從容觴詠,幽游山間的晚年生活。嘉定元年(1208年)卒。

  王阮為人正直,剛正不阿。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一作流落)不偶。 他的詩文著述頗多,但多散佚,只留下詩集《義豐集》一卷,《四庫全書》收入集部別集類。他的詩作常以抗金愛國為主題,如《次陸務觀韻寄王景文》:“朔風搖楚水,國步益艱辛。往事怨成夢,逆胡何日臣?凡今天下士,皆昔座中人。尚被中原發,煩君與中正。”詩中充滿了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心。尤其是《明妃曲》一詩,以古喻今,充滿真摯感情,鞭笞了投降誤國者的卑鄙行徑。《四庫全書》總目說,王阮的詩于蘇軾、黃庭堅之間,各得一體。他不僅表現在重大題材方面比較成功,反應在一般題材方面也往往得心應手,留下了佳作傳世。

  李燔

  (1163-1232),字敬子,號弘齋,永修縣人。宋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授岳州教授。赴任前,往建陽從朱熹學。朱熹以曾子“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宏也”授燔。燔退以“宏”為齋名,并建“宏齋書院”以自警。燔在岳州教學生古文六藝,并鼓勵學生學文習武,開辟射圃,令眾弟子習箭。燔后改任襄陽教授,復見朱熹,熹倍加稱贊,凡新來弟子,皆命先從燔學,并說:“李燔為人爽直樸實,處事一絲不茍,交友有益,攻學勇而可畏,日后能傳我道者,必李燔也。”朱熹歿,雖學禁森嚴,但燔仍與眾人赴喪。九江太守向朝廷推薦李燔,燔堅辭不就,后郡守聘燔為白鹿書院堂長。出任后,一時學者云集,講學之盛,為其他書院不及。

  不久,經江西元帥李玨、漕運使王補之推薦,李燔添差江西運司干辦公事。時值洞庭湖“草寇”作亂,帥、漕議平之。李燔對他們說:“所謂‘草寇’,皆是窮苦百姓為貪官污吏、苛捐重稅所逼,邀功者重殺戮而輕招撫,致使挺而走險,聚眾為盜。誠以好言勸慰,即可招安。”帥、漕同意他的意見,說:“誰可前往招撫?”李燔請自往,一面分兵守險,一面派辯士勸降,果然成功,眾皆帖服。洪州贛江失修,常受水災,李燔稟請帥、漕修復江堤,從此田皆沃壤。李燔熟知民情,針對時弊,革除弊政,為民造福。當時朝遷實行“會子”(代弊),用于納稅和交易,三年換發一次,稱“一界”,已發至十四界,尚未換發。由于發行過濫貶值,百姓深受其害。李燔與國子學李誠力爭此法不足取,應予停發,后被朝廷采納。李燔發現當時常平義倉,多設置州縣,官吏怕事,往往長期封閉,致使糧食損壞,即使放貸,也只發給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他遂倡議在鄉里之間,聚谷建立社倉,以利佃農借貸。

  李燔后任潭州通判,數月后,辭歸,不再出仕。朝廷先后以隆興府通判、參議官、大理司直、直秘閣主管等職相召,皆不就。燔常說:“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所到處有以及物,即為功業。”“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并身體力行,平日生活儉樸,雖處貧賤患難,像平常一樣,不為所重,被服布衣,雖貴不易。

  李燔終年70歲,謚號文定。時人將他與黃干并稱“理學黃李”,列享白鹿洞三賢祠,南昌正學書院十二先生祠、南昌名宦祠。《宋史》人物傳列為“理學”名人。

  黃灝

  (生卒年不詳),字商伯,一字景夷,號西坡。原籍都昌,后入星子縣籍。

  黃灝自幼敏悟強記,書史過目不忘。初肄業于荊山僧舍,三年后入太學。南宋隆興辛未(1163年)中進士,授興隆府(今南昌市)教授。淳熙年間,改任德化(今九江)縣知事。在任期間,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是時戰禍頻繁,連年災荒。他救災荒,革弊政。因行賑有方,民受其惠。光宗即位后,任太常寺簿,掌管朝中禮儀。不久,升任太常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當時,年歲大荒,秀州、海鹽一帶百姓,“代桑柘,毀廬屋,莩殣盈野”,甚至有“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者。經各地正直之士紛紛上書懇求賑濟,光宗下旨停征是年夏稅。接旨后,黃灝立即停征夏稅,并上報災情嚴重,奏請朝廷一并停征秋苗,未俟準,他即自行停征秋苗,因此被彈劾。光宗責備專斷,光令他改初筠訓,不久又降旨削具兩秩,免去職務。

  黃灝被貶即返歸故里,筑室郡西,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有如隱者。不久,有旨起用他任信州知州、廣西轉運判官、廣東提點刑獄等,均告老不赴。黃灝在任德化知縣時,正值朱熹任南康知軍(治所在星子縣),他親赴星子拜朱熹為師,持書質疑問難。他與師友講學,碰到疑義,即馳書求正于朱熹,并說:“不敢輕為人師。”朱熹回答:“以所知者語人,可也。”慶元四年(1198年)寧宗立偽學逆黨籍,朱熹列其中,朱氏理學亦被定為“偽學”。兩年后,朱熹病故,黃灝不避嫌疑,驅車前往吊唁,“徘徊不忍去之久矣”。

  黃灝卒,謚文簡(《星子縣志》為文懿),《宋史》附朱熹傳列為六門人之一。初祀白鹿洞宗儒祠,后配饗紫陽祠。著有《西坡集》四十卷,惜久佚。

  余玠 

  (?-1253),字義夫,別號隱樵,洪州分寧(今修水縣)湯橋長茅村人。后來寓居湖北蘄州(今湖北廣濟等地)。

  余玠少年時,在白鹿洞書院和太學上舍讀書,因與茶館老人發生口角,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脫身出逃襄淮,作長短句一首,投入淮東制置使趙葵幕下。趙葵贊其心懷壯志,把他收留在軍中任事。

  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趙葵率師北伐,乘勝收復淮河北岸的泗州等軍事重鎮。為了經營新收復的河南、京東地區的營田備邊,趙葵奉令移師泗州,把防線推到淮河北岸。余玠協助趙葵完善“強邊”、“固本”的戰備工作,在“營田、儲粟、修城、浚濠”等方面,功績顯著,“以功補進入副尉”,接著“擢升作監主簿”。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以應援安豐戰役卻敵有功,被任命為知招信軍兼淮東置制司參議官。不久,進工部郎官。同年九月,余玠率兵將入犯江淮的察罕軍打敗,解滁州(今安徽滁縣)之危。但此時河南的蒙古軍勢力日益增大擴展,在汴京(今河南開封)大造戰崐船,企圖南侵,南宋王朝深感不安。嘉熙三年,余玠率突擊隊深入敵后,靈活機動,以寡勝眾,建樹奇功。嘉熙四年九月,被提升為淮東提刑兼知淮安州(今江蘇淮安)。淳祐元年(1241)秋,蒙古軍出師河南,安豐告急,余玠率師救援,再一次擊敗蒙軍,官拜大理少卿,并升任淮東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奉命赴臨安(今浙江杭州)入朝奏對。在奏對中,他針對時弊著重提出兩個問題:一是舉國上下,應和衷共濟,事無大小,須當務實。意在改變社會風尚,振興國家民族。二是主張文武之士,平等相待,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應“視文武之士為一”,改變過去重文輕武的偏向。理宗稱贊他“人物議事皆不常”。十二月,蒙古軍進犯四川,守將無能,岌岌可危。理宗面對“亡形已具”的四川,任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曉喻他“任責全蜀”。余玠立誓:“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還之朝廷。”淳祐三年春,余玠到達四川。他效法諸葛亮“集眾思、廣忠益”的治蜀方法,并親自制定治蜀大綱,即《經理西蜀圖》。在重慶創建招賢館,鼓勵有志之士前來獻計獻策。時有播州冉進、冉璞兄弟,有文武才略,感于余玠開誠布公、禮賢下士的賢德,遂應召前來。余玠接待真誠,重禮厚遇。冉氏兄弟為玠獻“遷徙州城,鞏固西蜀”之計。歙州人方岳也從千里之外赴川,提出“以人心為金湯,以人才為武庫”之策。余玠便在釣魚山建都城,憑借釣魚山三面臨江、一面倚崖之地利,依山筑城,旁水設哨,重關迭立,內外有防,并聯結相鄰之利閬、果州、蓬州、渠州、瀘州、嘉定等十余城,形成山形體系,如臂如屏,以達到利用蜀險、以步制騎、揚長避短、克敵制勝之目的。又廣募民間忠勇,充實“強邊”,各地愛國人士相繼來歸。蒙軍屢犯,不得東下。淳祐四年與蒙軍交戰三十六次,大獲全勝。淳祐九年,蒙軍四路來攻;十二年,蒙軍欲掠都城,奪嘉定,都被擊敗。

  余玠入主四川,開屯田,墾荒地,修水利,勸農耕,輕徭役,薄稅斂,減輕百姓負擔,繁榮工商經濟。興學優士,文武并重,唯才是舉,士農工商,各得其業,人心向往。整頓吏治,論功行賞,有功必獎,有過必罰,量才錄用,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嚴肅綱紀,懲辦貪殘。凡不稱職官吏,果斷地加以革職。對于搶奪民財、殺害百姓、馭軍無紀、招降納叛的貪官污吏,堅決懲治。

  余玠治川十年(1243-1253),勵精圖治,使巴蜀軍事、政治、經濟全面好轉,百姓愛戴,皇帝嘉獎,晉升為兵部尚書,拜資政殿學士。寶祐元年(1253年),與統制姚世安不和,姚以宰相謝方叔為援,方叔便羅織罪名,將余玠召回。玠聞有召命,暴卒(一說服毒死)。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興建“余玠遺愛碑”及“余公祠”。  故鄉修水縣,將余玠列為宋元八賢之一,入“八賢祠”。

  江萬里

  (1198-1275),字子遠,號古心,今都昌縣陽豐鄉府前江家人。生于仕宦之家。幼年從父學《易》經。稍長,赴白鹿洞書院深造 。 后又游學于隆興府東湖書院 。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入太學,有文聲。寶慶二年(1226年)以舍選登進士第。寶慶六年,以舍選出身,任池州教授。嘉熙四年(1240年)出知吉州軍,從政之余,熱心教育。淳祐元年(1241年)創建白路洲書院,自為諸生講授。第二年,遷直秘閣,知隆興府,又建宗濂精舍,廣聚生徒,講學其中。因辦學成績卓著,三年,遷考功郎官兼直秘閣,先后主持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又遷駕部郎官、尚右兼侍講。五年三月,與理宗談論諸事得失,曾說:“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十一月上書彈劾林光遷等依權附勢之徒。十二月不顧主降派反對,勸說理宗啟用趙葵主持兵事,陳韡主持財政,使主戰派一度得以執掌朝政,為此屢遭主降派攻擊。六年,他升遷監察御史兼侍講,未幾,又升殿中侍御史。這時,他“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但為忤者嫉妒,謗言興起,言其母病未能及時到家送終,使其遭受酷罰,坐廢八年。

  寶祐三年(1255年),理宗起用 ,任福建轉運使。開慶元年(1259年)正月,投入京湖宣撫大使賈似道幕下任參謀官。十月賈似道入相,萬里同入朝,任國子監祭酒、侍讀。景定元年(1260年)入對,遷刑部侍郎。不久,升吏部尚書。次年,進遷端時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這年,萬里已年逾六十,是賈似道府中之任職最久者。他開始雖俯仰默容,為賈似道所用,但他秉性耿直,臨事不能無言。賈似道惡其輕發,故每次都不能久在其位。同年十二月,又因觸怒賈似道,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至景定四年,才以原職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

  景定五年十一月,度宗即位,詔求直言善諫之士,召江萬里回行都臨安。咸淳元年(1265年)二月,任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與賈似道同朝。賈似道擅政后,位極人臣,極力推行賣國主張,使疆土日削,國勢日危,萬里不能奈何,便于同年七月,奏請歸田,未允。十二月,賈似道以辭職要挾度宗,度宗涕泣,欲拜留,萬當即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平日,帝在講筵,每問經史及古人姓名,賈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答,使賈積怒而謀逐出萬里。江萬里深知不能擺脫賈的控制,在朝無所作為,不得已四次上書求退,均未獲準,直至咸淳十年,才以疾退居饒州芝山,鑿池芝山后圃,名其亭曰“止水”,借物明志,表示將于此以身許國。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饒州被元軍攻破。江萬里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及元軍將至其第,萬里執門人陳書器手與之訣別,流著淚說:“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共存亡。”言畢,偕子江鎬及左右相繼從容投水死,一時尸積如疊。后來,張世杰(南宋抗元將領)收復饒州,得悉其事,奏報朝廷,朝野聞知,為之震動。恭帝輟朝志哀,并詔贈太傅、益國公,后加贈太師,謚文中。故鄉都昌縣及捐生地鄱陽,均設立專祠祭祀。

  邢凱

  (生卒年不詳),號坦齋,武寧縣長樂鄉西坑人。南宋中期筆記小說家。

  邢凱曾與滁平、李叔盈同至建昌宏齋先生處,執經問難。嘉定七年(1214年)中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致仕后,回到家鄉,筑黃岡書院,藏書萬卷,終日與文人、詩人飲酒賦詩以自娛。

  邢凱學識淵博,經、史、文學、醫學均有造詣,著有《筆衡》和《坦齋通編》兩部書,其中《筆衡》是醫學著述,“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各家醫書多引據之”。《坦齋通編》是考證經史、評述詩文等方面的隨筆體著述,原本早已散失,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時,根據散見于《永樂大典》中各處者逐韻掇拾,編成一卷,只有幾十條,收入子部雜家類。《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成于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以后,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間論史傳及雜事”,其“考證皆為精核”,“持論皆為正大”。還有不少關于詩歌創作方法等問題的論述。郭子章在《豫章詩話》中提到:“《坦齋通編》中有云: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傍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嘉獎鋪,東坡《入韻》詩:‘山憶喜歡催遠夢,地名皇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公乃更為‘皇恐’以對‘喜歡’。……”由此可見,邢凱對于研究、欣賞和評價古代詩歌,有獨到入微之處,有一定參考價值。

  周應合

  (生卒年不詳),原名彌后,字淳叟。有文名,被召入朝,廷見時,宋理宗趙昀,給他更名“應合”。世居武寧縣城,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宋寧宗親書“棣華”二字,榜其家堂上。周應合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中進士,授江寧府教授。約于淳祐末年至寶祐初年,編纂《江陵志》,以文名被召入為實錄院修撰,后為建康知府、江東安撫使馬光祖賞識,調任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干辦公事,奉命修撰《建康志》,馬光祖為主修,周應合為主編,于景定二年(1261年)成書。全書先分總類,后又各分細目,載有留都錄、建康圖、疆域、山川、城闕、官守、儒學、文籍、武衛、田賦、風土、祠祀、人物等,層次明晰,適合于地方志記述繁多的需要,故為后世所廣泛采用,成為傳世名志。《四庫全書》稱此志為“授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核”。

  度宗時,周應合被征為御史,他得悉朝政利弊,痛恨奸臣弄權,不勝感慨地說:“我為言官,是皇帝耳目,今有奸臣當權,我如不言,設言官何益?”于是未上任之前,即上疏彈劾賈似道昏庸誤國。度宗看了奏書,反而大怒,將他貶為饒州通判。賈似道仍未泄忿,又將他放到華州作一名有職無權的觀察使。應合一氣之下,辭官不做,隱居故里,在縣城鶴溪,深居簡出,不問政事,取名“洪崖處士”,人稱“溪園先生”。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被誅,擢周應合為直賢院學士,未赴任而卒。著有《洪崖集》、《溪園集》,惜多失傳。現只有《景定建康志》尚存南京。

  崔嘉彥

  (生卒年不詳),字希范,號虞真人,南康軍人。相傳為淳熙年間(1147-1189年)道士,一說是宋徽宗時(1101-1125年)道士,大約生活在公元十二世紀。

  嘉彥通曉醫術,尤精脈學。他認為,脈理難明,非言可傳,非圖可狀,遂在扁鵲《難經》、王叔和《脈經》以及高陰生《脈訣》的基礎上寫成《脈決》一卷,書中以《難經》的浮、沉、遲、數為宗,以風、氣、冷、熱主病,提綱挈領,簡明扼要,用四言韻語的體裁,闡明脈學的義理,便于初學者習誦。全書計682句,每句四字,共計2728個字,根據內容分為若干自然段,對脈的生理,脈與陰陽氣血管衛的關系,診脈的部位,診脈的方法,六部配臟腑,上中下配三焦,七表脈,八里脈,九道脈,中風脈,傷寒脈,暑濕脈,溫病脈,各種雜病脈,六經病脈,婦人脈、小兒脈、四時脈、五臟脈、肥瘦長短人的脈等等,都作了詳細的論述。書中提到的脈象有:浮、芤、滑、實、弦、緊、洪、沉、微、緩、澀、遲、伏、濡、弱、長、短、虛、促、結、代、牢、動、細、革、散、數等二十七種,此書言簡意賅。深受歷代醫家重視。《東垣十書》將其冠于篇首。明代李時珍的父親李言聞曾予刪訂,改名四言舉要,時珍將其輯入《瀕湖脈學》中。清代李延顯又取崔、李二氏的內容加以損益,編入《脈訣匯辨》。崔嘉彥所著《脈訣》實開后世用四言體裁撰寫脈學著作之先河,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嘉彥的醫學著作頗多,主要有《崔氏脈訣》(亦稱崔真人《脈訣》)、《紫虛脈訣》、《四原(原脈、原病、原證、原治)論》等。

  燕公楠

  (?-1301),字國材,號五峰(芝庵)。今永修人。

  公楠是宋朝禮部侍郎燕肅的七世孫。十歲時,就能落筆成文。南宋末,舉鄉貢,任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平定江南,燕公楠授同知贛州事,遷吉州路總管。二十二年,召至京都,忽必烈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與朝政。公楠辭不就,乞補外職,任江浙行中書省事,遷江淮行尚書省事。那時,江淮屬邊陲地區,多閑田。公楠到任后,奏請朝廷,召集流亡百姓屯田墾荒。至元二十五年、三十五年,他兩次擔任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事,使兩淮地區大片廢墟變為良田,共得藏匿公私田69862頃,歲出粟151100斛,征稅2600貫, 帛1500疋,麻絲2700斤。他曾以輕快的筆調,寫詩一首,描繪江淮大批閑田墾復后,瑞雪兆豐年的景象:“疑是瓊樓上界仙,散花布地又年年。玉龍松老尤擎重,翠羽寒梅敢占先。甲胄戍邊思挾纊,貂裘換酒不論錢。舊家風味都休說,預喜豐年賦大田”。

  公楠居官清正廉明,敢于為民作主,革除弊政,除暴安良。在任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僧格(一作桑哥)既敗,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他奏請更張,以固國本。忽必烈高興地采納他的意見。在任河南行省右丞時,他厘正鹽法,民眾稱便。對于惡人,他秉公執法。江西管田吏貪橫,民憤極大。他按罪處理,將其罷官。轉運司判官唐申在家鄉沅州,豪奪民田,他也依法給予判刑,民心大快。

  成宗即位, 公楠入朝進覲, 改任湖廣行省右丞。大德五年 (1301年),召回京都后卒。今葬德安縣高塘鄉烏石燕姓墳地。著有《五峰集》、《唱論》等。

  周天驥

  (生卒年不詳),字德之,周應合之子,元代人。他自幼聰明,經史百家諸書,過目不忘,終身成誦,七歲能做詩作賦,南宋時舉薦為神童。謝枋得(號疊山)抗元失敗流亡中,過武寧,聞其事,深為贊嘆。到元朝,又舉薦博學鴻詞,授職為太和主簿,改授徐州司戶。因連帥推薦,升任江淮參軍,為軍中謀劃,多次建立奇功,再遷吉饒梧三路總管,以平南有功,加封為兩浙都督。入京朝見元世祖,奏對甚合帝意,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不久升為右丞相,佩金虎符,進封豫章郡公。天驥為官,正值朝代更替,每任官職,都能審時度勢,崇尚謹慎簡樸。為政遵循舊制,重在撫慰,尤能與士卒同甘苦,部下兵將多愿效力。天驥少年時,曾讀書于城郊山中,后人名其山為“神童山”,并立廟紀念。

  黃澤

  (1260-1346),字楚望,原籍長安,唐末遷居資州(今四川內江)。父儀可,由資州遷居到九江。

  黃澤治學資質不凡,自以倡明經史、學習儒道為己任。他始終堅持“學而不思則罔”的原則,好學深思,往往因過度疲勞而得病,但病愈之后,復苦思如舊,久而久之,終于探索到書中之奧妙。

  元成宗大德年間,江西中書省相臣得知黃澤是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特授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之職。他在景星書院教學時,“一切經解史義,常能往復辨難,穿穴揭微,得古人所未見”。他嚴格要求學生“學而思,思而學”,學思結合,使學生得益匪淺。后來,他又任東湖書院山長,前來入學的學生更多,有的還不遠千里而來,使東湖書院盛極一時。此時,他一面教書,一面著書立說,寫出《苦思吟》十章,學生互相傳誦,稱贊不已。十年期滿,他即回家,不再外出教學。

  黃澤回到家中,一面研究經學;一面在家辦私學,繼續教書,并以教書收入奉養雙親,維持全家生活。他對來求學的學生,因材施教,注重實際,不尚空談,使學生進步很快。他在研究經學中,提倡“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才能“窺見本真”。他在考釋經學中,以漢唐時期注疏為依據,對各種文物名稱,歷代制度,都作了詳細的考察。觀點來自程(頤)、朱(熹)。在這個基礎上,他揭示六經中疑義千余條,修正了朱子門人所沿的成說。元代理學家吳澄看了他的著作,贊佩說:“我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

  黃澤家境清貧,常以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以自慰。當他年邁,不能教書后,遇災年,家人曾一度采集木實草根充饑,他意志頑強,仍堅持著述,并以儒家學說沒有倡明、經學失傳而憂心。至正六年卒,享年八十七歲。《元史》入《儒林傳》。遺著有《思古吟》、《十翼舉要》、《忘象辨》、《象崐略》、《辨同論》、《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

  祫合考》、 《周太廟祭合食說》、 《丘甲辨》、《易經濫觴》、《春秋旨要》等。

  張羽

  (1333-1385),字來儀,后以字行世,便改字為附鳳。今九江市人。元末明初文學家。他少時隨父親居江浙任所,因戰亂兵阻不得歸,與友人徐賁寓居吳興,曾任安定書院山長。后又遷至蘇州。洪武四年(1371年),應召至京師,垂問政事,所對不合旨意,被遣還。后再征,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才,十六年,親自述滁陽王事命張羽撰寫廟碑。不久,因事獲罪放逐嶺南,未至半道,召還,自知不免,于洪武十八年,投龍江死,年五十三歲。《明史》入文苑傳。

  張羽是明初著名文學家。文、詩、畫皆有名,以詩見長。文章精潔有法,作畫師小米。明初,吳中多詩人,他與高啟、楊基、徐賁并稱“吳中四杰”,以與唐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相媲美。他的著作主要是詩文,有《靜居集》四卷(附卷一卷,補遺一卷,校勘記二卷),《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補遺一卷)。《四庫全書》、《豫章叢書》、《四部叢書》和《盛世崐百家詩》等都收有他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目對他詩作的評價為:“律詩意取俊逸,誠多失之平熟。五言古體低昂婉轉,……。至于歌行,筆力雄放,音節諧暢,足為一時之豪”。

  歐陽一敬

  (1522-1569),字司直,號柏庵,彭澤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進士,授浙江蕭山縣知縣。為政廉平,以愛人為本。初到任百姓訴訟很多,他抓緊審理積案,作到“刻決無滯,庭清獄空”。他自奉儉約,除俸祿之外,一無所取。當時海疆傳來警報,浙江總制官奉命剿捕,虐待郡縣官吏。一敬獨守禮法,不曲徇取媚。總制開始想中傷他,后經查訪,知道他才能、德行好,便很尊重他。三年績成內召,蕭山縣百姓為他立祠尸祝(表示崇敬)。

  一敬不畏權貴,敢于進言。據《明史》記載:他先后彈劾朝中權貴二十多人。在任刑科給事中時,他“劾罷禮部尚書董份”;在任兵科給事中時,他一連上《劾高拱書》、《再劾高拱書》,指責當時掌握朝中大權的高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行文激昂慷慨,有理有據,有極大的說服力與感染力。史稱“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明世宗朱厚在看完一敬的奏疏后,對輔臣徐階說:“此豈歐陽修裔(后裔)乎?何文章、氣節多似之也。”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刷新政務,有言官論時事被罷黜,一敬聽后嘆道:“此豈新政所宜有耶?”即上章請解己職,以通言路。有久,一敬陳兵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因而罷去,除了一大積患; 宦官呂用等執掌原營,一敬力諫,事寢(停止)。其后直聲震朝野,擢太常少卿。

  一敬任太常少卿后,曾一度辭官歸鄉,閉門謝客,不干預地方任何事情。但是,人在家鄉,心系朝廷,曾有《白云樓》詩一首:“得辭青鎖賦歸來,臨眺何心上碧臺。只有君親酬未了,日光云彩共徘徊。”后來又被朝廷任用。隆慶三年(1569年),他曾彈劾過的高拱又起柄政,復論徐階之過。一敬考慮必將遭受報復,憂慮成疾,決意辭官歸里,在獲準回鄉、行至德州時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著有《柏庵遺稿》。

  萬衣

  (生卒年不詳),字淺元,九江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父喪,服闋。期滿,補北刑部郎中,奉命審理積案,對受株連者多平反;對量刑過重者,亦依律給予減輕。朝廷發現他為官公正干練,在考查中,定為“上考”,轉任曲靖道副使。曲靖,是漢、苗民族雜居的地方,民族關系復雜,時有騷動。經他三年調整安置,終于使這個地區穩定下來。不久,升遷福建布政使時,倭寇騷擾東南沿海各省,轄地興化告急。他不避艱險,連夜親往莆田,以重金收買敢死之士登陣對敵,并巧設奇兵,俟倭寇迫近城下,斬敵無數,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后調任河南左布政使,他勤政愛民,收納稅款時,必躬身親往,郡縣前來納稅者,即面兌而去,不等過夜。往例積存萬余金,他廉潔奉公,不入私蓄,盡數充實常平諸倉,中州百姓稱為“萬公倉”。但是,由于當時朝廷腐敗,朝政混亂,歪風盛行,竟遭讒言罷歸。他只好“筑草堂,開三徑,泊然物外,教授諸子及孫”,“又置義田五百畝,以贍宗族,建家塾,教養本族子弟及來學者”。在病危時,他取出別人向他借貸留下的欠據全部燒毀。享年八十有一。著有《萬淺源集》及《草禺子》、《匡廬圖考》、《人紀新書》等。

  趙光抃

  (1595-1643),字彥清,號石谷。原住德化縣仙居鄉(今九江縣城門鄉),其祖父于明朝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遷居縣城,并在縣城之南購買地皮,建造宅第,砌筑花園,名趙家花園。光抃為第三代園主。花園雖已早廢,但其地名至今猶存。光 為天啟五年(1625年)進士,父親贊化任工部郎中。當時同朝為官的同鄉曹欽程,因父事閹黨魏忠賢而驟升太仆少卿。光抃勸他說:“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曹欽程聽后懷恨在心,不日即找個借口,出贊化為南寧知府。南寧地處邊遠,贊化年老失意,憂郁而死。光抃回家奔喪,待到三年期滿,起為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司郎中。

  趙光抃喜談兵,才氣雄豪,深得大司馬楊昌齡賞識,屢次上疏向朝廷推薦。崇禎十年(1637年)秋,趙光抃被派往冀遼巡察邊務,周歷數千里,盡得邊塞形勢,戰守機宜,并擇其要點列為十二事進獻,擢任駐密云巡撫,上任不久,便告發密云監軍鄧希詔奸謀。朝廷召希詔還京,令宦官孫茂林前去核實,茂林為希詔開脫,趙光抃反而坐罪,充軍廣東。十五年,邊境戰事又起,形勢益發緊張,急需熟悉邊務的人才前去主持軍務,穩定局面,朝中大臣皆推薦趙光抃復職。光抃家素來富裕,聞命即帶數萬金晉京為軍資。既至,召見德政殿,授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僉御史,總督薊州等諸鎮軍務,兼督諸路援軍。援軍至者雖多,但皆觀望。此時薊州已被清軍包圍,光抃至,命放大將軍炮,無人敢應。光抃下馬,親自點放。接著,他把長須藏入囊內,率領二騎,疾馳入城。城上鼓吹大作,大呼“新督蒞任”。清軍望而興嘆,薊州之圍遂解。后清軍分兵四出,河間迤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率軍往南;又聞塞上警報,又率軍往北。廷臣交相彈劾,說光抃對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陽,坐視淪陷。崇禎命他立功自贖。十六年孟夏,清軍北旋,光抃與唐通、白廣恩等準備組織螺山大戰,可是,臨時拼湊的軍隊,不戰而敗。遂奪職候勘,不久,與范志完同日被殺于北京西市。

  南明福王時,太仆少卿萬元吉為光抃申訴,言其受任于敗軍之余,身先被創,與誤國志完同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都為他抱冤。遂為其昭雪,并復其官,遺骨遷葬今九江縣新合鄉小石山南麓,其墓至今尚存。《明史》有傳。著有《船政錄》、《邊情考藏》、《職方奏議》、《御房書稿》、《集思錄》、《木筆齋詩文集》和批訂《陳龍川集》。

  宋之盛

  (1612-1668),明末清初時人,字未知,又名宋佚、宋惕,世居星子縣白石咀(今華林鄉境內)。四歲喪父,兄弟三人,之盛居幼,由長兄撫養。之盛少時聰明好學,“一目數行”,成績優異,十四歲入郡庠,二十七歲中付車,繼登鄉薦,兩次進京,考進士未中,回鄉以授館為業。

  清兵南下,之盛痛心疾首,更名宋佚,隱居黃龍山青霞觀等處讀書講學,后遷至髻山,四方來會者甚眾,和他一同歸隱者有他的友人吳一圣、查世球、余晫、查轍、夏偉及門人周祥發,后人稱為“髻山七隱”。順治七年(1650年),江西巡撫蔡某(《江西通志稿》注:“蔡某即蔡士英于順治九年任江西巡撫。”此處據《星子縣志》)禮聘他為白鹿洞主席,他懇辭不應。從此,杜門山中二十年,誓不入仕,不進城,不拜地方官吏。雖家境日漸破落,但他愈砥礪操行,雞鳴而起,靜坐養氣。每逢國喪之日,他穿上明朝衣冠,閉門謝客。曾在《吊淦君鼎闔門殉節》一詩中表露了他當時的心境:“孤身孤月贛城頭,任作南冠只自由。氣引百鈞爭一發,宮無九品重千秋。劍懷過似豐城拂,冰性肯依章貢流。欲賦招魂招未得,湘江風雨思悠悠。”

  南豐程山謝文薦慕宋之盛名望,熱情邀請他前往,他偕僧人石興乘舟與謝相會,兩人相見恨晚。之盛又邀寧都有名文學家魏禧、彭任至程山,一時群賢畢至,疑義共析,相交甚歡。(按《清史稿?謝文薦傳》記載:“……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髻山七隱亦以節聞名,而文薦獨反己暗修,務求自得。宋之盛過訪,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余,于是皆推程山,謂其篤修行,識道本。”此處據《星子縣志》)。

  宋之盛潛心理學,以明道為宗,識仁為要,力辟佛教之非,反對“授禪入儒”,斥之為“疏糲摻入芝術”。

  宋之盛文筆清挺,淵懿深厚,文名為當世所重,詩歌創作亦具有獨特風格。 著述繁豐,多為講學文章語錄類,有《求仁篇》、《乙已歲余錄》、《髻山語錄》、《丙午山間語錄》、《程山問辨》、

  《匡南山所見錄》、《喪禮燈誤》、《太極歸心圖說》、《大學詠》等,這些著作大都失傳,只有胡思敬編的《豫章叢書》收入了他的《髻山文抄》二卷。

  宋之盛于康熙七年(1668年)逝世,終年56歲,門人私謚文貞,世稱白石先生、髻山先生。《清史稿》附《謝文薦傳》。后奉旨入鄉賢祠,從祀白鹿洞書院。

  雷發達

  (1619-1693),字明所,今永修縣人。他家世代以木工為生,其先祖在明代洪武年間,即以工匠身分服務于宮廷。明末,祖父雷王成因避戰亂攜子振聲、振宙遷居于南京。發達即振聲之子。從小愛好木工技藝,稍長,跟隨父親學藝,白天做工,晚上獨坐燈下,學習建筑圖樣的設計和繪制。

  康熙初年,清王朝對明代故宮準備大規模的擴建和改建,并大修園林,興建離宮和外八廟等大型建筑。雷發達以建筑工藝見長,被征調至北京,參加修建皇宮的浩大工程。當時,全國被征調的工役二十多萬人,木工亦有數萬人,其中名師巧匠很多。他擔任工部樣式負責人,虛心求教,融會貫通,技藝與建設水平得到新的提高。康熙中期,他設計重建故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相傳建太和殿時,因缺少大木梁,發達建議拆取明陵楠木舊梁柱充用。上梁之日,康熙率百官親臨行禮,正當上梁時刻,大梁因卯眼不合,懸而不落,工部長官相顧愕然,唯恐有誤上梁吉辰,發達袖斧攀上屋梁,斧落卯合,上梁禮成,康熙大喜,面授發達為工部營造所長班。因此時人留下“上有魯班,下有長班,紫微照令,金殿封官”的歌謠。以后,規模宏大的圓明園工程開始,發達調任圓明園楠木樣式房掌案,實際上擔任工程總設計的任務。從此,人們便稱雷發達為“樣式雷”。

  雷發達在建筑設計、施工和裝飾工藝等方面,善于在繼承前人的傳統上,大膽創新,形成自己的風格。如中國古代的建筑群多采用中線南北縱深發展、對稱布置的方式。發達在進行清宮設計時,既在中線上的建筑物保持嚴格對稱,又對主軸兩側次要軸線上的各建筑物采用大致對稱而又靈活變動的格局,不但突出了中心,體現了“居中為尊”的思想,而且形成統一而又有主次的整體。

  發達年70解役,著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工段營造錄》。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享年74歲,歸葬金陵。長子雷金玉繼承其事業,到光緒末年,已傳到六代孫雷廷昌,掌管“樣式”房長達二百余年,他們參與設計的建筑物除皇宮外,還有四園:圓明園、頤和園、靜宜園、靜明園;三山:萬壽山、玉泉山、香山;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二陵:東陵、西陵。 雷家祖孫,世代精于設計圖樣,人稱“樣子雷”、“樣房雷”,北京圖書館藏有雷家設計圖紙數百幅。雷家設計圖樣的獨創性貢獻是:在平面圖中畫出個體物的透視圖,依據圖樣,先制作出“燙板”(今稱模型),再進行實地施工。雷氏家族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勞動,攀上了清代建筑和園林藝術的高峰。《中國建筑史》、《中國古代建筑史》等學術藝巨著,高度評價了他們在古建筑方面的成就。《世界著名科學簡介》一書也把雷發達的名字列入其中。

  陳奉茲

  (1726-1799),字時若,號東浦,別號晴牧居士。今九江縣人。

  奉茲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進士。授四川彭山、閬中等縣知縣,擢茂州知州,皆有善政。時值金川之亂,清廷以阿桂為定西將軍,領大軍進討,命奉茲佐軍務,取道三雜。三雜土司卓爾瑪是一婦人,以為官軍前來征伐,便閉道不讓通行。于是將校大嘩,言三雜亦叛,宜先攻。奉茲對大將軍說:“三雜并未叛,而是不知官軍此行之用意,可使人前往說明。”比至,一經說清,卓爾瑪即散守兵,具狀謝罪,積極為官軍籌集糧草。事后,朝廷加封卓爾瑪為“賢順”。卓爾瑪因而感嘆道:“惟陳公予我以生路,又予我以殊榮。”奉茲亦因功晉嘉定知府及建昌道,后升四川按察使,調河南按察使。先后擢江寧、安徽、江蘇等處布政使,署理巡撫,護兩江總督。凡在蜀中二十七年,居江南九年,每到一處,都能體察民情,洞察利弊,馭政以簡靖寬厚,從不大事張揚,而民患漸除;也不以厲威為聲名,卻深受吏民愛戴。好善樂施,獎掖后進。嘉慶時試士江南,一科得錢大昭、胡虔、陳鱣等,皆當時卓特之士,因負海內清望重名。蜀中稱東浦先生。卒于官,享年七十有四。有《敦拙堂詩集》十三卷行世,于道光年間入《四庫全書》。

  奉茲詩文卓然成家。清散文家姚鼐為作《江蘇布政史德化陳公墓志銘》,稱其“古文則所為不過十余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能逾也。”他的詩與蔣士銓(清戲曲家、文學家、著名詩人)齊名,以學杜(甫)得骨入神而著稱于時。當代許多著名詩人、學者都贊揚他為有清一代學杜之佼佼者。清著名史學家、考據學家錢大昕云:“先生冰雪心,苦吟悟至理。語言文字外,淡泊有余骨。詩似浣花翁,去膚得其髓。”他自己也以學杜自期,詩集命名“敦拙”,亦宗法杜詩古拙之意。但是,他的詩也有艱深晦澀之病。所以王文治在《跋語》中謂其“有用意過深之處,谫陋者轉嫌其未顯。”

  萬承風

  (1752-1812),字卜東,號和圃。今修水縣人。

  承風自幼深潛力學,后就學于白鹿洞書院,以詩文鳴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中舉人,四十六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入直上書房,為宣宗侍讀,六十年出為云南附考官。乾隆末年,權臣和坤欲招其為部下,他風骨崢崚,不附權貴,拒不從命。仁宗即位,覽其奏摺,譽為“一代群臣之首”。嘉慶四年(1799年),督學廣東,持躬端謹,力除奸弊,匡正士習,推重經世有用之文。皇帝嘗密諭他查訪大臣居官行事,有所察,即實陳。任安徽學政時,因定遠學子與鳳陽官吏有宿嫌,每屆試期,即生糾葛。縣官多偏袒小吏,考生氣憤不平。承風明察實報,縣吏被懲。嘉慶十二年任浙江、山東學政,隨后督學江蘇。十四年后,擢兵部侍郎,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嘉慶十七年(1812年)卒,享年六十一歲。宣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恪。道光十二年(1832年),晉贈太傅。

  承風為清代文學家,文才富麗,能文、善賦、工詩、精書法。他的古文遠宗歐陽修,律賦文質并茂,作詩無門戶之見,不分唐宋界而風格和平感人,其價值較大的是羈旅、山水、題畫、詠史之作。著有《思不辱齋文集》四卷、《思不辱齋詩集》四卷、《思不辱齋外集》三卷,《賡飏集》四卷,集黃庭堅手書勒于石并校刊《山谷刀筆》、《黃律厄言》等書傳世。

  范淑(1821—1846),字性宜,九江縣人,清代女詩人。她的祖父明德,由廩宜任泰和博字,后調湖南武陵縣丞,有政聲。升桃源知縣。父正衍屢試不第,以教書坐館湖口。兄元亨,咸半優貢副  舉人。妹名潤,享端儀,亦善詩,著有《續秋軒詩稿》。范淑擊生予書香門第,小康之家。但年未及第,父母相繼病歿,留下她和兄妹,相依為命,家境由清貧而桔據,繼而饑寒交迫。她擔負起“伴兄力字,撫教小妹”的重任,雖至“受聘”年齡,從不提及婚事,一心操持家務,終因“魔患操心,極予炥郁”,痛魔纏身,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病逝,年僅25歲。

  范淑自幼好讀書,以詩詞擅名。著有《秋軒詩續鈔》、《憶秋軒詩鈔》、《憶秋軒尺牘》。她的詩,清麗婉轉,富有幽怨的情境,卻沒有綺麗的習氣。如《落梅》:“率意來空圃,無心見落梅。依依自相惜,戀戀欲空回。花落枝們古,籬荒氣不衰。眼看桃欲放,為汝一徘徊”。又如《林下》“競日碧云下,默坐已無暑。涼風自何來,綠竹動清緒。好鳥歇幽林,梳翎復自語。不知下有人,此心靜如許”。她不僅善作律詩,絕句也不凡,或詠物,或抒懷,情致清新。如《殘梅即事》:“斷炊終不斷清娛,積雪無塵未忍除。最喜柴扉人跡絕,壓門三日尚如初”。她的懷人詩具有溫婉纏綿的風格。如《秋夜問園即事同端宜妹作因寄直侯》,其中有“隔斷塵寰花繞徑,洗空天地月當頭。縱橫影瀉皆為水,遠近聲來共一秋”,堪稱佳聯。尤其可貴的是,他的詩歌題村不囿予閨閣佳治,能大膽地觸及社會現實,如實地反映自己不幸的遭遇,控訴人間的不平。如《風雨夕》:“誤料嚴寒未有期,薄棉典盡落花時。意風凄緊燈光覺,庭雨高低竹自知。傳說遙山伏積雪,不堪明日又無炊。閉門無異隆冬境,消受長更靜背詩”。一個凄風苦雨,饑寒交迫之夜的情景躍然低低。她還寫出了象《飛蝗謠》這樣反映天災人禍,留意民間疾苦的佳篇。

  林啟容

  (1821-1858),廣西人,原籍湖南。咸豐元年(1851年)參加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為東王楊秀清部屬。咸豐三年五月擢土官正將軍,隨賴漢英西征。六月,攻占安徽安慶,江西彭澤、湖口、南康(今星子),進圍南昌,擢升殿右八指揮。9月,回軍攻克九江,奉命鎮守。

  林啟容受命進駐九江后,在政治上打擊豪紳,賑濟貧民,宣傳太平天國的綱領和政策,以穩定民心。在軍事上加緊構筑內外城防。在外圍,他以北岸的小池口、南岸的梅家洲及石鐘山為依托,分別派重兵扼守;在內線,以城墻為依托,壘筑炮臺,架設重炮。“筑城如帶,掘壕如川,堅深無匹”。咸豐四年四月,林啟容再擢為殿右十二檢點。同年,太平軍在湖北、湖南接連失敗,曾國藩于咸豐五年一月十四日,率胡林翼、塔齊布部進攻九江西門。林啟容鎮靜堅守,三退敵師,湘軍死傷甚眾。十八日曾國藩再次分兵四路,進攻西門、南門、東門和九華門。林啟容采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先打強敵,挫其銳氣,擊敗敵軍,被封為忠貞侯。曾國藩屢次受挫后,采取“舍堅而攻瑕”的新戰略,留下塔齊布部繼續圍攻九江,改派胡林翼、羅澤南兩部謀取梅家洲以切斷九江之外援,“先剪枝葉,后圖根本”。值此緊急關頭,石達開率援軍來到九江。林啟容配合援軍在湖口、九江擊敗了曾國藩的水師,湘軍不但沒有取得梅家洲,反而損失大小戰船幾十只,其水師亦被截為二部:一部留在外江,一部鎖入內湖,首尾不能相顧。曾國藩在羞愧交加中投水自殺,被他的部下救起。對于圍城的湘軍,林啟容一面修城固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隊,靈活機動,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襲擾敵人,迫使湘軍撤退,其統領塔其布屢被擊敗,八月在“驚悸憤懣中暴死”。林啟容擢升為春官正丞相。咸豐七年,湘軍統領李續賓率軍二萬余眾再犯九江。他采取穩打穩扎.步步進逼的戰略,發動大規模的攻城戰,又一次被林啟容擊敗,以功封貞天侯。李續賓見正面攻城,圍而不死,便于同年下半年改變戰略,對城內圍而不攻,集中兵力進攻小池口和湖口。十月,兩地先后淪陷,九江成為一座孤城,林啟容仍率孤軍奮戰。咸豐八年五月初九日,九江城已被湘軍轟倒東面和東南面城墻百余丈,他仍率領一萬七千饑疲不堪的守軍,浴血巷戰,全軍壯烈犧牲。

  林啟容駐守九江六年,保境安民,與敵大小數百戰,兵單糧少,不屈不撓,浴血奮戰。曾國藩也不得不說:“林啟容之堅忍,實不可及也。”太平天國十三年(1863年),追封為勤王。

  熊符夢

  (1825-1887),字先昊,號渭湟,德安縣尖山巖子沖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舉,任江西雩都訓導。秩滿在家辦“熊符夢書院”兼行醫。書院課程除經、史、文三科外,還有醫學。

  同治末年,熊符夢赴北京考進士未中,翰林院教習覺羅氏見他既有文才,又懂軍事,且精醫學,便薦舉他為云南寶寧縣(今廣南縣)知事。寶寧地處南疆,瘴氣為患,盜寇出沒鄉里,百姓疾苦深重。符夢抵縣,一面除暴安良,使壞人斂跡;一面傳醫送藥,使百姓祛病延年。三年任滿,百姓挽之難留,為不忘惠政,送兩件紀念品:一為木制對聯,文曰:“符公蒞寶寧,政通人和標偉績;夢醫祛瘴癘,邑泰民安慶升平。”一為用大理石制之洗澡盆,繪刻日、月、龍圖案和“故里洗塵,安康長壽”銘文。熊符夢從寶寧解印歸來,見朝廷腐敗,無意再仕,仍以教書行醫為業。

  熊符夢在醫學上提出“醫學道德之業,救人生命,慰人精神,賦人康寧”; “病家至上,醫家為輕,患者為君,醫者為仆”;“醫學擇賢而傳,賢者乃勤學、胸寬、心細、思敏、廉明”的醫道原則。經過長期行醫,他深感醫生只有博學卓識,才知百藥的升降浮沉。因此,每到一地,必拜老草醫、老藥農為師,廣收民間驗方,吸收各家流派之精華,親身實踐,崇古而不泥古,效法李時珍求藥于林、王清任明病于體的精神,在從政、從醫、從教之余,潛心撰寫醫學著作,著有《醫林備要》、《臨診雜志》、《華氏中藏經校注》等書。

  陳寶箴

  (1831-1900),字右銘,今修水縣人。湖南巡撫,清末維新派名臣。咸豐元年(1851年)中舉。三年回鄉,隨父組織義寧州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十年,入京會試,落第留京,與北京名士易佩紳、羅亨奎交游, 切磋道義、經濟之學,時人有“三君子”之譽。同治元年(1862年)投江西席寶田幕中,為其參謀劃策。同治三年,赴南京投奔曾國藩,深受器重。同治八年,經曾國藩推薦,入京覲見,外簡湖南候補知府。入湘,奉命代理因病而去的席寶田主持軍務,鎮壓苗民起義,以功擢升道員,充營務處。光緒元年(1875年),署理湖南辰永源靖道事,治鳳凰廳(今湘西鳳凰縣),教當地山民植茶、栽竹、種薯,以蘇民困。又率百姓鑿沱江,使行舟暢通。六年,改官河南省之河北道,捐資創辦學堂“致用精舍”。九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因前在河南省任內刑獄被劾,免職歸家。十二年,經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調廣州。適黃河在鄭州決口,被詔襄助塞河,所提治策,深為中肯,甚受河督李鴻藻重用,大臣交相論薦。十五年,湖南巡撫王文韶上疏薦“陳寶箴可大用”,召入都,次年授湖北按察使。視事三日,改授布政使。十九年,調直隸布政使。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統兵六萬,駐營山海關內外,準備與日軍決戰之際,光緒皇帝召見寶箴,詢以戰守方略,所奏甚合帝意,乃命寶箴督東征湘軍轉運。其所治糧臺被劉坤一譽為軍興以來所“僅見”。翌年寶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悲憤交集,痛哭流淚,嘆道:“無以為國矣!”后屢為國事上疏,痛陳利害得失,希望變法圖強。

  光緒二十一年秋,陳寶箴受任湖南巡撫。他深感國勢日弱,原由弊政,遂立志在湖南省推行新政,“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之根基,足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在其子三立的輔助下,與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等進行一系列革新。其新政之大而要者有六:一是整肅史治,識優別劣,獎懲分明。二是開礦設廠,以辟地利,力圖富強。三是創辦《湘學報》,宣傳維新,喚醒民眾。四是成立南學會,授權討論地方革新,推行自治。五是設時務學堂,以開民智,培養學通中外之人才。六是裁汰舊營,招募新軍,勤加訓練,務成勁旅。一時,各項新興事業次第蔚起,革新規模初定,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相繼來湘,協助寶箴從事維新改革。譚嗣同返回故鄉辦《湘報》,出任“南學會”學長,宣傳變法圖強,主張解放婦女,薦舉秋瑾女士為不纏足會的理事。梁啟超亦被聘為時務學堂的總教習,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培養新人才。當時在校四十余名學生,大都成為民主革命斗士。不少國際人士赴湘參觀,輒“引日薩摩長門諸蕃以相比”。但是,在試行新政時,遇到湖南守舊派王先謙、葉德輝等的阻撓。王先謙甚至領銜聯名上《湘紳公呈》。此時,寶箴既想鞏固新政成果,又對頑固派作出某些讓步。光緒皇帝聞之,立即諭勉:“堅持定見,舉辦新政,勿為浮言所動,稍有游移。”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百日維新”正式開始,任命康有為參贊新政,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四章京,在軍機處幫助主持變法事務。陳寶箴認真執行變法詔令,并屢上奏摺,陳述政見,支持維新,稱康有為識略“卓超”,議論“宏通”,是有為敢言之“奇士”,難得之“人才”,懇請皇上信之任之。后又將所知京外賢能十七人,向光緒皇帝保舉。楊銳、劉光第遂得入為軍機章京,籌劃新政。他實為當時督撫中推行新政最得力者,受到光緒皇帝嘉獎。不幸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崐“百日維新”宣告結束,“六君子”(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崐旭、楊深秀和康廣仁)被殺害,其中楊銳、劉光第為寶箴所薦舉,故以“濫保匪人”之罪名,被“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陳寶箴被罷黜后,當年即攜眷離湘回贛,于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在新建縣西山其夫人黃氏之墓側筑室以居,名其宅為“ 山廬”,取“青山”二字相屬之義。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陳寶箴在“  廬”突然以微疾卒(一說慈禧太后賜死),享年七十。遺墨有奏議、批牘、書牘、文集、詩集等多種。

  張宿煌

  (1844-1904),字碧垣,號伯羅,別號種松子。湖口縣酬山人。清代文學家。

  宿煌少年穎異,以詩賦補博士弟子員。同治元年(1862年)中舉,授清江縣教諭。他一生好學不倦,博覽群書,性好典籍,精考據,善詩文。士林推為經師,多游于門下。

  宿煌勤于著述,詩文稿編定成冊的有數十種,以詩鈔卷帙為最多,共有詩作九百五十多首,分為十二卷,還有文集三卷,合編為《退思堂詩文鈔》,取思退補過之意。故其所住之地亦稱“退思地”。

  他的文章博雅淵懿,借古諷今,所撰《春秋夷狄本末四論》,針對西方侵略中國的現實,規勸統治者必須重視“人謀”。主張“嚴中外之大防,則必自治春秋始”。他的詩構思奇特,氣勢豪放,以樂府詩成就最高。密友楊是隆曾題其詩云:“飛鴻藜蕨最關情,書生民瘼藏之久,放懷千古唐宋間,長慶劍南如親授”。晚年曾作《五柳嘆》,揭露劣紳貪僧勾結官府向洋人出賣廬山主權,贊揚當地百姓挺身而出英勇護山的愛國精神。他的筆記文,搜集湖口縣內傳聞、典故要事、地方志著作,考核詳備, 所作的《郡邑拾遺》和附編《五柳鄉談》、《備忘紀年》,均為當時縣志所不及記載的珍貴史實,為后人重修志書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他編寫的《古今文考略》、《孔子年譜》、《新  杌》等專著中,有許多精細的考證,很有學術價值。

  高善繼

  (1854-1894),字次浦,彭澤縣虎廠塢高村人。光緒元年(1875年)舉乙科孝廉方正。朝考縣職,任江西弋陽縣訓導。到職后他重視培養選拔品學兼優的人才,而不計其富貴貧賤,一掃縣學積弊。弋陽縣令蔡某貪贓枉法,善繼列其罪狀三十條,予以揭發。蔡某因之被革職查辦。學使陳寶琛稱贊說:“想不到冷衙門中竟有這樣熱心腸的人!”。光緒十四年,善繼中江西省戊子科舉人,保候選五品知縣。光緒十八年,赴北京會試未中,后赴天津任縣教諭。

  光緒二十年,日本借口朝鮮東學黨之亂,派兵攻占朝鮮,單方面破壞1885年中日雙方簽定的共管朝鮮的協定,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高善繼深感國家危急,謁見李鴻章,自請投筆從戎,為國效命。當時李鴻章秉承慈禧太后旨意,圖謀避戰求和。高善繼以話不投機,憤然離去。轉投直隸通永鎮總兵吳育仁,留為仁字軍營務處幫辦。此時朝鮮當局請兵求援,函電交馳,急如星火。李鴻章迫于形勢,才決定派仁字軍三個營增援朝鮮。高善繼慷慨陳詞,請赴前線。總兵吳育仁即命他同翼長江自康一起帶隊赴朝。七月二十三日,高善繼與營官駱佩德帶領兩個營,乘英輪“高升號”啟航。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半,當“高升號”駛至牙山附近海面時,日艦“浪速號”直沖“高升號”而來,并發出“下錨停駛”的信號。英國船長高惠悌(譯音)立即遵行。接著日艦連續發出三次警告信號,威逼“高升號”投降。高善繼激勵將士說:“我輩自請殺敵,豈可貪生怕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駱佩德也表示:“公死,我等豈可獨生!”

  情況愈益緊迫,“高升號”船長高惠悌三番兩次代日本出面招降,并準備隨日艦“浪速號”行駛。全船官兵,憤怒萬分。高善繼以仁字軍幫辦身分,向船長提出嚴重抗議,因語言不通,臨時由乘客中的德國人漢納根(譯音)上尉擔任翻譯,將中國官兵的決心告知高惠悌:“寧愿死!決不屈從日本人的命令,誓不投降!”往返交涉,歷三小時之久。以高善繼為代表的中國官兵不怕威脅,勇對強敵,英輪船長及全船員工都下船逃命。高善繼命懸上紅旗表示決一死戰。日“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見招降被拒,決定對中國官兵發動攻擊,十二時半,敵艦先向“高升號”發魚雷,繼以六門右舷炮猛擊。在此生死存亡關頭,高善繼鎮定自若,指揮官兵,僅憑手中步槍,英勇還擊,即在“高升號”垂沉之際,依然視死如歸,奮力搏斗,直到船身完全沉沒,除少數為外輪救起或鳧水獲生外,高善繼與駱佩德等千余官兵壯烈犧牲。事后,光緒帝諭賜恤銀及祭葬,追贈道銜。載入清史稿《忠義傳》。彭澤縣人民將他的衣冠葬于家鄉虎廠塢高村之崗(今黃花鄉新民村),墓前石碑,具載殉國事跡,兩側刻有慶親王奕 撰寫的對聯:“旗常特表牙山色,冠服長留幽冢香。”現仍巍然屹立,供人憑吊景仰。

  張世膺

  (?-1911),字育和,又名華飛,九江市人。少時孤貧,以孝順母親聞名鄉里。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九江求學,與愛國青年徐秀鈞、蔡公時、吳照軒、沈文齡等秘密組織“慎所染齋學會”,暗中傳播革命思想,清地方政府察覺后,立即查封,勒令解散,被迫遠走他鄉。二十九年,考入江西高等學堂學習,與沈文齡、彭賢輝等秘密成立革命組織,并與海外革命人士書信往來,進行反清活動,再次被清地方政府取締,改名華飛,東渡日本,進日本士官學校學習,又與徐秀鈞、王侃等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他因家境貧困,以翻譯、著述維持生計,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鬼士官》即其譯著。三十一年夏,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成為江西籍最早同盟會員之一。隨后受同盟會總部派遣回國進行革命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清朝政府在河南彰德舉行南北新軍大演習,張世膺以“品優學粹”聞名,被調往擔任審判。演習結束,調奉天任教訓處提案。宣統元年(1909年),升任奉天陸軍小學堂總辦。在奉天,他鼓勵學生學習中國文化和歷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同時,暗中進行革命活動。當時在東北任延吉邊務幫辦、陸軍協統的吳祿貞,與他同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他見其胸懷大志,有膽有略,便主動接近,很快成為莫逆之交。宣統二年,世膺奉召入北京擔任陸軍馬兵科科長。祿貞亦被任命為北洋第六鎮統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人攻克武昌,旋即光復武漢三鎮。清遷派陸軍大臣蔭昌和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陸海軍前往救援。世膺擔心清廷援軍迅速到達,武漢方面難以招架,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軍事調撥權,拖延清軍南下。并同祿貞日夜奔走京師內外,遇有可以拖延清軍的機會,便加以利用,結果等蔭昌率援軍抵達漢口時,革命黨人的援軍已先期到達,革命基地武昌得以鞏固。但是,清軍在武漢失敗后,又從別處調運了大批軍火,準備繼續與起義軍作戰。世膺得知后,與祿貞一起趕到灤州,游說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將其截留。此時祿貞的第六鎮駐在保定,世膺任參謀長。清廷懷疑他們與這事有關。1911年10月,太原新軍起義,宣布脫離清王朝而獨立。為削弱革命黨人的力量,清政府即命祿貞進軍山西,攻打革命黨人。11月,祿貞、世膺將計就計,急忙率軍由保定前往娘子關與山西革命黨人會晤,當即議定成立燕晉聯軍,由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副之,張世膺為聯軍參謀長。燕晉聯軍成立,清廷震驚,一面授祿貞為山西巡撫而奪其兵權,一面暗中收買其部下馬惠田俟機暗殺。1911年11月7日馬惠田率領死黨突入祿貞的住處偷襲,祿貞不及提防,中彈倒下。住在鄰室的世膺與副官周維珍聞聲立即趕來救應,因寡不敵眾,亦同時遇害。1912年3月7日,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以大總統名義頒布撫恤吳祿貞、張世膺、周維珍三烈士特令。

  徐秀鈞

  (1879-1913),字子鴻,九江縣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東渡日本,進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攻讀。在日本與黃興、楊篤生等革命黨人接觸,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熏陶,與黃克強等組織“共進會”、“軍國民教育會”,并秘密參加“同盟會”。

  二十九年暑假,潛返九江進行反清革命活動,與九江革命志士林森、蔡公時、張世膺等在九江設立日文速成班,創辦“潯陽閱書報社”,在青年學生中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同年,在九江遭通緝,只身逃往香港,經友人資助,充任海輪傭工,隨船抵歐。初學拉丁語,繼進英國倫敦大學(一說治斯密亞丹大學),學習財政經濟專業。當時駐英公使汪大燮見其天資聰慧,品行端正,刻苦學習,非常賞識,經常雇用他到使館整理公文、檔案等。這樣,在英國堅持半工半讀四年,完成了學業。

  光緒三十三年,徐秀鈞學成回國,經汪大燮(時為清廷考察憲政大臣)推薦,前往沈陽,任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財政顧問。同年,新任東北三省總督徐世昌聘為幕府參議,對東三省的地方財政和經濟建設出謀策劃,多有建樹。宣統元年(1909年),徐世昌調任郵傳部尚書,推舉秀鈞率領人員赴德、奧考察郵政。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秀鈞經俄國.蒙古回國。

  1912年3月,南北議和,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北遷,秀鈞任總統府秘書。同月19日,應江西都督李烈鈞電邀回贛理財,就任江西都督府顧問。為解決江西財政嚴重虧損問題,他建議,以江西民國銀行的名義,發行地方鈔票和公債,同時開辦典當,禁止錢商典當發行的錢票,以穩定和活躍金融市場;抓好鹽運鹽稅,停繳中央稅款,以增加財政收入。李烈鈞對他的建議一一采納,并于同年七月,以都督名義委任徐秀鈞為江西銀行總理,“稟承都督管理銀行一切事宜,監督指揮所屬人員”。據1913年統計,江西銀行先后發行紙幣合計銀元近一千五百萬元,又截留中央財政部發行的一百二十萬公債款,使全省財政金融日益充實,為以后李烈鈞擴充軍備、討袁起義打下經濟基礎。

  1913年3月,秀鈞被江西省臨時議會推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再度進京。不久,又當選為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那時,袁世凱自恃大權在握,陰謀復辟帝制。起初企圖收買秀鈞為其所用,但秀鈞不為所動,還在國會揭露袁氏不經參議院同意,私下與五國銀行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后大借款”,用以購買軍械,增加軍隊,鎮壓革命,力圖通過國會和法律取消借款。同時將所偵知的北洋六鎮的軍事情報和袁氏種種稱帝的黑幕,密告李烈鈞,為江西計袁獻計獻策。李烈鈞在湖口起義,出兵計袁,時稱“二次革命”。秀鈞與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提出南下參戰、助戰,提議袁世凱立即引咎辭職,以謝天下,得到多數議員響應。

  1913年9月,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后,控制了局勢,著手暀拕洔憗解散議會,并以“亂黨”、“逆謀”、“駐京刺探政情”等罪名,通緝與二次革命有關的在京部分江西議員,秀鈞亦在通緝之列。這時,有的朋友勸他外逃,以避殺身之禍。他謝絕說:“我將赴法庭聽法律裁決,以身許國,禍至而逃,非丈夫也!”友人說:“危在旦夕,今日豈容談法律?”他回答:“所謂危險,流血而已。共和國所恃以成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雖生何為?”不久被捕,誣為“亂黨”,解押九江禁錮在鎖江樓里,袁氏軍法處將他施以重刑。公審時,強令他跪下, 迫他招出“亂黨”,他頑強直立,慷慨陳詞:“除國賊袁世凱及其走狗外,都是我的黨人!我胸懷磊落,為國為民,何罪之有!我是國事犯,可殺不可辱!”旋于1913年9月1日在九江岳師門外就義。

  1916年,袁世凱在萬眾的唾罵聲中一命嗚呼。隨后恢復國會,徐秀鈞的沉冤得以昭雪,并經國會倡議,追認烈士,予以表彰。1917年,九江各界人士在塔公祠召開追悼會,將其陵墓遷葬于九江南門外山川嶺。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為其撰寫墓志銘,稱其:“死國事,志雖不遂,視變節求利之徒遠矣”。其墓毀于日軍炮火。1990年,中共九江市委統戰部將其墓碑重建于南湖革命烈士陵園。

  普超

  (1868-1915),都昌縣人。俗姓戴,又名劉濟天。少為諸生,博通儒學,酷愛經史,胸懷鴻鵠之志。他憤恨清政府腐敗無能,痛感中華民族衰落貧困,贊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革命志士的變法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挺身參加“百日維新”運動。變法失敗后,只身逃出京城,輾轉到達廬山海會寺,暫避風險。時隔數日,聽到譚嗣同六君子遇害,康有為亡命海外,感到國事無望,便決定“獨善其身”,削發為僧,更名普超,在海會寺潛身研究佛學。

  1900年9月,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燒殺淫擄,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為表明對清政府和異族入侵的憤懣,捍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決心,普超于同年十一月某晚,燃起香燭,拜了天地,發誓要用自己畢生的鮮血,抄寫一部浩瀚的《華嚴經》。從此他“掩門閉戶”,獨坐禪房,專心刺血書經。越三年,普超只剩皮包骨,虛弱地倒下,兩天后,從昏迷中醒來,剛欲起身就案,海會寺住持惠靜將他按住,勸他臥床休息。西林寺住持靜空和尚表示愿意替他完成這個宏愿,他回答:“當初立下了誓愿,決不中途停輟。就是拼死也要將這最后三卷寫完。”1915年5月,普超終于用鮮血抄完這部81卷、200余萬字的《華嚴經》,于半年之后,溘然長逝。

  1922年秋,梁啟超到海會寺游覽,看罷血《經》后,揮筆題辭云:“尋常僧俗能讀終卷者且百不一二,況乃書寫,又況乃攢一指之血寫數百萬言者哉!……高僧刺血宏經者往往而有,而于浩瀚之華嚴,未聞焉。”

  普超用血書寫的《華嚴經》,字跡殷紅,字徑半寸有余,字體端正,筆劃娟秀圓潤,頗見功底。現珍藏在廬山圖書館。

  時倚方

  (1885-1915),又名襲龍,彭澤縣定山鄉日光臘樹時村人。十九歲中清代最后一屆秀才。

  清朝末葉,政府腐敗,列強入侵,倚方痛心國事,常慷慨悲歌,以抒積憤。某日,倚方途經九江,見租界內帝國主義分子耀武揚威,禁止華人進入,義憤填膺,奮臂呼喊:“這是我們中國的土地,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進入?”隨即闖入租界,昂首闊步于“洋街”之上,當即被巡捕抓去關押五天。倚方受此凌辱,救國救民之志更加堅定。此事為寓居南昌的邑人歐陽霖所聞,對倚方贊佩不已,即聘為家庭教師,得機結識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鈞,經李介紹,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并與李烈鈞結拜為異姓兄弟。

  1910年,孫中山任同盟會總理,準備武裝起義,推翻帝制。而北洋軍閥黎元洪,多次破壞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但黎元洪仍暗中勾結袁世凱,進行篡政活動。

  1913年,時倚方積極參加李烈鈞領導的討袁“湖口起義”,失敗后,被北洋軍閥列為“要犯”,懸賞通緝。面對袁世凱、黎元洪這兩個危害革命的敵魁,倚方認為應立即鏟除。  此時,倚方掛著“ 長江巡閱使”的空銜,無一兵一卒可資調用,于是決定自身前去刺殺黎元洪。

  1915年臨去武漢之時,親友認為太危險,力阻其行。倚方借用前人詩句,揮毫寫下悲壯誓言:“男兒仗劍出鄉關,不斬匈奴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終以事機不密,路徑不熟,所謀未成,被捕入獄。黎元洪親自審訊,倚方慷慨陳詞,規勸黎元洪放棄危害革命的行徑,服從孫中山的領導,共救祖國危亡。黎驚服其膽識才學,即軟語溫言,誘其投降。倚方厲聲說:“我此行是來殺你,為民除害,今不幸落入你手,惟有一死以報國,決不向國賊投降!”黎元洪惱羞成怒,下令將倚方四馬分尸。臨刑前,索紙筆寫“彭澤時倚方”五個大字,擲筆于地,昂然步入刑場,面不改色。

  倚方死后,孫中山頒令追贈為陸軍少將,恤葬優厚。1917年,彭澤各界人士為倚方舉行追悼大會,入祀昭忠祠,挽聯祭幛甚多,其中一聯:“逐鹿在中原,地利不居,逼使英雄爭漢水;屠龍驚大眾,天時未得,愁看明月墮孤山。”

  黃遠生

  (1884-1915),原名為基,字遠庸,遠生為其筆名。德化縣(今九江縣)新合鄉人。清末民初的名記者、政論家。

  遠生出生于書香之家。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遠生參加德化縣試,中秀才。同年秋,應江西省鄉試,中舉人。翌年,參加清代末次殿試,中進士,清廷以新進士資格派往日本留學,進日本中央大學,專攻法律,一度被選為江西留日同學會會長。 宣統元年(1909年),遠生學成歸國,任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官等職。1911年曾參與“憲友會”的政治活動,被選為代表,往見“皇族內閣”大臣和協理大臣,協商草擬憲法事宜。 

  辛亥革命后,遠生立誓:“革命既起,吾之官乃與清廷俱畢。”爾后即決心“不作官,不作議員”,專心新聞工作,先后擔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崐方雜志》、《論衡》、《國民公報》、《亞細亞報》等報刊的特約記者、主編和撰述。在當時的新聞界可謂聲名斐然,與劉少少、丁佛言(一說徐彬彬)有“民初新聞界三杰”之稱。他的采訪,縱橫捭闔,自達官貴人以至政客、藝人,莫不廣為交結,其新聞來源廣闊,消息靈通,為當時新聞界所稱頌。他的政論,洞朗軒豁,深入淺出,剖微顯著,為京滬各大報爭載。他的通訊,莊諧并進,幽隱畢達,發人深省,而且,條理清楚,判斷明確,夾敘夾議,行文流暢,開印象派記事之風,極受讀者喜愛。尤以所撰《北京通訊》而馳名報界,成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創始人。《北京通訊》所報導的,大都為國人所關心的重大政治新聞,或是人們欲知而不得知的內幕新聞,采用訪問紀實、文件轉達,調查統計等形式,“一面求其精確,一面求其系統”,內容真實可靠,再輔之以犀利的剖析,辛辣流暢風趣的行文,把民初政局的黑暗、新貴的丑態描寫得栩栩如生,獲得廣大讀者信賴與喜愛。時至今日,人們仍把《北京通訊》作為研究當時社會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認為不看他的通訊的人就不配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動態。亦奉之為“后世報告文學的鼻祖”。在新聞理論方面,遠生主張輿論機關的職責就是為民生社會請命,新聞記者應敢于“指斥乖輿,指責權貴”。第二,強調新聞報導必須真實、客觀、公正,評價、議論也應恰如其分;語言須誠實、單純與自然。第三,提倡新聞記者須有四能: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從而在新聞采寫理論上取得“超越前人的重大發展”。

  1915年8月,袁世凱帝制自為時,欲找些社會名流,撰文擁護帝制,為其支撐門面,命總統府內史夏壽田出面,誘以十萬銀洋酬金和部長官職,要遠生擔任其御用報紙《亞細亞報》總纂述,寫文章贊成帝制。遠生不愿違背自己的道德良心,辭不受命,于9月30日從北京逃至上海,在《時報》上向《亞細亞報》發表聲明:“遠生以國體問題與貴報不合,故于貴報未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滬各報聲明脫離關系。”公開宣布與袁世凱決裂。不久遠生東渡日本,轉赴美國舊金山游歷,被中華革命黨駐美總部誤認為他是“帝制派”,于1915年12月25日在舊金山唐人街遇刺逝世。第二年,遠生遺骸運回上海,各界友人曾為之舉行追悼會,后改葬于九江市十里鋪山上。他的著作,死后由其友人林志鈞匯集成冊,編輯為《黃遠生遺著》,共四卷。192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7年經其長子席群增補校訂后又由商務書館補排影印出版。

  吳庭芝

  (1855-1917),字重卿,號先海,湖口縣江橋二甲吳村人。

  庭芝自幼天資聰慧,七歲上學,能過目成誦。十三歲能詩善對,因家境貧困,其父命其輟學從藝。庭芝幼嗜學,不愿從父命。塾師得知情由,驚嘆道:“明珠豈能暗投。”當即決定免收其學費,讓其繼續讀書。不久,又幫助庭芝入白鹿洞書院,專研詞翰。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中舉。光緒二十年,會試中貢士,殿試二甲第六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年后,又經散館考試,授翰林院編修。這時,庭芝曾多次拜見帝師翁同和,受翁的影響,積極參與維新變法活動。光緒二十四年,奉派東渡日本,考察明治維新。戍戌變法失敗,被調出京畿,于光緒三十年,授直隸廣平府知府兼永年縣知縣。任職期間,為官清正廉明,克己盡力。在廣平,除盜賊,興學校,杜賄賂,謝清托,常以老仆驅敝車,巡行田野,深入民間,采風問俗,督促耕種,往返食糧及茶、煙皆自備,不讓地方官借此擾民或中飽私囊,深受農民愛戴。當時,正值革命風起云涌,清廷肆意殺戮革命志士。庭芝慎處積案,解脫許多“死囚”。永年縣受災,庭芝奏請朝廷,免除全年田賦。1912年,清帝退位,庭芝回家時,箱內唯有《廣平府志》數十卷,別無長物。

  庭芝回家后,將翁同和書贈“懷葛樂志”四字,刻成匾額,懸掛中堂,聊以明志。晚年,杜門不出,以吟詩作書自娛,其書法純熟平穩,功力甚厚,世人以得其斷縑零墨為榮。他在翰林院時即以書法聞名于朝。赴日考察,求墨者甚多,日本至今仍留有他的不少墨跡,國內散存墨跡尤多。他在光緒二十四年手書的“花甲同春”匾額,現仍被寶藏。在其江橋故居,不僅保存有他作書時用過的文房四寶,還有他手書的兩幅對聯。崐

  陳中瑞

  (約1872-1919),字藹亭,號芝蓀,九江人。少年喪父,廢學就商,辛亥革命前后,曾任九江總商會副會長、會長。

  中瑞年輕時勤奮好學,工暇之余,愛看進步書刊,且能持之以恒,因而學識漸廣,頗知古今治亂之理和當時世界形勢。清末民初,他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思想進步,與徐秀鈞、蔡公時、吳照軒、余醒更、張世膺、沈元齡等一道參加革命活動,與林森、吳鐵城等閩粵進步人士過從甚密,創“潯陽閱書報社”于八角石,秘密與外省聯絡。辛亥武昌起義,中瑞與吳照軒、許森、徐庭芝、蔡辰白、魏毓生、何瑞昌、何晨生等群起響應,在同盟會的領導下,九江于10月23日宣布獨立。當時,清艦十一艘因缺乏煤、米、鹽,自漢口退至九江。中瑞隨林森、吳鐵城一同登艦勸說他們與起義軍合作,并表示負責籌發薪餉,慷慨陳詞,義形于色,諸艦將卒為所感動,遂加入起義軍。海軍起義,使清軍南北江海交通立時斷絕,而革命力量增強,形勢順利發展。九江軍政分府成立,公推馬毓寶為軍政部長,舒先庚(九江總商會會長)任軍政府財政部部長,中瑞任各屬宣撫及財政委員,協助馬毓寶籌措軍餉,應付當時的緊急局面,保持軍心、民心和市場穩定。

  中瑞平時洞悉時變,深知非教育無以興治,非建設無以圖存。他曾集資創辦通津小學校和馬迥嶺農林學校,為地方培育建設人才。他還和舒先庚一道,籌劃經費,開墾荒山,填平龍開河兩岸低洼荒州,以投資押簽方法,計畝投資,分營土地,挖高填低,開辟濱興洲。經過幾年的努力,修建了六條馬路,縱橫經緯,沿路招商設店,并筑起一座總商會大廈。不久,舒先庚病逝,中瑞繼任商會會長,繼續建設濱興洲。他支持許森、姚肇之等人士籌建廬映水電公司,使九江市區從此大放光明。此時,大經路一帶,均有商店,市場繁榮。他又在龍開河建造一座鐵橋,橋下可以行駁船,既使來往行人稱便,又有利于物資流通。

  1913年,江西、安徽、湖南、廣東四省聯盟反對袁世凱。李烈鈞首先宣告江西獨立,在湖口出兵討袁。中瑞籌款濟餉,不辭辛勞。1916年(一說1918年)中瑞當選為九江商會會長。次年,被選為全國商聯會代表,南北奔走,席無暇暖。至1919年因積勞病卒,終年四十七歲。

  劉韻芳

  (1897-1920),字香洲。原籍江西吉安,生于湖南長沙。她出身于書香之家,自云:“幼習詩書,略解吟詠,常伴雙親之側,沃聞疊詠之聲,上溯河梁、中研元白。”姐妹三人,排行第三,詩才超過兩姐,但很自謙:“第三我愧劉家妹,囑賦原無詠絮才。”1912年畢業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分別擔任國文主任教員、蒙園園主。1918年春,湖南軍閥交戰,她目睹戰爭殘酷,厭惡軍閥橫行,同情百姓流離失所,寫有《湘西記事詩》,詩云:“戰爭延長百余里,居民十室九成空。可憐幾處繁華地,都付洪爐浩劫中。”“槍林彈雨己身親,見見聞聞我較真。自恨丹青非鄭俠,未能提筆繪流民。”不久,戰火蔓延,禍及其身,在槍林彈雨中,只身逃脫后,隨父母寓居德安,與鄉賢郭沈毅結婚,婚后,任沈毅學校校長。在校期間,曾與教學同仁五七人,結為詩友,敲詩拈韻,她喜極吟出:“開徑喜逢三益友,催詩嚴似萬人軍,”的佳句,創德安詩壇新聲,許多須眉男子,愧對這位巾幗詩雄。為追求新知識,繼續深造,隨夫同往日本留學。途中,韻芳心情舒暢,曾有《之日本作》,詩云:“晴空輪逐海濤開,破浪乘風亦快哉。放眼乾坤原浩大,側身天地有樓臺。故鄉南望煙波迥,異域東方指顧來。偶倚紅窗思往事,儂今真己到蓬萊。”抵日本后,入東京女子職業學校。1919年,青島問題發生,兼南北戰火彌漫,韻芳感國事之蜩螗,痛家鄉之多故,中懷郁結,恒抱隱憂。又因產后血虧,耗思太過,終于臥病不起。在日醫治無效,遂回國療養,不久病逝,年僅二十三歲。有《噫余室詩鈔》行世。

  黃仲玉

  (1877-1921),都昌縣城人。父黃爾軒,曾任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二溪巡檢。她自幼隨父宦游,聰穎過人,尤好丹青。父親很愛這個女兒,把她作小子養,反對給她纏足,并熱心支持她的愛好,以致她竟然通過自學,掌握詩、書、畫諸法,所畫蘭、菊,有天然之趣,街鄰呼為才女。后遭時亂,父失職流落江湖,仲玉遂賣書、畫,以補家用。1900年,翰林蔡元培的發妻王昭新病逝。其時蔡先生才三十四歲,為媒者眾,皆被推辭。為革新社會風氣,倡導男女平等,蔡元培在《浙江時報》刊登求偶啟事,計有五款: 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

  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后訪得仲玉賢孝,又謀得其書畫,頓生愛慕之心,特請在杭州的江西籍著名人士葉祖蕪先生為媒求婚。黃仲玉聞蔡擇偶五款,對蔡的人品和見識肅然起敬,兩人志同道合,欣然訂婚。1902年元旦,黃仲玉與蔡元培在杭州舉行婚禮。夫唱婦隨,不循浙俗掛三星圖,而用大紅幛繡孔子二字懸于中堂,以示尊崇文明和教育。午后又以召開演講會來代替鬧洞房。婚禮上,有來賓陳黻宸引經據典,論述男女平等;來賓宋恕不肯“茍同”,戲稱“倘黃夫人學行高于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以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含笑回駁:“就學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總是平等。”妙語驚座,無不贊賞。蔡黃婚姻,開一代新風,一直為國人傳為佳話。婚后,黃仲玉隨夫赴滬,于登賢里愛國女子小學任教師。1904年,于滬生女威廉;1907年,又于紹興生子柏齡。1912年9月,她攜子女隨夫赴德國。次年6月,夫婦應孫中山先生之邀,回國參加“二月革命”。9月,因革命失敗又雙雙流亡歐美各國,至1916年10月蔡應邀就任北大校長時回國。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黃仲玉放棄了自己的書畫愛好,致力于照料丈夫,撫育子女,操勞家務,終致積勞成疾。1920年底,蔡又將赴瑞士等地考察,為不拖累丈夫,她住進了北京一家法國人辦的醫院。1921年1月2日,蔡正在赴歐途中,黃仲玉卻一病不起,在醫院溘然長逝。9日,蔡抵日內瓦,聞噩耗悲痛不已,揮淚撰《祭亡妻黃仲玉》:“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合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畫、善書,為美術工藝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 嗚呼!我之負汝如何耶!”“汝時時在紛華靡麗之場,內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間欲為汝購置稍稍入時之衣飾,偕往普通娛樂之場所,而汝輒不愿,對于北京婦女以酒食賭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鶩聲氣而緣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與往來。常說克勤克儉以養我廉,以端正子女之習慣。嗚呼!我之感汝何如,而竟不得一當以報汝耶!”人以文傳,世人盡稱黃之賢淑。

  龔溥慶

  (1846-1923),字壽朋,號硯孫。義寧(今修水縣)長排張侖人。近代文學家。

  溥慶出身于書香官宦世家,少年就讀于家館。長期秉承家教,博覽群書,九歲能賦詩,其伯兄曾以“遙憶美人湘江水”命題作詩,溥慶隨口吟道:“美人何處在,遙憶在湘江。人比蒹葭好,相思水一方。”24歲,考取郡學生員,以優貢享廩膳。26歲,在鄉講學,筑講舍于里東竹林中,名“師竹齋”。48歲,任東鄉縣教諭,在任六年,督學卓有成績,當地士人制長生祿主于郡學館,并贈“嘉惠士林”、“維持風教”匾額。五十八歲后,歸田鄉居,于撫琴種菊閑余,憶起舊日見聞,即隨手筆錄。六十八歲時,次子福保任永新縣知事,隨之遷往衙署安度晚年,將所撰寫的舊日見聞,謄抄付印,輯成《師竹齋筆記》八卷。付印前,手稿幾經舊友傳閱,深得贊譽。義寧知州杜豫堂閱后,多次催促付印。江西省省長戚升淮為其作序,刊行問世,藏江西省圖書館。

  《師竹齋筆記》在民國初年前清文人圈子里影響較大。 今天這部“筆記”仍不失為文史考據的珍貴資料,它雖多為義寧地方軼聞,但內容包含了名人軼事、名勝紀游、異珍紀實、神鬼傳說、方技閑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及,集筆記小說之大成,且文筆恣肆汪洋,摹狀逼真,間綴詩詞,直抒胸臆,熔敘事、抒情、議論為一爐,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其中有不少篇章,飽含愛國激情,對列強凌辱,政體腐敗,感嘆不已。還有不少篇章諷刺醉心科舉的腐儒,勸戒人們不囿門第,克己之志。

  溥慶尚有《文稿》、《詩鈔》、《雜俎》、《代筋草》等,未刊行問世。散見于《筆記》中的詩詞,意境清新淡遠,風格近于“江右三大家”袁枚、趙翼和蔣士銓。終年78歲。

  陳衡恪

  (1876-1923),字師曾,號槐堂、朽道人。  衡恪六歲開始自學繪畫。七至十歲,能作詩文。十四歲,在湖南長沙與著名書畫家胡沁園、王湘綺相識,常以國畫請教。十九歲,隨祖父至湖北,從周大烈學文學,范鎮霖學漢隸、魏碑及楷書,又從岳父范肯堂學行書。光緒二十九年赴日本留學,初入宏文學院,畢業后,考入東京師范博物科,繼續深造。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返回祖國。

  宣統二年,陳衡恪任教江蘇南通師范學校,講授博物學,寓居通名道觀。欽佩畫家吳昌碩的書、畫、刻印,遂拜其為師。這年,他為魯迅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及《會稽郡故事雜集》題寫封面,還多次為魯迅刻“俟堂”、“會稽周氏”等印章,魯迅視為珍品。魯迅編印《北平箋譜》時,曾選入衡恪作品多幅,并在序中給予極高評價。1913年2月,應張謇之邀,至長沙任湖南第一師范教員。同年秋,又應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編纂處編審員,從事圖書編纂工作。1914年與魯迅等在教育部一起籌辦全國兒童藝術展覽。6月又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1915年2月,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辦三年制手工圖畫科目,他受聘為國畫教師,并兼任北京女子師范及女子高等師范博物教員。同年秋,寓居槐堂,因以為號。這年,作《北京風俗人物畫》十七頁,用速寫與漫畫的形式,或描寫勞動大眾的日常生活,或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如《墻有耳》一畫,以茶館為背景,廳內正面赫現“閑談莫論國事”幾個大字,廳外墻邊有人耳貼墻壁,探聽廳內飲茶者的言談,深刻諷刺了當時軍閥統治鎮壓輿論的用心,被稱為中國最早期的漫畫。

  1918年春,陳衡恪到北京大學作一次繪畫演講,使滿堂聽者嘆服,頃刻之間,報名畫法研究者七十多人,校長蔡元培乃決定成立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約請衡恪任中國畫導師,并于二月四日函請審定畫法研究章程草案。 他于二月五日即復函蔡元培,提出“不僅學者要分別學習,而且導者亦須分門擔任指導”以及“指導方法”等建議。四月,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聘請他為中國畫教授,講授《中國繪畫史》。這本講稿,在他逝世后,經其門人整理成書,為近代研究中國畫史的先導。1920年5月,北京成立中國畫研究會,衡恪為主要成員之一。6月,他在《繪畫雜志》第一期發表了《清代山水畫之派別》、《清代花卉畫之派別》、《對普通教授圖畫科目意見》與《繪畫源于實用說》四篇專論。同年,又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中國人物畫之變遷》。1921年,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國訪問,在北京與衡恪討論文人畫問題。后衡恪譯其《文人畫之復興》一卷,并附己作《文人畫之價值》一文,合刊成《文人畫之研究》一書。其中自撰《文人畫之價值》、歸結文人畫有“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四要素,是其最有價值、最有影響的一篇。

  1922年,陳衡恪應日本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的電邀,帶著自己和好友齊白石等人的作品,赴日本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

  日本拍攝了陳衡恪與齊白石的作品和生活剪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其畫被搶購一空,其中齊白石之《杏花》首次為海外藝術家賞識。

  1923年8月27日,陳衡恪在南京逝世。北京藝術界著名人士三百余人在江西會館舉行追悼會,并展出其山水、花卉、人物百余幅遺作。根據他的遺愿于1925年12月3日將其遺體安葬于杭州西湖牌坊山其母之墓側。

  陳衡恪工篆刻、詩文和書法,長于繪畫,是一位全才的藝術家。其山水畫參合沈周、石濤筆法,喜作園林小景。寫意花果取法陳道復、徐渭等,并結合寫生,聚諸家之長而別具新格。其詩作承其父之訓,又染于岳父范肯堂之詩學至深、而不貌襲其祖若父。長篇短句,清新雋逸,借物托意,感懷時事。書法各體皆擅,中年以后日趨蒼老剛健,矩法森嚴,喜用狼毫頹穎、堅實沉美,于古樸之中饒有秀氣。篆刻早期受蔣仁、黃 易、奚岡等諸家的影響,后上溯秦漢,融會趙之謙,師承吳昌碩,逐步形成自己蒼勁秀逸、古拙渾厚和氣宇雄壯的風格。他善于創造性地把詩書畫印溶于一爐,或將畫與金石文字之情趣相融,別具一番風格,或以詩文狀所畫之物,褒貶鮮明,意趣昂揚。如所畫敗荷枯萎和一枝挺立的蓮蓬,題以“曉荷枯葦戰秋風”,把本來易引人傷感失意之景,賦予昂揚向上的剛強氣概。又對《犬》畫題詩云:“不信而今無孟嘗,吠聲吠影技偏長,頸鈴儼若印懸肘、恃寵驕人兩眼方”。對雞鳴狗盜、仗勢欺人之徒,罵得痛快淋漓。

  陳衡恪遺著有《槐堂詩鈔》、《陳師曾先生遺墨》、《染倉室印存》、《陳師曾印存》、《中國繪畫史》、《中國文人畫之研究》、《陳師曾先生遺詩》等。

  羅大佺 

  (1857-1923),字惺予,號鈍庵,九江縣人。清光緒戊子年(1888年)舉人。曾任九江師范監督。

  羅大佺青年時期,即關心經世之學,好讀顧亭林、黃黎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并贊同他們“反對君主專政,主張分君權、公天下,實行眾治”的學說。戊戌維新失敗后,他目睹清廷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對于孫中山提倡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則更為贊賞,是九江早期的同盟會員,與革命志士林森、吳鐵成、徐秀鈞、張世膺等交往甚多。為開通民智,傳播新思想,他在沙河創建高等小學,在九江創辦商團,聯絡新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起義,占領武昌。九江為武漢東鄰,全城官吏皆逃,時局動蕩,人心不定。羅大佺與林森、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等人于10月23日舉義旗響應,光復九江,成立武昌軍政府駐潯陽軍政分府,馬毓寶被推任為駐潯軍政分府軍政部長(據《武寧縣志》李烈鈞傳記載:馬毓寶為都督。此處據《江西通志稿》),他任政務部長,林森任副部長。清軍艦游弋湖口、彭澤間,將為清軍之應援,且直接威脅九江。因海軍艦長、水兵多為閩籍人,他便與林森(閩籍人)商議,利用桑梓之情,登艦說合,曉以民族大義,海軍欣然合作。清軍失海軍援助,革命聲勢大震。后馮國璋率領北洋軍南下,鎮壓武昌起義,九江岌岌可危。此時,政務部駐市內塔公祠,僚屬多驚散,大佺獨力鎮守,出面聯絡商會,勸諭居民,守望相助,使地方秩序安定,軍隊士氣振奮。后馬毓寶調任江西都督,大佺功成告退。

  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對九江響應武昌起義評價甚高:“武昌起義,九江最早響應,使革命得到順利發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特電邀羅大佺赴南京議事。及至南京,禮遇有加,被聘為臨時參議院諮議,參與制訂臨時約法。孫中山勸其游歷歐美,大佺以年老不諳外語辭謝。孫中山應江西都督李烈鈞邀請來江西視察,途經九江,曾出席羅大佺等國民黨人舉行的招待會。

  晚年,羅大佺致力于地方公益事業。曾與羅屯光等籌辦南潯鐵路,開采城門鐵礦,修筑廬山及市區馬路,開辟濱興湖州商埠,興辦城鄉學堂,經營十余年,“所辦之事,不染分文”。為安度晚年,曾在家鄉筑栗園別墅,種植竹木花卉,以吟憩自娛。著有《鈍庵詩集》,林森為之作序,述及“九江起義時,因其宿望,讓主政務,而躬為之副”;稱其“致力革命,功在民國”。

  余慶鰲

  (1867-1925),字步升,湖口屏峰余愛方村人。他自幼穎悟過人,靈敏異常。父親余宏智在南京做木工,將慶鰲送到金陵機器房學習機械繪圖。他努力學習,刻苦鉆研各種機械原理,四年學成,名聲大噪,各局廠爭相延聘。光緒十七年(1891年)受聘于安徽督造槍炮。光緒十八年,應聘去臺灣充當匠目,其父以臺灣邊陲之地,且需越江渡海,不允其行。慶鰲慨然道:“國家在存亡危急之秋,七尺男兒不思報國而惜身茍且,將貽笑后世。”至臺一年多,工程初竣,因功清廷賞給五品頂戴。光緒十九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漢陽創建兵工廠,選調余慶鰲到槍彈廠任總辦。不數年,生產出第一批“漢陽造”槍支子彈,升領工,復受清廷褒獎,“盡先拔補外委”。

  民國成立后,余慶鰲繼續在湖北漢陽兵工廠領導生產。1914年被派赴歐美學習,考察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的軍事工業。他參觀一個廠,回來就憑記憶將圖紙畫在衣服的底襯上,掌握了不少先進技術資料,受益非淺。當準備回國時,德國朋友勸他留下,并許以優厚待遇,他婉言辭謝,而他的助手卻想留下。慶鰲正色道:“吾國雖窮,終將變富;吾國雖弱,終將變強。人之不能背國,猶子不能背父母。吾國在貧弱之時,花費巨資,派吾等出國學習,今學成若見媚于外人,吾同胞恥之,外國人亦私恥之。”回國后,任漢陽炮廠、炮架廠監工員。1916年升任漢陽兵工廠會辦(相當于現今的副廠長)兼工務處長,授陸軍少將銜和四等文虎勛章。一次,某外國軍火商乘兵艦到漢口,宴請余慶鰲等專家及政府官員,推銷其新產品,并作實彈射擊表演。慶鰲不動聲色,仔細觀看,默記于心,回廠即繪圖試制。幾月后,獲得成功,舉行宴會,邀請中外客人,亦作實彈射擊表演,外國軍火商大驚失色。

  余慶鰲畢生好學不倦,交游極少,五十多歲仍學外語、練毛筆字。其持己于約,御下于寬,雖然人稱“匠王”,卻無傲睨之色,刻苦自勵,受人尊敬。1925年病逝于武漢,身后毫無積蓄,只留一柄長劍,現存其女兒家中。

  郭沈毅

  (1896-1926),德安縣縣城人。清末在南昌讀書,秘密參加同盟會。1912年在德安捐資創辦沈毅學校,內分國民小學、高等小學,女子國民學校。招收學生,以“有教無類”為宗旨,不分貧富和階層,只要愿意入學,一律接受。公開招收女子入學讀書,在德安縣是第一次,在全國亦屬少見。這所學校,飲譽全國,其時大總統黎元洪曾書“為國儲材”匾額贈送。江西省督軍李純以“沈毅”二字作“高名沈潛惟教無類,熱誠毅摯有志竟成”對聯贈送。社會名流黃炎培等亦為其題詞和募捐。1918年與劉韻芳結婚。同年,挈妻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并任江西留日同鄉會會長。學成回國,在辦學上進一步革新教育,在政治上遵循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允許共產黨在他的學校活動。1925年夏,原沈毅學校畢業的楊樂羊,在武漢讀書時參加共產黨,回到母校當教員,吸收進步師生胡德蘭、熊祖冰等加入中國共產黨,組建中共德安縣支部。嗣后,繼續擴大黨的隊伍,如革命烈士楊超、扶國權、向熱生等數十人都是沈毅學校的學生。

  1925年秋,郭沈毅任江西省銅鼓縣知事,為政清廉,不徇私情,暗中掩護革命志士,支持共產黨人在銅鼓進行革命活動。1926年4月,中共銅鼓縣支部設在縣城柳村街“公有號裱畫店”內,被劣紳發覺,密報省軍政當局。省密令郭沈毅查辦。為掩人耳目,他帶數名警察到店搜查,即復電“查無證據”,交差了事。同年秋,國民革命軍攻克銅鼓,郭沈毅回到德安家中休息。此時他的學生、共產黨人楊超、扶國權等都在組織力量迎接國民革命軍。同年十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攻克德安縣城,因孤軍深入,兩天后,又放棄德安縣城,退到武寧箬溪,楊超等人即到農村隱蔽,郭沈毅未及走脫,被北洋軍閥孫傳芳的部隊逮捕,解往九江司令部,敵審判機關判決:“郭沈毅在銅鼓,銅鼓失守,在德安,德安失守。”遂以通南兵(國民革命軍)論罪,將郭沈毅裂尸于九江,時年三十歲。

  張朝燮與王經燕

  張朝燮(1902-1927),字淡林(譫林),永修縣艾城鄉人。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全國,他正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學讀書,代表二中學生出席南昌市中等以上學校在百花洲沈公祠召開的學生代表會,并于5月12日參加和組織震撼全省示威游行。1921年,他和王環心、王弼、曾去非等在南昌會館成立“永修教育改造團”(后稱“社會改造團”)。

  秋天,他畢業回永修,與改造團成員創辦“含英”小學和“云秀”女校。

  張朝燮的妻子王經燕(1902-1928),字翼心,又名玉如,小名若娃、荷心,是永修縣淳湖王村的姑娘,兩人自幼青梅竹馬,訂了婚約。1919年結婚后,在丈夫的影響和幫助下,她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帶頭剪發放足,進云秀女校讀書。夫妻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比翼齊飛。

  張朝燮于1921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師范國文史地部,后轉歷史社會學系。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他從武昌師范大學畢業,回到南昌擔任中共江西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組織委員。同年7月,中共南昌特支在涂家埠建立永修縣第一個黨小組,他擔任組長。

  王經燕于1923年考入南昌第一女子中學。她積極參加各種革命活動,組織了進步團體“女青年社”,參加江西青年學會。是南昌學生界積極從事學生、婦女運動的杰出女青年。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中共江西地方黨組織選送王經燕等13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時,她已有三個孩子,最小的還不滿周歲,毅然服從組織決定,于10月3日從上海乘蘇聯貨輪出發。張朝燮為她作《念奴嬌--送別》詞一首,以壯行色。11月2日,王經燕抵達海參威,因水土不服,臥病在床,帶病寫信給朝燮,流露出想念老母、丈夫和孩子的眷戀之情,朝燮立即寫信勸慰,使經燕振作起精神,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發奮苦讀,兩年學完俄語、社會發展史等十幾門課程。其中尤以俄語成績突出。被譽為“高材生”。

  1927年2月20日,經燕在給朝燮的信中說:“使我受莫大的痛苦,為的是怕你遭不幸的事情。雖然人人都知道犧牲是我們革命者所不能免的,我們革命是由犧牲得來的。沒有流血,就沒有成功之日。……”她的丈夫朝燮,就是一位隨時準備為革命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的共產黨員。1925年12月17日,江西黨的領導趙醒儂被捕,黨的秘密機關遭到搜查,在南昌城中“捕捉共產黨”的喧囂聲中,朝燮臨時承擔起趙醒儂的工作。他寫信給經燕描述當時的處境是:“晝伏夜動,出沒無常。”1926年9月16日,趙醒儂被反動軍閥殺害。他慨然發出“剩好頭顱酬死友,憑真面目見群魔”的誓言,不顧危險,秘密組織運輸隊、偵察隊、擔架隊,支援北伐軍。那時,他在給王經燕的信中寫道:“有時夜行六七十里,日行八九十里,與農友同吃稗羹,同住稈洞。一切為了北伐勝利,晝夜不停地工作”。11月8日,北伐軍攻克南昌,朝燮回省城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長。不到兩個月,南昌市成立總工會,發展4萬多名會員,并在九江、贛州、景德鎮等地組織起各種行業工會和糾察隊。他和擔任省黨部農民部長的方志敏,成為江西工農運動的主要領導人。1927年初,經中共江西區委批準,朝燮回縣擔任中共永修縣支部宣傳委員和國民黨永修縣黨部組織部長,與中共永修縣支部書記王環心一同領導全縣的工農運動。在他們的組織領導下,打土豪,斗地主,減租減息,禁煙查賭,紅色風暴席卷永修。四月十五日凌晨,朝燮與環心等領導人正在永修縣艾城城隍廟的縣黨部駐地開會,突然受到彭立生、吳廷桂等八十多名匪徒包圍,我方只有八名農民自衛軍,敵我力量懸殊,朝燮帶頭突圍,從側門沖出,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7歲。

  1927年秋,王經燕正在蘇聯整裝待歸,原想很快就要與家人團聚,卻傳來了張朝燮犧牲的惡耗。她怎能想到兩年的生離竟成了永訣,昔日的擔心害怕都來到眼前,一時淚如泉涌,悲痛欲絕。她眼前不斷閃現著親人的身影,心潮涌起了臨別贈詞:“猛進、猛進,學成歸來殺賊。”她鎮靜下來了,擦干了眼淚,堅定地向組織表示:共產黨員就應有“見危受命”的精神!堅決要求回國投入戰斗。她和回國人員繞道蒙古,從西北邊際入境,跋涉數月。于11月回到江西永修。她一回來就積極協助堂兄、縣委書記王環心開展農村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暴動前夕,王環心夫婦被捕,不久遇害。面對又一次沉重的打擊,王經燕慨然發出“欲止傷心唯努力”的堅強誓言,并于12月接任中共永修縣委書記。她同縣委委員李德耀、淦克鶴等建立了南鄉根據地,恢復了黨團組織,作出開展武裝斗爭的決定。

  1928年2月,經燕調江西省委機關,先任秘書,后任組織部代理部長。化名賀若霞,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從事營救和安置戰友的工作。同年5月,省委機關遭破壞,經燕不幸被捕。在法庭上,她將法庭當講臺,口若懸河,用鮮明有力的論證,把昏庸的法官駁得張口結舌;在審訊室里,她任憑敵人毒刑拷打,殘酷折磨,鐵骨錚錚,寧死不屈。在6月的一個夜晚,經燕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經燕殉難后,共產黨的刊物《列寧青年》發表了悼念文章。

  熊好生

  (1904-1927),原名英,號華英,亦名豪生。祖籍九江縣馬回嶺熊村,后遷至德安縣城。1921年冬在德安沈毅小學畢業,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九江第六師范,與陳冰、向熱生等進步同學參加革命活動。1924年4月,中共九江支部成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在九江六師畢業,回到沈毅小學教書。十月,中共德安支部擴大,任宣傳委員。隨后因領導青年學生向貪污旱災救濟款的劣紳展開斗爭,被勒令學校解聘教師職務。好生被解職后,奉命到南昌向中共江西區委負責人趙醒儂匯報德安情況,黨組織決定派他組織領導南潯鐵路的工人運動。

  1926年10月4日,國民革命軍總部行營發布《對南潯鐵路作戰的命令。,南潯鐵路工會委員會成立工人糾察隊,為保證北伐勝利進軍、嚴防敵人破壞,作好充分準備。當北伐軍沿南潯鐵路向軍閥孫傳芳的部隊全面進攻時,熊好生發動全線工人大罷工,沿線機車全部停開,對路軌、通訊線路施以巧妙的破壞。工人們借口躲避戰禍,疏散到農村,整條南潯鐵路頃刻癱瘓,使孫傳芳的部隊首尾不能相顧,陷于被動挨打的困境。九江總預備隊司令官周鳳歧受孫傳芳嚴飭,便質問工會為何斷絕軍運?熊好生從容答復:“工會是管工人福利的,指揮車輛的大權是屬于鐵路局長溫健剛先生的事。”周鳳歧無言以對。熊好生脫身后,喬裝混進軍閥士兵中間,奔走、聯絡于鐵路沿線,一面指揮工人疏散,一面刺探敵人軍情。一月后,北伐軍占領了南潯鐵路,九江光復。第三天,南潯鐵路即全線通車,熊好生受到國民革命軍的傳令嘉獎。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克九江,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反帝斗爭日益高漲,工人群眾有著強烈的政治和經濟要求。而當時,南潯鐵路是資本家向日本借款修建的,鐵路工人受盡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壓榨,每天勞作十四小時,薪水卻養不活兩口之家。同年12月27日,好生以工會委員會的名義向資方提出改善勞動條件和增加工資的十九項條款,并領導工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逐步得到解決,每月增加工人工資,十元以下加銀元六元,二十元以下加四元,三十元以下加三元,三十元以上加一元五角。因工死亡,路局發給工資一年,撫恤金六百元;因工殘廢,工資按月照發;每日工作八小時,余時發給加班工資等。斗爭的勝利,使工人更加熱愛自己的工會。好生隨即組織工人建立三個工會分會,并于1927年1月建立中共南潯鐵路特別支部,任書記。不久,又召開各分會委員會,成立南潯鐵路總工會,被推選為委員長。

  1927年1月6日,九江人民在漢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鼓舞下,在英帝國主義者屠殺工人糾察隊員吳宜山的事件中,舉行收回英租界的英勇斗爭。這一天清晨,熊好生、彭江、嚴運生、張和龍等中共黨員,率領數萬名游行示威隊伍,分四路找著鐵棒、梭標、扁擔,擁向英租界。拆除租界周圍層層密布的鐵絲網,奮力砸開租界的鐵門和柵欄,為奪回英帝國主義侵占幾十年的租界創造了條件。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31日,九江的反動派對共產黨實行大逮捕。熊好生在黃梅縣小池口鎮一個搬運工人家里隱蔽四天后,毅然返回九江,準備策動鐵路工人暴動,不幸被叛徒告密,于8月4日清晨被捕。敵人叫嚷“熊好生,你被捕了!”熊好生指著剛剛焚毀的黨員名冊和黨內文件的紙灰,含笑地說:“可惜你來遲了一步,只抓住熊好生一個人。”當晚,九江反革命頭子親來勸降,要“珍惜青春前途,懸崖勒馬”。熊好生當即回答:“以身殉馬克思主義,是我終身最大的幸福。馬克思主義定將在全球永存。”同年8月15日(《革命人物傳》為8月5日,《贛北英烈傳》為8月9日,此處據《德安縣志》),熊好生于九江市大校場被害。事后,鐵路工人將其遺體運往德安縣城,讓家鄉群眾瞻仰和吊唁。然后,安葬在義峰山下,墓門朝德安火車站。

  楊超

  (1904-1927),字天真,號北海,德安縣木環壟孫家榨人。祖籍河南新縣。1918年,就讀于德安沈毅小學高等班。1921年進入南昌心遠中學求學。1922年參加江西省立南昌二中學生袁玉冰、黃道等組織的革命團體“改造社”,積極投入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因參加改造社,被學校開除。1923年入東南大學(現南京大學)附屬中學讀書。同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后,積極參加南京地區的學生運動。1924年3月,南京地方團組織改組地區執行委員,被推舉為五委員之一。隨后,考入北京大學,于192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賦詩抒發革命豪情:“革命原知事竟成, 書生有路請長纓; 鯤鵬卻愛天涯遠,不聽山陽夜笛聲。”

  1926年楊超離開北大,回到江西,任中共江西地委委員。江西地委鑒于中共德安支部遭到破壞,便派楊超回德安,恢復黨組織。他回到德安后,與在外地讀書回鄉度假的共產黨員何奎光、袁亞枚、扶國權等取得聯系,共同研究恢復黨組織問題。七月,中共德安支部在木環壟重新組成,楊超任書記。10月,楊超親自在河東磚瓦窯鐵路棚召開工人和農民積極分子會,組織偵察隊與運輸隊,配合國民革命軍兩次攻克德安。隨后第六軍進入德安駐防。

  楊超在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的幫助下,成立德安縣公署,并推選當時表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肖文樓為德安縣縣長。接著,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干,組成中國國民黨德安縣黨部,楊超任監察委員。1927年3月,中共德安縣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德安縣委,楊超任書記。在中共德安縣委的領導下,德安縣農民協會、總工會、婦女協會、共青團等革命群眾團體相繼成立,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商民自衛團等地方武裝也先后組織起來了。還先后派出工農骨干到廣州、武漢等地學習,舉辦婦女工讀學校,女子青年社,他的妻子李竹青帶頭剪發、放腳、出門開會和學習文化。當時有不少女學生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骨干。在縣級各種組織成立之后,又在各區建立黨支部和農民協會,將農民運動推向各個村莊。革命轟轟烈烈,“為贛之冠,有小莫斯科之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共江西省委于七月在南昌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楊超出席了會議,被選為中共江西省委委員。為防止敵人突然襲擊,他會后立即返回德安,將縣委機關撤出縣城,并于三十一日晚,在湴(音飯)塘寺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采取應變的緊急措施,保存德安的革命力量。

  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德安,楊超領導縣委組織的宣傳隊深入農村,積極聲援起義。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后,德安縣一片白色恐怖,反動派四處張貼懸賞捉拿楊超的通緝令,楊超的四叔楊丕顯等共產黨員慘遭殺害。楊超毅然帶領革命隊伍轉入農村、山區,繼續開展武裝斗爭。在木環壟、永豐橋一帶,組織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貧雇農三十余人,拿起七條長槍、十支短槍,在鐵石山組成德安農軍,曾一度調集數千農民,以農軍為骨干,進城包圍德安縣公署。

  1927年冬,楊超奉命去武漢開會。回贛時,他從武漢乘船東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九江。第二天準備乘火車到南昌開會,行至招商碼頭被捕。當天押至德安縣監獄關了一夜,即轉送國民黨南昌衛戍司令部軍法處。一路上,楊超泰然自若,向押送他的國民黨士兵和圍觀的群眾宣傳,揭露反動派屠殺工農的罪行,士兵們聽著都哭了。他入獄后,敵人連夜審訊,用電刑、火烙等嚴刑逼供,均一無所獲。堅貞不屈的楊超在同年12月27日,和江西著名共產黨人袁玉冰、王環心、謝率貞一起,被害于南昌德勝門外下沙窩。臨刑前,他大義凜然,高聲朗誦就義詩:“滿天風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王環心與淦克群

  王環心(1901-1927),學名經棠,永修縣淳湖王村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父親指望他在仕途上輝煌騰達,光宗耀祖。可是他身居豪門,心懷平民。 1921年他與張朝燮等人在南昌成立“永修教育改造團”。同年,在故鄉創辦“承德小學”、“云秀女校”,擔任校長兼教員,公開提出反對舊道德、舊禮教、舊八股,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革命主張。

  1922年考入上海大學。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和張聞天、沈澤民、蔣光赤及堂兄王秋心等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時,擔任上海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歷史教員、上海民國日報副刊、新文化書社、中國文學季刊等刊物的編輯。他酷愛文學,曾和蔣光赤、沈澤民等人組織“春蕾文學社”,在上海新文化書社先后發表了《浪漫的結婚》、《靜女》、《赤壁夜會》、 《有所思》等數十篇文學作品。 他和堂兄王秋心合作的《海上棠棣》詩歌戲曲集,收入詩歌80多首, 戲曲6篇, 被譽為“雄渾、秀美、具有大家風范及文藝之真精神”的佳作。

  1925年,王環心在上海大學畢業,參加“北上軍運團”,以國民軍第一騎兵旅俱樂部主任身份,赴河南衛輝縣、河北邢臺等地區開展軍運工作。同年9月,妻子淦克群(號客卿,1905-1930,永修縣廖坊淦村人,1924年入團,1925年入黨。)由贛往冀,協助他開展工作。他們在軍隊中創辦“青年訓練班”,培訓革命骨干。并在冀南的任縣、南和、巨鹿、新河以及邢臺等地活動,發展共產黨員,建立中共基層組織。

  1926年春,王環心夫婦調回江西。克群任江西省婦女協會委員、主任干事,中共永修縣委委員,并于12月任永修縣婦女解放協會主任。環心以江西省貧民教育促進會視察特派員身分赴景德鎮指導工作。他以平民夜校為陣地,啟發工人覺悟,秘密發展呂松林、余全德、陳斌等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景德鎮市黨部。9月下旬,北伐軍挺進江西,他和曾文甫去高安拜會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伯渠。11月5日,北伐軍光復永修。7日,在“紀念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九周年”大會上,林伯渠宣布王環心為永修縣縣長。同年12月中共江西地委改為江西區委,他擔任委員。中共九江特支改組為地委,他任地委委員。1927年6月,中共永修縣委成立,他任書記。這期間,縣委加強對工農運動的領導,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取消典當,嚴厲打擊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他的伯父王濟兼,橫行鄉里,民憤很大,因懼怕農民清算,捎口信給他,希望從中維持。他毫不含糊地說:“我們是敵對的階級關系。”按照群眾的要求給予應得的處理,并將其子經甾捉拿歸案。他的表弟皮述印反革命罪行嚴重,他堅決主張判處死刑。即使姑母求情,也不為所動。

  “七?一五”蔣汪合流,大革命失敗,王環心去武漢暫避。11月上旬,王環心化名“吳毓芳”從武漢返回永修,在淳湖王家祠堂秘密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上級黨組織關于發動德安、永修、星子、修水、景德鎮等地農民暴動的計劃。不料被王經甾發現,密報國民黨涂家埠駐軍,并親自引路,抓捕王環心。他和身懷有孕的妻子同時被捕,當即押送九江,轉解南昌。王環心在獄中寫下了“我生自有用,且將頭顱擊長天”的詩句。于1927年12月27日在南昌就義。淦克群被判處8年徒刑,入南昌監獄。在獄中,得悉丈夫殉難后,她化悲痛為力量,聯絡同志,建立獄中黨小組,組織難友進行獄中斗爭。不久,她利用保外分娩機會,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建立通訊聯系。1930年8月1日,紅一軍團攻入南昌北郊牛行車站,隔江鳴槍示威。獲悉這一消息,當天夜晚,有上百名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不顧獄警威嚇,點起紅燭,放聲高歌,慶祝光明即將來臨。國民黨當局聞訊,立即下令清獄。在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對難友們說:同志們,我們今晚就要死了,這是光榮的死,勝利的死,為祖國的革命事業而死,是值得的!她鎮定地將三歲的女兒交托給一位好心的看守,從容赴難。這天夜晚,她和獄中一百多名同志,被敵人用電觸死,投進滔滔的贛江。

  林修杰

  (1901-1927),四川南充縣青居鎮人。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在法國巴黎成立,經周恩來、李富春介紹,于192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8月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黨主義大學,學習軍事和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農業生產和革命斗爭經驗。1926年,從蘇聯回國參加北伐。抵上海,周恩來向他介紹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贈一柄短劍作為紀念。十二月到達南昌,先后任中共江西區委秘書、組織部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林修杰任中共九江市委組織部長,臨別時,朱德贈一支白朗林手槍給他,作為他的自衛武器。到職后,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實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決定。七月下旬,周恩來前往南昌組織武裝斗爭。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爆發后,國民黨反動派于八月九日在九江大校場屠殺二十六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志士,他鎮靜堅定,轉入地下,繼續堅持斗爭,于10月3日領導星子暴動,在星子縣五里牌集中星子、九江兩縣參加暴動的隊員三百多人,一舉攻下星子縣城,打開監獄,救出被關押干部和群眾,揭開了贛北武裝斗爭的序幕。星子暴動后,林修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次日迅速率領暴動隊伍轉移到九江縣小陽鋪,登上岷山高峰,看到岷山山高路險,山路可通武寧、修水,連接湖北、湖南,北可影響長江,東能控制南潯鐵路,是實行武裝割據的好地方。這時德安、瑞昌兩縣的農民武裝也紛紛匯集于岷山。林修杰在岷山主峰的金盆寺召開有各縣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總結星子暴動的經驗教訓,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作出了建立以岷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的決定,并請示省委速派軍事干部前來指揮部隊。會議期間,九江、德安、瑞昌等縣地主武裝頭目,探知星子暴動隊轉移至岷山,糾集五百多人,襲擊金盆寺,林修杰親臨前線指揮,擊潰了敵人的圍攻,安全轉移到德安彭山,隨后幫助當地恢復黨組織,建立赤衛隊,發展游擊戰爭,把彭山和岷山連成一片。

  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派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張源健(萍鄉人)到德安主持贛北的軍事工作,在林修杰的幫助下,于11月下旬把暴動隊伍和各縣地方武裝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贛北游擊隊,張源健任隊長,李凌云任黨代表,沈劍華任副黨代表。完成隊伍的改編后,林修杰赴鄱陽任縣委書記,組織贛東北農民暴動,并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同年12月被當地豪紳組織的靖衛隊逮捕,年底在鄱陽小路口就義,年僅27歲。

  曾延生

  (1897-1928),學名憲瑞,字麟書,江西吉安白沙曾家村人。1923年秋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到滬東楊樹浦區從事工人運動。

  1926年8月,曾延生奉派來到九江,任中共九江特支書記。同年11月5日,北伐軍攻克九江,中共九江特支改為中共九江地委,曾任地委書記。11月6日,他即組成以共產黨為骨干的“中國國民黨九江市黨部”,任命共產黨員帥古農為九江縣縣長。在中共九江地委的領導下,南潯鐵路、久興紗廠、輪船碼頭、九江第六師范,郊區的馬回嶺、黃老門、港口等地,黨團組織迅速發展;工會、農協、學聯、商民協會等革命團體,相繼建立或改組;并舉辦政治訓練班、工農武裝訓練班,培養政治工作和武裝斗爭的骨干。為了反對奉系軍閥“南伐”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還成立了反奉運動大同盟和反文化侵略大同盟。12月26日,九江的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的日清洋行的碼頭工人,為改善勞動條件和增加工資,舉行了一個多月的大罷工。日方懾于革命形勢,被迫接受條件,英方卻無視工人要求,于是斗爭矛頭直指英方,使英商的碼頭處于癱瘓狀態。1927年1月6日,英艦水兵上岸挑起事端,打死碼頭工人吳宜山,并有數名工人受重傷。“一?六慘案”發生后,群情激憤,中共九江地委立即作出決定:動員一切力量,堅決要求收回英租界。通過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召開工、農、商、婦、學各界代表會議,制定具體措施。次日,憤怒的群眾,手持大刀、梭標,高呼口號,驅逐英帝國主義分子和英國水兵,要求收回被英國霸占數十年的租界。接著,中共九江地委又組成九江市民對英外交行動委員會,發表《九江市民對英外交行動委員會宣言》,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1927年3月15日,英國政府將九江英租界無條件地交還中國。

  1927年初,國民黨AB團的組織者段錫朋指使李鴻翥糾集一批國民黨右派,建立“國民黨九江縣黨部”,在城區組織黃色工會,破壞工人運動;在農村欺騙農民,奪取農會領導權,挑撥農民和市黨部的關系。二月間,九江縣農民代表大會在市黨部開幕,李鴻翥以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名義參加會議,搶先發言,愚弄農民,說窮苦農民應當先學文化后鬧革命。曾延生當即挺身而出,以省農協特派員身份出席會議,據理駁斥,使會議得以按預定計劃進行。

  三月間,蔣介石加快反共步伐。“國民黨九江縣黨部”于17日糾集豪紳地痞流氓,搗毀國民黨九江市黨部,殺害工人糾察隊員曹炳元,重傷團地委書記曹季彬等,制造“三?一七慘案”。中共九江地委馬上調集各路工人糾察隊包圍全城,捕捉暴徒。并兵分四路,直奔“九江縣黨部”,一舉摧毀國民黨反動派的巢穴,逮捕反動頭子王若淵、翟非墨、陳文豪等6人,經武漢國民黨政府批準,于5月5日在九江大校場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這6名罪犯。

  4月25日,九江市召開工、農、商、學各界人士數萬人參加的大會,聲討蔣介石反對革命、屠殺工農的罪行,并在會上散發郭沫若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6月,曾延生調任江西省總工會組織部長、代理委員長,參加南昌 “八?一”起義。八?七會議后,先后調任中共贛南特委書記、贛州特委書記。1928年3月23日,在贛州市古城巷2號與妻子蔣競英一起被捕。4月4日,曾延生夫婦同赴刑場,英勇就義。

  蔡公時

  (1888-1928),字以行,別號癡公,九江蔡家堡人。

  蔡公時自幼喪父,家境清貧,勤奮好學。青年時代接受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讀書救國。曾在潯陽參加慎所染齋學會,傳播革命思想,清政府勒令解散,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東渡日本,攻讀于東京弘文學校。三十一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以《民報》為主要陣地,揭露保皇派推崇君主立憲、詆毀和反對革命的實質,并參與籌措經費、聯絡會員、新軍,發動武裝起義等活動。隨后偕黃克強、毛人鳳赴廣東欽廉策劃武裝起義,事泄,逃亡安南(今越南),輾轉返贛,任江西省政法學校教員,仍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江西各界組織軍政府,公時任交通司司長。1913年,任九江保商局局長。隨即調任九江關監督兼任江西交涉員。這年七月,李烈鈞在湖口出兵“討袁”,公時即赴省商討大計,效果不大,又赴粵求援。抵粵后,“湖口起義”失敗,逃亡日本。

  1917年,廣東護法軍興起,孫中山召開非常國會,就任大元帥,蔡公時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議。后隨孫中山討伐叛軍。1918年任廣東大本營陸軍部練兵處秘書,抵福建潮(州)、汕(頭)、漳(州)、(門)間,協助護法軍政府元帥府衛戍司令方聲濤治軍。當時護法軍內部意見不合,勢將決裂。公時以大局為重,斡旋于各方之間,極力排解。因不為某方諒解,遂被拘禁,幾遭不測。

  1922年冬,李烈鈞奉孫中山之命,收撫潮汕陳炯明舊部,改編為五師,任蔡公時為秘書。后烈鈞調防閩南,亦隨前往,為其擘劃。1924年冬,李烈鈞隨孫中山赴北京與段其瑞政府談判,公時亦北行。孫中山逝世后,公時仍留北京,與國民黨有關人員共謀“黨之整理與團結”。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湘、鄂、贛先后光復,北洋軍閥孫傳芳先后敗退江、浙。此時,孫部某將軍與蔡公時有舊誼,且握有重兵,公時前往敵營,勸其歸降,為光復江、浙立了一大功。其時,國共兩黨的裂痕日深,國民黨政府在上海“有工統指導委員會之組織,公時為委員之一,為防范‘共黨’策劃極周密”。

  1928年春,蔡公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服務部委員兼外交處主任。1928年五月一日,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設立山東交涉署,三日就職。其時,日本政府借口保護在山東的僑民,悍然出兵濟南,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并不斷挑起事端,制造磨擦。蔡公時出面調停,日軍繼續武裝挑釁,打死市民、士兵多人,國民黨40軍被迫自衛還擊。這天深夜十二時,日軍借口有日人二名被殺于交涉署門外,破門穿墻而入,將全署人員捆綁,入室搜查,一無所獲。公時向日軍提出嚴厲抗議,被日軍以刺刀損其面目,血流全身。庶務張某,睹此慘狀,怒形于色,日軍即將其雙耳割下,然后用機槍掃射,公時與署員十六人,均慘遭殺害,并縱火焚燒交涉公署。這起“濟南慘案”,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蔡公時等十六位烈士的民族氣節和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慨,為廣大人民贊揚和傳頌。著名畫家徐悲鴻,專為公時創作大幅油畫,塑造了“蔡公時大義凜然,臨危不懼,具有民族氣節的光輝形象”。烈士家鄉的鄉親也在蔡家祠堂舉行沉痛的吊唁活動。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派員參加,各界送來挽聯二百余幅。著名人士羅德鈺在悼聯中寫道:“傾頹棟梁齊魯東,慟哭英雄舉國同;北定中原公祭日,不忘酹酒告幽靈。”公時殉職后,其妻郭景鸞曾赴南洋各埠,集資在滬創辦公時中學,自為校長,以為永遠紀念。

  沈劍華

  (注1)(1904-1930),原名沈傳勛、沈木火,化名宋家珍,湖北省黃梅縣沈家灣人。他是中共江西省委早期領導人之一,也是贛北工農紅軍的創始人,先后擔任過贛東北工農紅軍副黨代表、黨代表、中共德安縣委書記、中共江西省農委書記,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等職。

  沈劍華出身貧農家庭,讀過四年私塾,愛好繪畫。1918年拜師學刻譜字。1924年經朋友介紹到九江夏寶記瓷號“起彩”(繪畫)。這時,他思想激進,勤奮好學,經常到“九江書店”購買或借閱一些進步書籍,結識了共產黨員彭江。后來,經在九江讀書的同鄉吳九思等人介紹,秘密參加革命活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九江市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幸存的共產黨員轉入地下斗爭。“八.一”南昌起義后,蔣、汪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同月九日,彭江等二十六位黨的骨干和革命同志,均在九江大校場遭敵人殺害。此時,國民黨反動派到處通緝沈劍華,化裝成一名木匠,渡江回到家鄉沈家灣,轉入地下活動。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江西省委關于秋收暴動批示貫徹之后,他接到通知,要他回九江策劃農民起義。他回到九江后,協助中共贛北特委書記林修杰于九月中旬在廬山白鹿洞策劃星子暴動,攻克星子縣城,砸開監獄,救出關在監獄里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然后回到九江馬楚.小陽鋪地區打游擊,處決當地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吳應濤.周少榮等。同年十一月初,贛北特委在九、德邊界岷山的主峰秦山金盆寺召開九江、德安、瑞昌三縣黨的負責人會議。會上,根據沈劍華的提議,決定建立贛北紅軍游擊隊,以岷山為根據地,同敵人開展游擊戰爭。正當會議緊張進行時,九江、德安、瑞昌三縣的反動武裝,三面包圍金盤寺。沈劍華主動請戰,擔負阻擊敵人掩護同志撤退的任務。他沉著指揮,集中幾十名赤衛隊員,打擊敵人的薄弱環節,靈活機動,進行阻擊,拖住敵軍,完成了掩護撤退任務,然后把隊伍轉移到彭山。不久,林修杰調鄱陽縣工作,張源健來贛北組建紅軍游擊隊。1927年十一月下旬,贛北紅軍游擊隊在德安縣朱家壟成立不久張源健任隊長,李凌云任黨代表,沈劍華任副黨代表。1927年底,中共德安縣委機關遭到敵人破壞,縣委書記楊超在南昌犧牲,工作處于停頓狀態。1928年年初,中共江西省委指派沈劍華以紅軍副黨代表身份到德安組織臨時縣委兼任臨時縣委書記。二月六日(陰歷正月十五夜),他在洞霄、喻家山直接指揮了有名的元霄暴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鏟除了當地的地主武裝,處決了反動分子張陰亭、張潤生、張求生等,接著在全縣恢復和發展了四個區委、二十多個黨支部。同年六月,黨代表李凌云打了次敗仗,擅自決定埋槍、解散隊伍,沈劍華堅決反對李凌云的錯誤行為,因得到贛北特委書記吳德峰的支持,省委撤消了李凌云的黨代表職務,由沈劍華擔任游擊隊黨代表,重新整頓游擊隊,繼續堅持武裝斗爭。

  1928年12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在湖口縣舜德鄉王遂村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沈劍華被選為中共江西省委執委兼農民委員會的書記。不久,中共中央又指定沈劍華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他在任職后,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和加強黨在南潯鐵路沿線的工作,調整和加強信江特委,批準成立贛東北特委。為恢復和發展全省各級組織,他主持組建中共南昌區委,領導南昌織襪廠黨支部,開展經濟斗爭。

  1929年冬,國民黨加派兵力,對江西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十一月,省委機關被“南昌衛戍司令部”張輝贊偵破。由于胡子華(省工委)供出了沈劍化、賀俊(省執委)、阮嘯仙(省執委)等,敵人到處張貼布告,懸重賞捉拿沈劍華。在這危急關頭,他不畏艱險,對被破壞的省委機關和全省黨的工作,進行了整頓和布置。十二月中旬,他為了九江黨組織的安全,趕往九江,通知同志們轉移。不幸在南昌抵九江途中的黃老門車站被捕。沈劍華被捕后,南昌衛戌司令部嚴刑酷訊,一無所獲,只好向蔣介石報告:  沈劍華等,“皆迷信共產主義甚深,審訊時,態度倔強,大有以身殉主義  、視死如歸之慨”。1930年元月(注2),被張輝贊殺害于南昌,年僅二十六歲。

  注1:沈劍華  傳中的“劍”是據《九江英烈傳》和《中國近現代人名辭典》,  而《九江市組織史資料》和《黃梅縣志》則為“建”。

  注2:沈劍化遇害時間:本傳據《黃梅縣志》。《江西英烈》為三月。《贛北英烈》為三月中旬。

  周賡年

  (1901-1930),又名時林、進豐、連安,湖口縣大垅鄉人。14歲入湖口高等小學讀書,繼赴沙河農業學校和湖北政治講習所學習。1925年至廣州參加北伐軍,在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任排長。1926年11月,隨軍進入南昌,適逢搞農運工作的湖口人錢成九,遂一同回到湖口從事農運工作,任湖口農協籌委會委員,到家鄉大垅籌建一區農協,首先在大垅廟掛出第一區農民協會的牌子。

  1927年8月,白色恐怖籠罩湖口,周賡年受到國民黨當局通緝。他隱瞞身份,參加國民革命軍十三軍。此時,軍隊已被反動派控制,他于1928年5月離開軍隊,前往鄱陽尋找黨的組織,又遇到錢成九,經其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一度在贛東北特委擔任保安工作。

  1929年秋,周賡年奉命回湖口建立革命武裝。他與原在湖口工作的李子英等人,通過各種途徑,弄到八支槍,作為建立革命武裝的起點。同年9月15日,他隨湖口縣委負責人譚和率領一支精銳武裝隊伍,夜襲都昌汪墩靖衛隊,繳獲步槍11支。9月28日,贛東北第一游擊大隊在湖口縣橫山密廟成立,他任大隊長。不久,成立贛東北革命委員會,他是委員之一。

  周賡年擔任游擊大隊長后,和士兵患難與共,活躍在都、湖、彭、鄱一帶,1929年11月28日,他與革命委員會干部一起,發動幾百名群眾到大地主王祖壁家里平糴。王祖壁拒不執行革命委員會的命令,誣蔑“共產黨搶谷”。群眾極其氣憤,當場將其處死。王祖壁的兒子第二天從縣里帶來靖衛團,抓走三名群眾。他即帶領隊員,選好地形,伏擊靖衛團,救出被抓群眾。游擊隊在保衛蘇區的斗爭中得到壯大和發展,由原來的三個分隊、五十余人、二十余支槍,增至兩個中隊、六個分隊、一百三十余人、五十余支槍。

  1930年2月,敵駐九江朱世貴部一個特務隊竄到湖口,在蘇區四甲吳村(今屬江橋村)抓走八名群眾,帶到馬影橋。次日,周賡年率領游擊隊進攻馬影橋。在指揮戰斗時,他腰部受傷,仍指揮若定,直至擊退敵人,救出被抓群眾,才躺上擔架,率領部隊回防。三月,中共中央特派員徐德來湖口根據地,執行“左”傾路線,不顧湖口實際情況,命令周賡年進攻駐都昌徐家埠之敵。3月15日夜,周賡年槍傷未愈,帶領部隊奔襲徐家埠。他第一個沖進敵人營房,奪槍9支,待再返身沖上樓時,卻中彈身亡。時年二十九歲。5月3日,湖口縣蘇維埃在趙家橋召開數萬人的群眾大會,隆重追悼周賡年烈士。解放后,人民政府重新安葬了烈士的遺骨。

  徐寶璜

  (1894-1930),字伯軒,九江市人。我國最早的新聞學家和新聞教育家。

  寶璜出身于革命知識分子家庭。191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1913年考取官費留學,在美國密芝根大學攻讀經濟學、新聞學。1916年歸國后,擔任北京《晨報》編輯,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校長室秘書,在校內哲學、政治等系科開設新聞學課程。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新聞學研究會,蔡元培任會長,他是發起人之一,出力最多,被推為副會長兼導師,每星期一、三向會員講課。他講課的內容,雖然取材于美國,但結合當時中國的情況,有不少新見解。他的講稿先后在《東方雜志》、《北京大學月刊》和《新中國》等刊物發表。1919年新聞研究會會刊《新聞周刊》創刊,他被推為編輯主任。1923年,北京平民大學創報學系,他任系主任,還先后在民國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任教,曾一度代理民國大學校長。他主張民主政治,反對軍閥專制。1926年3月16日,日、英、美三國向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時稱“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余人在李大釗等的領導下,舉行集會、游行、請愿,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竟令衛隊開槍,群眾死57人,傷150余人。史稱“三?一八”慘案。他積極支持這一反帝反軍閥的斗爭,以有攻詆軍閥言論,被當時執政的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政府列入通緝名單。脫險后,他又竭力支持由北京記者于1927年組成的“新聞學會”,并指導該會出版《新聞學刊》。1930年6月1日在北京患風寒病逝世。

  徐寶璜著有《新聞學》一書,后改名為《中國新聞綱要》重新出版,列為新聞學叢書之一。蔡元培寫了《序言》,說這本書“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邵飄萍在《京報》發表文章說:“《新聞學》之前,中國無專門研究新聞之書籍,有之自先生始,雖僅五六萬字,而言簡意賅精當,則無出其右者。在中國新聞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徐寶璜的《新聞學》認為,報紙是社會的產物,所以受社會的支配。報紙應當代表民意,反映輿論,指導輿論,反對報紙刊登低級趣味的東西,主張報紙應發揮移風易俗、懲惡勵善的作用。關于報紙的價值,美國學者認為“讀者興趣是新聞的試金石”,他認為,新聞的價值是“注意人數多寡和注意深淺之問題”,

  提出了衡量新聞價值的三原則:一是內容的重要性,內容愈重要價值愈高,“價值與其重要程度成正比例”。二是新聞的時效性。認為新聞如鮮魚,愈是新鮮價值愈高。三是新聞的距離性。認為人們注意與關心的新聞,首先是與個人關系較大、距離較近的事,“大抵以一己為中心,漸推及于所熟悉之人及事”。關于真實性的問題,他認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主張采訪要有聞必查,不能“有聞必錄”,以訛傳訛,更不能有意捏造。他這本書出版后,在國內產生較大的影響,被人們稱為“新聞學界最初的開山祖”,中國“新聞教育的第一位大師”。

  馮任

  (1905-1930),字任之,曾化名王警吾、王亦吾,都昌縣土塘鄉廈下馮家村人。1921年夏,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經袁玉冰介紹,于1923年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辦會刊《讀書扎記》,為全校學生領袖之一。1924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6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五卅”慘案后,江西軍閥加緊鎮壓革命,馮任臨危受命,曾先后被黨團組織指定代理南昌團地委書記和第六屆南昌團地委書記。1926年3月,團地委改選,當選為團地委組織部長。這年上半年,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畢業。為迎接北伐,他化名王警吾,潛往九江指揮贛北各縣建立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并于十月中旬,指揮九江海員工會配合國民革命軍地下工作人員化裝為“茶役”,炸毀北洋軍閥孫傳芳部的軍需運輸船“江永輪”。同年11月7日,中共江西地委擴大為區委,他被調回南昌任區委技術秘書。

  1927年6月5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公開背叛革命。方志敏等著名共產黨人被“禮送”出境,馮任奉命在南昌堅持省委工作。1927年7月20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選舉產生中共江西省第一屆委員會,馮任當選為省委委員,并繼續擔任省委秘書。8月1日,中共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馮任一直在南昌堅守崗位。起義軍撤出南昌后,他繼續留在江西工作,極其鎮定地接待和安排各地失散的黨員,并先后恢復了九江、德安、鄱陽、臨川和南昌近郊黨的組織。10月,中共江西省委改組,經中共中央批準,馮任任江西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全面主持省委機關工作。1928年12月,全省第二次黨代會在湖口舜德王燧村召開,馮任代表省委作工作報告,并當選為中共江西第二屆省委委員、常委兼宣傳部長。1929年3月,省委根據中共“六大”關于領導層增加工農分子的要求,決定馮任改為候補常委,調贛西任特委書記。在贛西工作的半年里,他領導特委把秘密工作和山區的武裝斗爭結合起,使上下關系日益協調,受到省委和中央的多次稱贊。半年后,省委為加強各地軍事工作的布置,將馮任由贛西調回省委任巡視員,10月底,派往贛南指導工作。由于叛徒出賣,江西省委遭到了嚴重破壞。馮任發現情況異常,遂從贛南趕回南昌。此時“省委工作完全停頓,并且連來往同志住的地方都無法安排。”為了“從絕無僅有的線索中找出線索來恢復省委的部分工作”,聯系上部分同志,恢復省委,他親赴各地安排工作,直至無法立足,方于12月20日由九江趕赴上海向中央匯報。

  1930年初,為恢復被敵人嚴重破壞的湖北省委,中共中央決定馮任去湖北省委工作。他化名王亦吾,以上海“太平通訊社”記者的身份前往武漢。4月初,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毛春芳在武漢被捕犧牲。同月中旬,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產生了以任弼時為書記的新省委,馮任為新省委常委兼秘書長。6月,由于省總工會糾察部長被捕叛變,供出省委總接頭機關,適馮任于16日去省總布置工作,不幸被捕。入獄后,敵人嚴刑逼供,馮任始終堅貞不屈,于同年7月,在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監獄被殺害。

  盧英瑰

  (1906-1930),星子縣南康鎮人。父早喪,為母遺腹所生,家境清貧,自幼養成勤奮堅毅的性格。少時愛吹簫、畫畫,學《芥子園畫譜》。1920年,考入江西省甲種工業學校,適值馬克思主義在江西傳播,接受了進步思想,矢志于改造社會。南昌學聯成立,任干事。1924年畢業,回到家鄉,參加組建國民黨星子縣區黨部,任組織部長。先后在冰玉澗、愛蓮池一帶創辦了三所貧民夜校,宣傳馬克思主義,并調查東牯嶺麻石工人的生活情況。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德安。星子縣知事向鶴鳴聞風逃匿,他組織群眾堵擊北門,繳獲槍支。十一月底他加入共產黨。星子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成立,他任組織委員,常年累月在外奔跑,秘密宣傳馬列主義,自言:“早就打好主意,提頭在手上走路。”

  1927年3月,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中共星子支部在縣耶穌堂召開支部大會,將支部擴大為中共星子縣委,盧英瑰任書記(注)。接著,縣總工會、農會、婦協相繼成立,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國民黨星子縣縣長何翼劍指使“四大金剛”(程柱石、李精泉、彭尚基、彭兆源)破壞革命運動,他利用國共合作合法身分領導“驅何”斗爭,并三次赴省請愿,綞將何翼劍逐出縣境,迎來了左派縣長,革命再起高潮。四五月間,“寧漢合流”,蔣汪相繼叛變革命,大革命遭到失敗。中共黨的中心工作被迫轉移到農村。他繪了一幅寫生畫表明自己的心跡:在那黑暗的夜幕里,有森林、有村莊、到處是白色恐怖,唯有一勾明月亮晶晶地照耀大地。他在畫上題字:“這一勾明月,將會勾出世界的光明。”面對險惡的形勢,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縣城黃家巷秘密召開黨員會議上,批評了當時存在的悲觀情緒,鼓勵大家堅定信心,克服困難,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黨的“八.七”會議,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武裝的總方針,盧英瑰與中共贛北特委書記林修杰秘密聯系,部署、組織、領導震驚贛北的“十.三”星子暴動。接著,他率領游擊隊轉移到河村缽盂山繼續進行武裝斗爭。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

  1928年8月15日(一說9月28日),由于叛徒出賣,盧英瑰在河村老莊屋被捕,關押在星子縣城大牢。他曾設法越獄,但因鐐銬太重,跳城墻時折斷一腿,以致再陷敵手。不久,被押往南昌。在獄中,他不為威屈,不為利誘,堅毅頑強,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經常忍著傷痛寫詩作畫,有《為幼者畫》、《童心集》、《鐵窗風味》等作品及獄中日記。后經一看守將這些作品和日記秘密傳遞出來。

  1930年秋,盧英瑰在南昌就義,尸體拋入贛江,年僅二十四歲。

  注:據《中共組織史資料》:盧英瑰任星子縣委書記為1927年9月。本傳據《星子縣志》。

  譚和

  (1898-1930),字介泉,又名昌寬,都昌縣汪墩鄉前坊村人。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1925年暑假前夕,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回到都昌縣,在源頭港小學教書,秘密進行革命活動。1926年又在茅壟、老屋等村,開辦貧民夜校,宣傳馬列主義,秘密組織農民協會。

  1927年2月8日,都昌縣召開農民代表大會,譚和當選為縣農協執委、特派員。不久,他奉命到左里、前山一帶開展農民運動,建立第八區農民協會。這時劣紳袁鐵梅在當地組織“A?B團”,勾結地痞流氓,配合地主武裝四百余人,攻打八區農民協會。他聯絡一、六、七、八區農民協會組織會員一千余人,配合汪墩農民自衛軍,在塞沁坂展開激戰,打退了地主武裝的反撲。大革命失敗后,他前往九江尋找黨組織,與中共贛北特委接上關系,留任特委交通員,后又調到贛東北特委。1928年9月,贛東北特委派譚和回都昌縣徐埠建立都(昌)、湖(口)、鄱(陽)地下交通站,任站長,負責湖口與都昌黨組織的恢復與整頓,先后于6月和9月,幫助湖口、都昌建立臨時區委。1929年1月,贛東北特委派譚和接任湖口區委書記。同年4月,中共湖口區委改為湖口縣委,譚和任縣委書記。同年9月,中央軍委(一說江西省委)派周建屏往信江指導軍事,途經湖口、都昌,于都昌汪墩召開兩縣黨的負責人會議,決定建立革命武裝,開辟都湖邊界革命根據地。9月15日,譚和、周賡年率領都湖兩縣48名武裝人員,在打入敵人內部共產黨員劉書涼的策應下,一舉奪得都昌縣汪墩靖衛隊11支步槍。9月28日,在湖口城山密廟成立紅軍贛東北第一游擊大隊。同時,抓緊政權建設。自1929年底到1930年春,在湖口縣建立了三個區、六十多個鄉的農民協會,并在湖、都邊境建立特區農協,有組織的群眾達二萬人,有武裝的群眾達二千人。1930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派徐德到湖口指導工作,實施省委關于九江總暴動的計劃。徐德不征求譚和等領導人的意見,一味蠻干,輕率決定4月13日攻打都昌徐家埠,致使大隊長周賡年等二十余人犧牲,損失長短槍二十余支。同年五月,省委又命令湖口縣委組織第二次武裝暴動,進攻湖口縣城,配合紅軍主力攻占九江,并派省委巡視員柳明生到湖口監督執行。譚和根據具體情況,陳述游擊隊避免打硬仗的理由,率部向彭澤、都昌邊境轉移,避開敵人的攻擊。六月,都昌、鄱陽、星子三縣武裝暴動相繼失敗,都、鄱游擊隊余部與贛北第一游擊大隊合并,三縣武裝只剩下八十余人,又遭到敵軍第二次“三縣會剿”。七月初,中共贛東北特委通知第一游擊大隊配合贛東北紅軍獨立第一團攻打鄱陽。結果,獨立團因故未行動,第一游擊大隊孤軍作戰,遭敵圍攻,大部犧牲,少數突圍編入紅十軍。

  游擊隊調走后,譚和召開縣委緊急會議,號召共產黨員和蘇區干部,隱蔽分散,堅持地下斗爭。七月中旬,他赴上海,向中共中央詳細報告湖口斗爭經過及失敗原因,奉命仍回湖口恢復黨的工作。十日,譚和隨紅十軍回到湖口,恢復中共湖口縣委,仍任縣委書記,在全縣普遍建立縣、區、鄉蘇維埃政權,進行打土豪、分田地。十一月上旬,敵軍“圍剿”紅十軍。紅十軍回師贛東北蘇區,湖口等地蘇區再度淪陷。十四日,他率蘇區干部與游擊隊突圍前往鄱陽肖家嶺與紅軍主力會合,在彭澤黃板橋遭敵第五師伏擊,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2歲。

  劉肩三

  (1892-1930),號漢才,都昌縣汪墩鄉后壟村人。1912年入星子南康府中學讀書。1916年秋,懷著實業救國的愿望,考入江西省農業專科學校。1919年5月7日,“五四”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江西,他作為農專代表,被推選參加南昌學生聯合會。5月9日,南昌市學生舉行總罷課,他登臺演說,并寫血書:“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畢業后,在都昌縣立高等小學任教。1922年,都昌遭受水災,縣知事劉燮臣借口清理舊欠,橫征暴斂,他聯合紳士,到縣衙為民請愿,被扣押,引起全縣人民公憤,近郊農民將縣衙包圍,劉燮臣被嚇跑。1924年11月,新任縣知事為安撫人心,委任他為縣實業局長,企圖籠絡。其時,他已認識到在黑暗的政權統治下,實業難以救國,為民請命也不能拯民,而決心尋求一條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1926年2月,劉肩三經劉越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被分配負責領導本縣農運。他秘密舉辦兩期“黨務訓練班”,以農民、學生、教員為對象,先后培訓九十余名農運骨干。爾后,他帶著這批同志,首先在自己家鄉汪墩成立農民協會,開始有領導地向土豪劣紳作斗爭。這年都昌縣春荒嚴重,貧苦農民十之八九開始斷炊,而地主豪紳卻趁機加重盤剝。汪墩大劣紳劉世容,以搞“平糴”為名,讓老百姓湊錢由他出面去下江糴谷度荒。他將買來的新谷調換自家的陳谷,而且大斗進,小斗出,從中牟取暴利。肩三聞訊,立即帶領當地二百多名農民協會會員,找劉世容算賬,挖了他的倉,將他平糴的谷也分了。11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縣黨部成立,他當選為執委兼農民部長。1927年1月,中共都昌縣委員會成立,他又當選為委員,負責組織部和農民委員會工作。2月,在都昌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縣農民協會常委。蔣汪合流,大革命失敗,劉肩三受到通緝,被迫出走,尋找黨的組織。八月,他終于找到省委,參加鄱陽風雨山會議,聽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的傳達。會后,被分配任中共余干縣委書記。1928年,派赴上海學習工運。1929年7月返省,至景德鎮領導工人運動。

  1930年7月,在景德鎮工人配合下,贛東北紅軍獨立第一團攻占景德鎮,大批工人參軍,擴編為紅10軍,劉肩三調任該軍19團政治委員,隨即同部隊挺進都、湖、鄱、彭地區。9月3日,他率紅19團至汪墩,處決反革命分子劉會書。次日,直赴江橋,配合紅1、10團重創國民黨警備2團張超部。5日,紅10軍撤回老蘇區樂平整編,接受攻打九江的任務。隨后,他調任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兼第7旅政治委員。10月,紅10軍再次來到都、湖、鄱、彭地區。6日,他率部到都昌,在張嶺恢復了都昌縣委,并兼任書記。在紅10軍的幫助和地方工作部的具體領導下,很快形成了一個以武山為中心、包括都昌、湖口、鄱陽、彭澤大片地區的武裝割據的紅色區域。11月,國民黨軍隊趁紅軍遠征贛北之機,開始對弋陽等老蘇區進行“會剿”。為粉碎敵人的“會剿”,紅10軍迅速撤出都湖鄱彭地區,回師弋陽,保衛老區。臨走之前,軍部決定成立都湖鄱彭總指揮部,委派劉肩三任總指揮,領導都湖鄱彭四縣的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堅持斗爭。紅10軍撤出后,國民黨軍第五師即開到都湖鄱彭地區,糾集四縣地主武裝,對該地區進行“清剿”。在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他被迫率領剛剛組建的四縣地方武裝向鄱陽肖家嶺撤退,準備上山打游擊,行至彭澤黃板橋,被敵軍重兵包圍,經激戰2天,于11月16日因彈盡援絕被俘。17日被殺害于彭澤老屋灣陳村。

  胡愛英

  (1896-1931),修水縣上奉觀前村人。家住黃沙港與上奉兩鄉交界的牛崗里山村。27歲時,丈夫病逝,帶著兩個10歲左右的兒女,收養一個孤苦的侄子,一家四口,憑著勤勞的雙手過日子。

  1929年,上奉一帶鬧革命,紅軍常在牛崗里活動。愛英目睹紅軍抑富救貧,為勞苦大眾求解放,便自愿擔任紅軍地下聯絡員。牛崗里,地僻山深,日用生活物資均須從幾十里之外的觀前街買進,當時敵人四面封鎖,附近駐有國民黨軍一個團和地方民團。愛英拖兒帶女,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購買物資和偵察敵情,一天往返幾十里。有時還通宵達旦為紅軍礱谷舂米。形勢險惡時,外購糧食困難,她便把自己的口糧湊上,送往紅軍駐地。1931年端午節,她與大兒子張敦訓前往上奉,突被敵人截捕。敵人對她嚴刑拷打,用燒紅的火鉗烙她,她始終未供出地下組織及紅軍駐地。敵人又以母子之情脅迫她,問:“你是要兒子,還是要革命?”  她回答:“我都要!”敵人揚言要殺她母子,她在獄中忍住劇痛,問孩子:“紅軍叔叔好不好?”孩子說:“紅軍叔叔好!”“為了紅軍叔叔,不要哭;壞人問你什么,都不要說!”孩子擦干眼淚,咬緊牙根點點頭。盡管敵人軟硬兼施,終未能使她母子動搖、屈服。捕后第四天,敵人便對愛英母子下毒手。她牽著十一歲的兒子,面不改色,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并高呼:“紅軍萬歲!”時年三十五歲。

  洪輝明

  (1901-1931),又名登炳,武寧縣泉口鄉洪家源人。他出身貧農家庭,自幼性格豪爽,愛打抱不平。少時從叔父讀過幾年書,能吟詩對句。青年時期,拜師學習武術兩年,又潛心苦練三年,練就一套過硬功夫,“一人高的風車跳得過,兩丈寬的河溝飛得過,三四個人打得過”。可謂能文能武,聰明豁達,在百十里鄉村頗有名氣。

  1925年五、六月間,中共湖北省陽新縣龍燕區委干部成雄(化名夏威)。向前進等共產黨人來到武寧縣月坪、紐絲等地開展工作。在成雄的啟發和教育下,洪輝明積極參加革命活動。7月,他在狗樹下首次參加了農民積極分子大會,明白了共產黨的主張,窮人起來鬧革命的道理。他首先秘密串連苦大仇深的雇農分子,組成雇農小組。接著發動本村二百多貧農,組成貧農團抗委會,提出“打倒土豪劣紳,廢債分田地”的口號,把貧雇農團結在自己身邊。他考慮鬧革命沒有武裝不行,便著手組織了三十余人的土槍隊。九月,成雄、向前進、劉正桂等組織領導月坪大暴動。暴動農民包圍了大地主洪盛仕的住宅。洪輝明奮勇當先,指揮土槍隊,撬開住宅的大門,將正聚集在這里的不法地主和劣紳洪盛仕、洪登國、洪宗山、洪連城、洪盛如捉住,就地鎮壓。但是,地主階級并不甘心失敗,葉茂之、葉就凡等人與偽縣政府相勾結,收集流氓地痞,成立魯橋團防。為了摧毀敵人這個反動武裝據點,洪輝明率領土槍隊與紅六軍五縱隊派出的二百多名紅軍緊密配合,于11月27日一舉殲滅魯橋團防。洪輝明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先后當選為月坪鄉蘇維埃主席、中共升仁區委委員。

  1930年3月,武寧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港子口召開,成立武寧縣革命委員會,選舉洪輝明為革命委員會主任。翌年,洪輝明又擔任中共武寧縣委組織部長。這時,他積極領導箬溪、彭坪、月坪、祥發等地開展土地革命運動,進行土地分配工作。同時,抓緊蘇區的發展和政權建設,先后建立西源區和大溪區蘇維埃政府以及35個鄉蘇維埃政府。1931年春夏之間,洪輝明親自率領赤衛隊出擊敵人駐守在蘇區邊境的芭蕉民團和金水民團。這兩個民團,各有一排人槍,時稱聶排和余排,經常襲擾蘇區,深為蘇區人民所痛恨。他摸清敵情后,先出擊芭蕉民團,打垮聶排,繳槍5支;然后,乘勝攻擊金水民團,擊潰余排,繳槍十支,拔掉敵人兩個據點。同年8月,紅三師攻打橫路鎮,洪輝明率領赤衛隊一千余人配合紅軍作戰, 擊潰敵新七旅一個營,斃敵三四百人, 繳獲機槍11挺、步槍200余支。為了鞏固和擴大蘇區,1931年9月6日,洪輝明孤身深入敵占區王段,發動群眾建立和恢復蘇區,被國民黨“清鄉”兵圍住,因寡不敵眾,落入敵手。面對敵人的酷刑,輝明堅貞不屈,于10月8日,在武寧縣城西門橋下英勇就義,時年31歲。為了紀念洪輝明烈士,翌年春,蘇區人民將第六鄉(即原月坪鄉)易名“輝明鄉”。

  汪仲屏

  (1900-1931),又名順昌,九江縣人。自幼勤奮好學,先后入九江高等小學、九江第三中學、南偉烈大學讀書,后來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江西省甲等工科學校。1925年在共產黨開辦的九江書店工作,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汪仲屏回到故鄉港口做農運工作,發展黨的組織,成立農會和農民自衛軍,并積極籌備糧款,組織擔架隊。開赴南潯鐵路沿線,支援北伐。同年11月4日,北伐軍攻克九江。8日,成立九江縣政府,仲屏任縣政府科長。1927年2月被選為九江縣農協委員。同年,蔣、汪先后叛變革命,白色恐怖迅速向九江漫延,8月9日,反動派在九江集體槍殺26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黨的工作由城市轉入農村。仲屏又回到港口開展農民運動。當地反動頭目高伯韓等人跟蹤搜捕,均未得逞。敵人惱羞成怒,竟將他家幾幢房屋付之一炬。

  1927年12月,贛北紅軍游擊隊在岷山組建,鼓舞了港口地區的農民武裝斗爭。汪仲屏率領港口農民自衛軍,與港口區區長張式如、靖衛團團長高傳賢數次交戰,連戰皆捷。1929年農歷9月18日晚,仲屏率領三十多名黨員和一百多名自衛軍,兵分兩路,同時行動。捕殺惡霸豪紳簡相柏、何紹熙、李德望、張細海、徐老九等人,并抄沒了他們的家產。不久,中共九江縣委決定以港口暴動隊伍為基礎,組建赤湖游擊隊,汪仲屏任指導員。從此,這支游擊隊開辟了以赤湖為中心的方圓一百余里的根據地。

  1929年11月,國民黨政府先后在瑞昌碼頭設立緝私局,在赤湖開辦墾荒局,企圖用軍事和經濟雙重手段,監視游擊隊的行動,控制赤湖游擊區。汪仲屏首先夜襲碼頭緝私局,救出被關押的同志,奪回被扣留的食鹽,并繳獲八支步槍。接著,深夜包圍赤湖墾荒局的營房,繳獲步槍十余支,子彈千余發,拔掉敵人插在赤湖游擊隊根據地這兩顆釘子。1930年夏季,港口區和瑞昌縣根據地合并,成立港瑞區蘇維埃政府,汪仲屏任主席,領導全區人民進行根據地建設。同年秋,蔣介石糾集反動武裝,準備向我中央蘇區發動瘋狂“圍剿”。遵照上級黨組織決定:岷山、赤湖游擊隊主要武裝力量于7至11月赴湖北陽新改編為中央紅軍,汪仲屏帶領一個小隊,留在赤湖堅持斗爭。

  贛北武裝力量轉移后,汪仲屏帶領堅持地下斗爭的同志,隱蔽于叢林、山洞、蘆葦之中,風餐露宿,常以苔根、蘆根為食。處境十分險惡。汪仲屏與身邊同志決定:人員暫時分散,長槍也暫時隱藏起來,等待時機,再集中戰斗。1931年5月,仲屏前往上海匯報。黨中央指示他返回九江,恢復黨的工作,組建中共九江臨時縣委,要他任書記,并在九江市內設立交通聯絡站,保持上海黨中央與蘇區之間的交通聯系,同時把武裝斗爭恢復起來。汪仲屏離開上海,途經蕪湖,與舒立庭、何建炎一同返回九江,秘密進入港口彭家灣,正準備分頭進行革命活動。因地主告密,均先后被捕,關進港口區政府一間潮濕的小房里。國民黨江西省議員高伯韓聞訊,從九江趕到港口來勸降。他說:“只要你答應‘不革命’三個字,愿做官可以升官,不愿做官送你出國留學,望你三思而行。”汪仲屏斬釘截鐵地回答:“共產黨員干革命不是為了自己。你們這些反動派沒有打倒,人民大眾還沒有解放,要我不革命,萬萬做不到!”敵人見軟的不行,便采用酷刑,逼他投降。他始終堅貞不屈。1931年10月9日上午,汪仲屏與舒立挺、何建炎三位同志一同走向刑場,從容就義。

  康愛德與石美玉

  康愛德(1873-1931),九江市人。石美玉(1873-1954)原籍湖北黃梅縣,出生于九江市。均為我國第一批留美女學生。

  康愛德幼年喪父,孤苦無靠,被美國傳教士吳格矩收養。童年時代,石美玉在吳格矩創辦的基督教衛理公會儒勵女子學校讀書。  

  光緒六年(1880年),吳格矩帶愛德和美玉一同前往美國舊金山讀書,由小學到中學,她們奮發攻讀,無所不學,學必精通,給吳的印象很深。光緒八年(1882年),她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密執安大學醫學院,在校學習,也是名列前茅,為優秀畢業生。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她們學成歸國,聯袂在九江行醫。不久,愛德往南昌創辦醫院,一面看病,一面訓練女醫生,慕名求醫者絡繹不絕。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她代表中國婦女出席世界婦女協會。之后,她又赴英美繼續深造,在醫術上取得新的成就,于1911年重回南昌主持醫務。康愛德于1931年病逝。她的醫德和為人深得各界人士的贊賞。醫務界的人士稱贊她“見識淵博,熱愛祖國,是一位美的使者,在她的培育下,花朵開放,春色滿園”;“有一顆博愛的心,四海之內皆兄弟,不論富足與貧窮,困難求助者,有求必應”。梁啟超在他辦的《時務報》撰文《記江西康女士》,介紹她的身世,贊揚她的學業成績。

  愛德往南昌后,美玉仍留在九江行醫。經美國但福德醫生的幫助,買了設備與藥品,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七日正式成立但福德醫院,設診室15間,病床96張,石美玉任院長。為了醫院的擴建和發展,她嘔心瀝血,不辭勞苦,勤奮工作。不久,醫院附設護士學校,她自編教材,或翻譯外文醫書,供給學生學習,為九江培養護士500名。以后,她還另辦了一個傷殘診所,為殘疾人治病提供直接服務。她身為院長,親自看病、出診,頗得當地民眾贊譽和工作人員的好評。她醫術高明,以內外雙科醫生而聞名于長江中游。但福德醫生曾贊揚她說:“在手術方面,沒有一個芝加哥的外科醫生能比她做得更好。”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石美玉因病赴美國治療。在休養期間,她仍積極為九江但福德醫院募捐,以充實和發展醫院。1918年,她得洛克菲勒基金資助,前往美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醫學。1920年,她回到祖國,定居上海,與美國休斯小姐合作,成立上海伯特利醫院和伯特利傳道會,美玉任院長,并從事伯特利傳道會的工作,是華東地區授有圣職的第一名婦女,在宗教組織中有較高的地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美玉將伯特利傳道會遷至香港,后赴美國,寓居于加利福尼亞巴沙得納。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一度返回上海。1954年12月3日病逝于巴沙得納,終年82歲。

  劉廷琛

  (1867-1932),字幼云,晚號潛樓老人,德化縣(今九江市)人。自幼聰慧,勤奮好學,操筆成文,才思怒發。十六歲,補弟子員,學使陳寶琛目為書器。清光緒癸已(1893年)舉人,甲午進士,后改庶吉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廷琛任陜西提學使,時科舉初廢,改學堂,仿照日本學規,凡選拔為提學使者,先去日本考察,然后到任。這次廷琛東渡,細察日本國情,對居心叵測的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對華政策深感憂慮,蒞事之初,即呈奏日本外交有六條可慮之處,宜速采取對策,為自強之計。光緒三十三年,任學部右參議、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學部副大臣等職。當時,大學堂章程已經張之洞等奏定,共分為經、政法、文、醫、格致、農、工、商八科。因屬草創階段,僅設高等師范及大學預科,其大學分科尚未研究。當廷琛到職時,師范及預科學生即將畢業,大學分科已屬刻不容緩。為此,廷琛根據本堂畢業及各省升學者的實情,本著“唯其實,不唯其備”的精神,先設數科,即:選拔各省舉貢入經文二科,京外各學堂畢業生分別入其他各科。其中經科設三門:毛詩、左傳、周禮。政法科設二門:政治、法律。文科設二門:中國文、中國史。格致科設二門:算學、地質。農科設二門:農學、農藝。化學工科設二門:應用化學、土木工程學。商科設二門:銀行、貿易。醫科無合格學生,暫缺。中國大學分科自此開始。宣統元年(1909年)設經筵,特派榮慶、陸潤庠等十四人,輪班進講,廷琛亦參加講課。

  1911年8月,武昌革命師興,各省紛紛響應,京師大駭。有人勸他:何不離開這里?廷琛說:“臨難茍免,豈人臣事君之義乎?”不久,攝政王退位,各親貴均辭職,廷琛亦掛冠去青島。12月25日,清帝遜位詔下,廷琛極度悲痛,大罵袁世凱竊國大盜。袁世凱設禮制館,聘廷琛為顧問。廷琛復書痛責之。其論世凱云:“大清可以亡于他人,唯獨不可亡于世凱,使世凱竭力而亡,可也,力未竭而與他人協亡之,則不可。大清亡于他人,世凱不自取,猶可也,乃世凱輔大清而亡大清,旋自取之,一時雖有可僭之名,后世終有難逃之公論。”袁世凱稱帝。他又說:“叛三百年之天下,自謂功臣;叛年余之總統,尤為亂賊。”當時評為名言。1917年,張勛北上,擁清遜帝溥儀復辟,奉旨授廷琛內閣議政大臣。是時張勛只有二千人,日本愿以兵助。廷琛謂藉外力以為國,不啻引虎自衛,力爭卻之。及事敗,外國各使館遣人致意,愿保護,拒未往,乃隱居青島。崐“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以溥儀立滿洲國,鄭孝胥遣使來迎,不赴,慨然對親近的人說:“丁已之役(張勛復辟),如借外力,或已成功,何必偏安,受日本卵翼哉。”1932年6月,劉廷琛病逝于青島,享年六十有五。清遜帝謚文節。

  劉廷琛為學對程子易傳,致力最深。嗜讀理學書,服膺朱子。善屬文,不假雕飾,而動合矩度。詩則于靖節、工部尤有深契。書法端莊豐潤,樸茂雄勁,剛中帶柔,自成一體,與其父云樵堪稱潯陽“雙絕”。晚年寄居青島,致力書翰,嘗集漢唐各碑字為聯數百,以應求書者。至今九江煙水亭上,還有他手書的一副對聯。遺著有奏議四卷、貞觀政要講義四卷、潛樓文集四卷。

  余垂成

  (1904-1933),別名吳天驥,修水縣全豐鄉人。是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主力紅軍--紅十六軍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湘、鄂、贛蘇區一位足智多謀、威震敵膽的指揮員和優秀的政治工作人員。

  1918年,垂成在西平小學讀書,1920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1925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名吳天驥。

  1926年8月,垂成在江西第一師范畢業。為迎接北伐,黨組織派他回修水工作。他接受組織分配,隨同余經邦等前往西鄉整頓和發展黨組織。不久,任當地興農學校校長,秘密進行革命宣傳,物色建黨對象,建立了西鄉第一個黨小組。

  1928年,中共修水臨時縣委成立楊祠暴動委員會。垂成組織一支有二十余人槍的修(水)武(寧)銅(鼓)工農革命軍游擊隊,在本鄉開展對敵斗爭。楊祠暴動失敗后,他轉入臺莊、靖林,繼續進行地下活動。并將當地的梭標隊改編為赤衛隊,配合紅軍攻克修水縣城。

  1929年1月,垂成在臺莊被選為修水縣暴動委員會主任。2月,他率游擊隊奇襲東渡港的鄭淑度民團,殲敵83人,繳獲武器百余件,擊斃匪首鄭叔度。接著,集中兵力痛殲朱溪吳六波民團,繳槍14支,活捉匪首吳六波。并在奉新、武鄉、仁鄉、崇鄉發展黨的組織和游擊隊。

  1930年5月,中共修水縣委、修水縣暴動委員會組織八萬武裝農民,舉行紅色五月大暴動,配合紅五軍再次攻克修水縣城。垂成組織紅色搜捕隊,搜捕隱藏在縣城的反動頭目,就地鎮壓,以穩定人心。同時教育暴動隊員,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克服亂捕亂殺的盲動主義,受到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的贊揚。六月,修水縣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杉召開,垂成當選為縣蘇維埃文化委員會主席后,在上杉辦婦女工讀學校,培養婦女骨干。七月,中共修水縣委 組織湘鄂贛第三路赤衛軍,垂成任副總指揮。在攻克長沙的戰斗中,他親自帶領宣傳隊到前沿陣地進行宣傳鼓動,搶運傷員,慰勞紅軍,受到湖南蘇維埃政府通報表揚。攻克長沙后,彭德懷推薦垂成任紅16軍政治部主任,后曾一度代理軍政治委員。為適應當時形勢及斗爭需要,組織制訂《紅16軍政治工作大綱》、《政治課課目》、《官兵政治教育計劃》、《士兵委員會工作條例》、《政治部指導員條例》、《調查研究條例》等,使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并為紅十六 組織湘鄂贛第三路赤衛軍,垂成任副總指揮。在攻克長沙的戰斗中,他新帶領宣傳隊到前沿陣地進行宣傳鼓動,搶運傷員,慰勞紅軍,受到湖南蘇維埃政府通報表揚。攻克長沙后,彭德懷推薦垂成任紅16軍政治部主任,后曾一度代理軍政治委員。為適應當時形勢及斗爭需要,組織制訂《紅16軍政治工作大綱》、《政治課課目》、《官兵政治教育計劃》、《士兵委員會工作條例》、《政治部指導員條例》、《調查研究條例》等,使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并為紅十六軍培養了大批優秀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同年10月下旬,在紅十六軍第一次反“圍剿”中,垂成提出“握緊拳頭,大踏步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建議,取得連克修、銅、宜等縣城的勝利。”12月17日,國民黨政府集中湘、鄂、贛三省的軍隊,分兵三路,進逼修水蘇區。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垂成提出“跳出包圍圈,轉到外線尋機殲敵”的作戰方針,終于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取得主動權,保存了實力。

  1931年3月,中共湘鄂贛特委在修水上杉成立,垂成調任湘鄂贛肅反委員會主任。他嚴肅認真執行黨的政策,既不姑息養奸,也不枉捕亂殺。穩、準、狠地清除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敵人對蘇區實行經濟封鎖,戰士時常以野菜、薯絲充饑。他生活毫不特殊,常把自己一分大米讓給傷員,自己與懷有身孕的愛人李壽明吃觀音土和野菜。

  1933年,“左”傾機會主義者王明派林瑞笙改組湘鄂贛省委,排除知識分子干部,垂成調至省委機關任《戰斗報》編輯。他不計較個人得失,堅持做好本職工作,并對臨時省委肅反擴大化的作法和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學吳的專橫作風提出批評,因而引起“左”傾機會主義者們的仇視。劉在叛逃前,誣陷垂成為“托陳取消派”,關進監獄。不久被殺害。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余垂成得到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

  李盛鐸

  (1859-1934或1935),字嶬樵,又字椒微,號木齋。德化縣(今九江)人。

  光緒五年(1879年)鄉試中舉。十五年殿試中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因得相國徐桐信任,十七年,徐桐推薦他任江南鄉試副考官。二十年,充會試周考官。次年3月,奉旨以御史用。二十四年,任江南道監察御史,與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并組織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國家政權、土地,保國人種類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保國會為御侮救亡而設,數次會議,群言慷慨,引起守舊勢力忌諱和恐懼,京師謗言四起,告變突發。徐桐“召木齋至邸,深斥之”,他立即依附榮祿。又聞御史潘慶瀾欲參劾倡會諸人時,“乃檢冊自削其名,先舉發之”,以脫干系,并邀上功。同年九月,奉旨受賞三品卿銜,以四品京堂候補。戊戌變法百日間,他曾奏請光緒皇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閱兵,與榮祿等陰謀以武力脅迫光緒帝讓位。戊戌政變后,被任命出使日本大臣。二十五年,被御史張尚鶴參劾,二十六年回國,任順天府丞。二十八年回京復命,補授內閣侍臣學士。三十年八月署理太常寺卿。十月,聯合江西籍內閣學士蔡鈞、戶科給事中陳田等京官110人,上奏申請南潯鐵路由江西本省自行修筑,并倡議成立江西省鐵路總公司,推薦在籍頭品頂戴前江陵布政使李有芬總辦江西鐵路,并經清廷允準。三十一年,他與親貴戴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享等五大臣分赴東洋西洋考察政治,以為立憲之預備,于十二月十一日啟行,次年一月二十五日抵達日本,二月十四日離日赴美,五月七日離美赴英,接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之贈,五月十五日轉赴法國,六月諸考察政治大臣先后回國,奏請朝廷宣布立憲。考察事畢,盛鐸出使比利時。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回京復命。宣統三年,改任山西提法使,旋改山西布政使,旋晉升山西巡撫(一說兼護理山西巡撫)。是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統治被推翻,不久民國政府宣告成立,袁世凱篡奪了大總統寶座,盛鐸被聘為大總統顧問,并先后擔任參政院參政、國政商榷會會長等職。在此期間,纂修了一部家鄉縣志--《德化縣備志》,今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其稿本。晚年,寄居天津作寓公,不再過問政事,唯往來于京津書肆,一意收集古籍。1934(或1935年)死于天津,終年76歲。

  李盛鐸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書香門第,代傳藏書家風,祖父、父親均酷愛藏書。盛鐸繼承父輩嗜好,從小樂于搜集名家著述,數十年如一日,成為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藏書家。他不僅是藏書家,又是校勘家、版本家、目錄學家,對所藏善本,皆逐一批訂,或考證著者生平,或品譯著述旨趣,或敘述得書經過、收藏源流及版本價值。所寫“題要”、“題識”共一千五百多條,約十五萬字。著有《木樨軒藏書題證及書錄》,編有十多種版本的藏書目錄、藏書人表。他死前對藏書進行了初步整理,自編了《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木犀軒宋本書目》、《木犀軒元板書目》。死后,其子李滂等于1940年把父輩藏書全部賣給北京大學圖書館。趙萬里等著名版本學家,據此編成《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書目》,從中可知李盛鐸所藏之書,共有9087種,58385冊,其中名貴罕見本約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宋元本300余種,日本、朝鮮舊刻本千余種。

  蔣友梅

  (1902-1935),又名順松,曾化名沈澤民,瑞昌縣高豐鄉蔣家村人。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瑞昌東部游擊區的創始人。

  1923年,蔣友梅考入匡廬中學,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于1925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畢業回縣,與共產黨員溫仿橋、甘鳳翔在橫港、高豐、范鎮、湓城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6年11月6日成立中國國民黨瑞昌縣臨時黨部,蔣友梅以團員身份參加組建工作,擔任組織部長,并負責第五區(烏石街)黨部工作。

  1927年1月,青年團瑞昌支部成立,蔣友梅任支部書記。這年春天,他與胡子良在高豐創辦烏石小學。為解決辦學經費,區黨部決定沒收祠堂、廟宇的公產祭款。這一決定,遭到鄧靜山等地主豪紳的極力阻撓。友梅發動當地農民七八百人,在高豐畈召開斗爭鄧靜山大會,使其服從區黨部決議。這一斗爭的勝利,激發了高豐人民的斗志,廣大群眾紛紛起來焚燒田契、廢除地租、開倉分糧。同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六月,國民黨瑞昌縣臨時黨部公開叛變革命,鄧靜山乘機反撲,在縣長姜怡支持下,搜羅流氓打手,搗毀烏石街區黨部,搜捕蔣友梅、胡子良等。11月,友梅轉移到九(江)、瑞(昌)交界的赤湖地區,由張賢慶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奉組織派遣,潛入橫港地區,找到了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溫仿橋、甘鳳翔等,在橫港莫家一帶進行革命活動。

  1928年1月,中共瑞昌特支成立,蔣友梅任委員兼管團的工作。8月,中共臨時縣委成立,蔣友梅先后任委員、書記。1929年5月瑞昌縣臨時縣委改為特別支部,蔣友梅任特支書記。這時,高豐地區革命形勢不斷惡化,至8月,已有50名同志被捕,關進瑞昌縣城監崐獄,并有一部分慘遭殺害。為了營救被關押的同志,8月底,蔣友梅與贛北游擊隊負責人鄔敦澤、港瑞赤衛隊負責人汪仲屏商量,決定采用“打報呈”(舊社會發生械斗,抬著傷亡人員進縣衙打官司)的辦法進城劫獄。10月30日凌晨,一支四十多人的偽裝告狀隊伍,瞞過崗哨,混進西門,直達瑞昌縣衙,發動突然襲擊,縣長涂憲琳慌忙跳墻逃往九江。蔣友梅趁敵混亂之機,帶領十多名隊員砸開監獄鐵門,救出被關押的同志。這一奇妙的斗爭方式,震動了全省。江西《民國日報》連續幾天刊登這一消息,不斷發出哀嘆。國民黨政府惱羞成怒,在全省通緝、懸賞捉拿蔣友梅,并縱火焚燒了他家里的房子,搶走了所有的財產,殺害了他的姑父、姑母及未成年的表弟,揚言:“就是蔣家的石頭也要砍三刀。”在極其艱險的處境下,蔣友梅于同年冬,繼續領導高豐、橫港的農民群眾,開展年關斗爭,十天沒收了地主豪紳的大量浮財、糧食、衣服,分配給貧苦農民過年。1930年1月,蔣友梅率領游擊隊又一次攻克瑞昌縣城。1930年5月,大批的國民黨正規軍調進贛北,駐防瑞昌的暫編第四旅糾合地方民團數千人,對高豐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圍剿”,蔣友梅率部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被迫轉移赤湖。7月,蔣友梅奉命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贛北工作。1931年黨中央派蔣友梅去蘇聯學習,途經香港,因盤查甚嚴,未能出境,遂轉至中央蘇區。1934年在長征中被敵沖散,轉移到廣東省海南島,參加瓊崖游擊隊。1935年年底,在對敵作戰中壯烈犧牲,時年33歲。

  李屏仁

  (1908-1937),武寧縣楊洲鄉楊洲村人。1927年考入馮玉祥辦的西北軍軍官學校。次年編入國民黨16路軍為上士。1931年春,第16路軍調到江西。同年六月,在宜黃經李肅、袁備卒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紅軍。任紅五軍團(由寧都起義隊編成)131團3連連長。初到瑞金,與該軍中原十余名地下黨員在葉坪受到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接見。1934年,調任軍團教導隊隊長,先后參加過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五次反“圍剿”斗爭和攻打贛州、漳州與水口戰役,樂(安)、宜(黃)、金(溪)戰役以及開辟建(寧)黎(川)泰(寧)蘇區的斗爭。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后,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4年11月,調任紅五軍團十三師三十七團團長。

  1935年,李屏仁奉命率領三十七團急行軍從畢節南下到官渡河,阻擊敵人,掩護主力行動。在官渡阻擊戰中,采用鉆口袋、捉迷藏、軟磨硬打、牽牛鼻子等戰術,以一個團的兵力,將四川軍閥劉湘教導師九個團從官渡河東拖到溫水達五天之久,使紅軍主力得以取道九里十三灣,在婁山關和遵義殲敵兩個師八個團,取得長征以來第一個勝利。三十七團受到中共中央軍委的電賀嘉獎。紅軍北渡金沙江時,三十七團是全軍的后衛。為了保證中央和全軍順利渡江,李屏仁奉命在離江邊九十里處的石板河阻擊敵人。盡管敵人數倍于我、炮彈雨點般地落在我方陣地,但三十七團指戰員發揚以一當十、頑強斗爭精神,頂住敵人八個團達九天之久,直至整個部隊全部渡過了金沙江之后,全團才最后過江。這次阻擊任務的勝利完成,受到紅軍總參謀長、渡江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陳云的表揚。

  1935年6月,為了掩護紅一方面軍翻越夾金山與四方面軍會師,李屏仁率領三十七團奉命開到寶興縣的鹽井坪阻擊敵人。完成掩護任務之后,軍委命令立即返回夾金山南,阻擊尾隨的敵人,掩護一、四方面軍休整。他又立即帶領全團返回大雪山,駐守鹽井坪一帶,直到一周后,才接到上級命令,再次翻越夾金山,創造了十天三過雪山的奇跡。同月下旬,奉命在寶興堅守一周。他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率部主動出擊寶興之敵,擊潰劉文輝部一個團,保證了黨中央河口會議順利進行。1935年8月,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黨中央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決定集中主力紅軍北上,開辟川、陜、甘革命根據地。全軍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黨中央、毛澤東率右路軍,張國燾、朱德率左路軍,繼續北上。李屏仁率領三十七團擔任左路軍前衛,當部隊到達葛曲河邊,將要走出渺無人煙的草地與右路軍會合時,張國燾出于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反對北上,并主持阿壩分裂會議,擅自作出所謂“阿壩會議決定”,下令部隊傳達。10月5日,又在南下途中的綽木碉作出《關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定》,公開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和中央軍委,自封主席。對此,李屏仁非常氣憤,拒不傳達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文件,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的黨性原則。在左路軍繼續南下途中,李屏仁于九、十月間,調到軍團部任作戰科長。不久,又調任軍團參謀長。

  1936年1月,紅五軍團奉命于丹巴同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編,改稱紅軍第五軍(受四方面軍領導),李屏仁任紅五軍參謀長。7月,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后,紅五軍再次北上,出草地、過臘子口,仍受張國燾錯誤路線指揮,渡黃河西征。11月,紅軍在甘肅永昌遭敵馬步芳騎兵襲擊。他到前線觀察敵情,身負重傷,后一直隨軍治療。1937年3月,西路軍全線失敗,李屏仁等一些傷員被困在祁連山一片白皚皚的大雪中,干糧吃完了,只有吃白雪充饑;藥品用完了,只能吞點鴉片止痛。數天后,李屏仁不幸犧牲。時年二十九歲。原三十七團的政委、他的戰友謝良為他題詞:“英勇善戰的老戰友李屏仁的英雄業績永存。”

  陳三立

  (1853-1937),字伯嚴,一字散原,義寧州(今修水縣)人。晚清維新名臣陳寶箴長子,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并稱“維新四公子”,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

  三立年少博學,才識通敏,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光緒八年(1882年)參加鄉試,因深惡“八股文”,以散文答卷,主考官陳寶琛看后大加贊賞,破格選拔為舉人。光緒十二年中進士,授吏部主事。平居之常日,與有進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談學論世,慷慨激昂,主張“維新”、“變法”。還參加了文廷式等組織的“強學會”。甲午戰爭后,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三立聞訊,激憤異常,曾電張之洞,“吁請誅合肥以謝天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其父寶箴任湖南巡撫,推行新政。當時,三立年富力強,才智奮發,往侍父側,襄與擘劃,在辦時務學堂、算學館、《湘報》、南學會和羅致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新黨”過程中效力較多。戊戌政變,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與父親一起被革職。后隨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廬”。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三立移居南京。未幾,寶箴忽以微疾卒。“合眼風濤移枕上,撫膺家國逼燈前”(《晚抵九江作》),家國之痛,使三立更無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橋畔構屋十楹,號“散原精舍”,與友人以詩文相遣,自謂“憑欄一片風云氣,來做神州袖手人”。

  三立定居金陵后,雖不過問政治,但對興辦社會事業,仍極熱忱。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辦家學一所,又贊助柳治征創辦思益小學,讓出住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學新興課目。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還廢除“八股文”和跪拜禮節,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開創新式學校之先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初,與罷職官僚李有   等人共同創辦鐵路公司,籌建江西第一條鐵路(南潯線),先后任協理、總理、名譽總理等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又與湯壽潛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商辦鐵路公司。由于人事關系的阻礙等原因,都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

  中華民國成立后,三立以遺老自居,當國民革命軍在江浙的聯軍進攻南京時,他挈家遷滬,并誣武昌起義為“作亂”,罵民軍為“亂軍”。從1911年至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間,曾列名孔教會和張謇發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謀等組織“超社”、“逸社”,通過詩作,或攻擊革命,或傾吐對清王朝留戀之情。因此,受到柳棄疾、陳去病、葉楚傖等南社詩人的抨擊。但拒不參加清朝遺老的復辟活動和北洋軍閥政界的任何活動。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接著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凈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陳三立。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通過徐志摩的翻譯,各道仰慕之情,比肩合影,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1929年11月,由次子隆恪夫婦陪同,自上海乘輪溯江而上,登上廬山,卜居于牯嶺新宅“松門(一說松林)別墅”,這時,他年近八十,遍覽了山南山北風景名勝,寫下許多詩篇,名為《匡廬山居詩》,石印成冊以贈親友。1930年,他與吳宗慈倡議重修《廬山志》,吳專主其事。為了使這部志書更臻完善,他特約著名學者李四光、胡先等撰寫有關條目。編修過程中,他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則,如志例應尊重科學,志文因時代不同,允許文體有別,“舊從其舊,新從其新”。

  1932年“一?二八”日軍侵占上海閘北,三立居牯嶺,日夕不寧,于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閱讀,見時局艱危,憂形于色。一夕,夢中驚呼:“殺日本人!”1933年其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以清裔為傀儡而自圖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與之斷交。1934年,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連嘆“國恥”!1937年,蘆溝橋事變,他表示:“我決不逃難!”聽說有人議論中國必敗,他怒斥道:“呸,中國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當年,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說,皆不應許。偵探日伺其門,三立怒,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憂憤而死,享年85歲。為紀念陳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江西省立散原中學。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

  陳三立為詩,初學韓愈,后師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艱澀,自成“生澀奧衍”一派,為同光體重要代表。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評曰:“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醇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他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詩》及其《續集》、《別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其長子衡恪為著名畫家,三子寅恪為著名史學家。

  朱赤

  (1900-1937),字幼鄉,號親民,修水縣上衫鄉下衫村人。少時就讀于朱溪鎮仁義小學。畢業后,在東港鎮教書。因受辛亥革命影響,于1924年,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后,任見習排長。參加北伐,以功升任連長。

  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朱赤所在國民政府軍88師奉命赴滬,增援十九路軍抗日。2月15日,朱赤隨部隊抵滬,進入江灣、廟行一帶陣地。20日,日軍調動陸、海、空軍進攻廟行、江灣。朱赤率部和日軍持續苦戰兩晝夜,日軍傷亡慘重,被迫停止攻擊。這是上海抗戰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南京統帥部發出賀電:“自二十二日廟行一役,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朱赤因功升為營長。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在閩反戈倒蔣,朱赤所在88師被編入第四路軍,奉命入閩作戰。朱赤所部與十九路軍趙一肩部發生戰斗,挫敗趙部后,隨部轉戰皖、贛、浙、湘等地,與紅軍作戰。1935年,朱赤隨部進駐江陰、常熟。在江陰至無錫一線及蘇州--常熟--福山一線構筑防御工事。次年,西安事變發生,朱赤奉命開赴西安。冬,再次回江陰、無錫一帶待命。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朱赤任國民政府軍陸軍88師262旅上校團長,聽到淞滬戰爭開始,立即上書請纓殺敵,以生命報效國家。他加緊訓練部隊,常向士兵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激發士兵愛國主義熱情。不久,部隊奉命在閘北、八字橋一線布防。他一到防區,即親臨陣地,察看地形,指揮官兵堅守崗位,搶修、加固工事,作好戰斗準備。后日軍幾次向閘北沖鋒,均遭迎頭痛擊。15日,262旅向日海軍司令部發起進攻,在友軍264旅協同下,占領日本海軍司令部。此后,朱赤率軍堅守月余,幾乎每天都處在飛機大炮轟擊之下,打退了日軍的多次進攻。以戰功晉升為262旅少將旅長。同年10月26日晚,朱赤奉令率部參加南京保衛戰,擔任中華門、雨花臺右翼陣地的守備任務。十二月初,日軍主力十余萬人開始向南京進攻,外圍陣地多淪于敵手。同月十一日晨,日軍恃其陸、海、空軍之優勢,向朱赤陣地發起沖擊。朱赤率所部憑借險要地勢,痛殲敵軍。在多次陣地危急時,他親率敢死隊殺向敵陣,以血肉相搏。十二日凌晨,日軍集中一百多架飛機、數十門大炮、配合步兵集團沖鋒。朱赤根據進攻敵軍在固定路線反復沖鋒的規律,命令特務連將幾十箱手榴彈的蓋子揭開,用繩子串上導火線,隱放陣前,進行最后一搏。當日軍再次沖上時,猛拉繩子,幾百顆手榴彈同時爆炸,炸得日軍血肉橫飛,遺尸遍野。日軍惱羞成怒,集中大炮火力,將我方陣地炸成焦土,朱赤與全旅官兵,壯烈殉國。

  朱赤是八年抗戰中,全國64名(據黨德信、楊玉文編的《抗日戰爭為國陣亡將領錄》記載為87名)為國捐軀的國民黨將領之一。其光榮事跡已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所編《國民黨抗戰將領》一書。 

  田英

  (1909-1938),原名黃(胡)萬生,黃水泉。樂平縣鎮橋鄉人。大革命時期,樂平鎮橋一帶建立了共產黨組織,田英參加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前往樂平鳴山煤礦,以礦工身份秘密進行革命活動,參與領導礦工開展“發清欠餉,反對取消年關雙薪”的罷工斗爭,迫使資方同意復工條件。1930年4月,參加鳴山煤礦暴動,取得勝利后,當選為煤礦工會負責人。5月,被選為樂平縣總工會常委。1931年,先后擔任贛東北特區總工會常委兼青工部長,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兼勞動部副部長。1934年1月作為閩浙贛省蘇維埃代表團成員,去瑞金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4月,化名田英,奉命與柳真吾等一道赴贛北開辟新蘇

  1934年10月,田英任中共彭澤中心縣委(轄彭澤、都昌、鄱陽、東流、至德、望江、湖口七縣)委員兼少共中心縣委書記。1935年2月(一說6月),彭澤中心縣委被破壞,率部至都昌大港望曉源開展游擊戰爭,4月建立中共都湖鄱彭中心縣委,任書記,組成紅軍都湖鄱彭游擊大隊,兼任政委,開辟了以武山為中心的都湖鄱彭游擊根據地。到年底,游擊區已擴展到鄱陽的黃龍港、謝家灘、石門街,彭澤的上十嶺、嚴家山、定山,湖口的棠山、劉泗橋,都昌的徐埠、汪墩、三汊港、土塘、大橋、新妙、春橋,東至的上下蔓村。將彭澤浩山,湖口劍山,鄱陽黃金山,都昌陽儲山與武山連成一片,縱橫200余里,成為皖贛邊界一塊重要根據地。1936年,閩浙贛省委改稱皖浙贛省委,田英當選為省委委員兼皖贛特委委員。在三年艱苦的游擊戰爭中,在不斷打擊敵人的斗爭中日益壯大了自己的隊伍。至1937年,都湖鄱彭游擊大隊由最初的50多人發展到160余人。抗日戰爭爆發后,田英根據中央分局和皖贛特委的指示,在是年12月,除安排少數人留守外,將所部150余人帶去浮梁山參加改編,先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第二支隊第一大隊,后又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二團三營七連,奔赴抗日前線。

  1938年1月,田英根據陳毅及省委書記李步新的安排,返回都昌大港,設立新四軍都昌留守處,任留守處主任,在黨內仍為都湖鄱彭中心縣委書記。國民黨當局對新四軍留守處表面承認,實則監視防范,派都昌自衛大隊一個分隊常駐大港街執行“防務”。國共合作后,田英認為沒有必要再用化名,在備案上報時改稱胡萬生。這一疏忽,給國民黨鉆了空子。國民黨湖口縣政府向上誣告田英仍在地方打土豪,破壞國共合作。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當即復電湖口,聲稱:“據新四軍電復,本部無田英其人,仰即將所部殲滅”。在國民黨都昌縣政府的配合下,湖口和都昌共抽調地方武裝300余人,于4月5日清晨突襲僅有7人的新四軍都昌留守處,先后將田英等7人殺害。田英不幸殉難,中共中央機關報先后為之發出消息和社論,對國民黨當局蓄意制造借口,破壞國共合作的行徑進行了揭露和嚴正的抗議。

  汪國鎮

  (1889-1938),字君毅,彭澤縣黃嶺鄉金黃老屋灣汪村人。在河南客籍中學畢業后,考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1912年畢業。1914年在家自費創辦平民夜校,招收貧苦農民子弟,免費入學讀書,無償供應課本、燈油、文具,并親自任教。1919年任教于九江第三中學。1928年受聘于南昌二中,任文史教員。抗戰爆發后,南昌二中于1938年春西遷清江縣永泰鎮。國鎮因家累,辭職回彭澤,教失學青年于東皋山館。五月,安慶淪陷,有人勸他暫避。他說:“天下滔滔,那有安身之地。今日寇尚在數百里之外,即望風而逃,何等懦弱!”六月二十八日,馬當要塞失守。七月一日,日軍進據彭澤縣城。當日傍晚,日高橋聯隊進村,未及逃脫的老弱婦孺二十余口,都遭屠殺。國鎮與族人汪志和同時被捕,押至高橋聯隊隊部,敵詢問情況,國鎮默不作聲,敵人怒吼,鞭笞達一時之久,致使肌膚脫落,左肢折斷。第二天晚上,高橋親自庭訊,國鎮已不能起立,盤膝而坐。高橋知其為中學教師,意圖誘降,收為傀儡,款以香煙、咖啡、果點之類。通過翻譯傳言,國鎮正氣凜然,予以嚴斥:“我中華民族為世界最優秀之民族,日本軍閥,輕舉妄動,將來必自取滅亡,今日之事,只有一死!”遂索紙大書一“死”字,即閉目不言。這時中國抗日軍隊16師開始反攻,槍聲四起,敵聯隊隊部已中炮三發,敵軍亂成一團,高橋驚恐萬狀,在室內亂竄,用皮靴猛踢國鎮以泄憤。國鎮躍起,笑指高橋說:“聽!這是中國的槍聲,五分鐘內,你將作大陸之鬼!”高橋狂怒,以佩刀猛刺國鎮左目,血流如注。國鎮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敵兵數人以刺刀亂戳,國鎮左股折斷,敵人最后一刀刺入腹部,國鎮壯烈犧牲,時年49歲。同時被俘的汪志和,乘敵人慌亂之際,滾入屋外深溝之內,次晨脫險后,他將目睹國鎮遇害情況詳實上報。國民政府題頒“義烈千秋”匾額一方,予以旌表。其著有《中國文學史》上下卷、《經學概論》行世。

  劉為泗

  (1908-1939),九江縣黃老門破塘劉村人。出生于佃農家庭,幼年喪父,12歲至油面作坊當童工。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率領赤衛隊攻打黃老門街靖衛團,只身闖入敵群,打開一個缺口,全殲敵軍。

  1932年8月,中共湘鄂贛省委指派喻照光,劉為泗、呂家桂、田文豹等三十人來到岷山,組建“贛北工作委員會”(注)。此時的岷山,受到國民黨政府軍隊的洗劫,黨組織大部份遭到破壞,黨的工作處于停頓狀態。經過艱苦工作,于同年十月,在岷山徐家正式成立中共贛北工作委員會,喻照光任書記,劉為泗任軍事部長,下轄九(江)、德(安)、瑞(昌)邊區辦事處,戴林、岷山、太平、夏鋪、家橋、高黃六個區委。同時,恢復贛北紅軍游擊隊,有人槍四十余。翌日,贛北工委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以岷山為中心,堅持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創建紅色政權。

  為了貫徹黨的決定,劉為泗到九、德、瑞三縣發動群眾,逐步把黨的組織恢復和建立起來。當年,在九江縣的岷山、代林、住刀嶺、黃老門等建立14個黨支部,并于1934年成立中共黃金中心區委,兼任書記。接著,又在德安的石山、彭山、夏家鋪一帶成立中共夏鋪區委會;在瑞昌的夏家橋、九都源等地創建家橋區委全;在德安的巖泉、楊坊等地區創建太平區。經過半年的工作,贛北工委共建立12個區委會、39個黨支部、紅軍贛北游擊隊也發展到兩個大隊,五百余人,劉為泗任大隊長。 1934年3月,喻照光調任贛北游擊(大)隊政委,呂家桂接任工委書記。同年11月,呂家桂在青山戰役中犧牲,劉為泗又接任工委書記。為牽制向中央蘇區進犯的敵人,劉為泗率領贛北游擊隊,殲滅馬回嶺火車站一個連的敵軍,燒毀橋梁,拆掉鐵軌。割斷電話線,把敵軍龐大的兵員和物資堵在九江市、沙河街一帶,配合了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北上抗日的行動。

  1934年秋,湘鄂贛紅軍北上抗日后,國民黨政府集中陸軍一個旅、海軍陸戰隊一個團和地方武裝五萬二千余人,進攻岷山游擊區,采取并修筑碉堡,強迫群眾并村,實行聯合具結等反動措施,隔斷游擊隊和群眾的聯系,使游擊隊處于戰斗頻繁,斷糧無依的困境。在饑餓和死亡的威脅面前,劉為泗始終領導游擊隊在九、德、瑞、永、星、武六縣堅持游擊戰爭,轉戰于高山峻嶺,迂回于峽谷深澗,聲東擊西,既游又擊、出其不意,打其弱點,孤軍與敵周旋。自1934-1937年,共組織上百次戰斗,殲敵正規軍四百多名,繳獲大批武器。游擊隊也在斗爭中發展壯大,擁有四百多名隊員,并配有重機槍2挺,輕機槍18挺,迫擊炮4門。

  抗日戰爭爆發,中共贛北工委(后改為中共九江工委)繼續領導贛北人民進行抗日戰爭。這時,工委有委員11人,劉為泗為書記,1938年3月,劉為泗在九江岷山、張家山召開工委擴大會議,作出擁護黨中央團結抗日的方針,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共同抗日;積極擴大抗日武裝,籌劃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加強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等項決議。6月,先后與國民黨吳奇偉部和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第三縱隊司令兼江西保安18團團長鐘石磐談判達成協議。7月,贛北紅軍游擊大隊改編為贛北抗日游擊大隊。下設三個中隊,一個傳令排,一個醫務所。共有四百余人。又于9月4日在黃老門黑垅張村召開土地革命時期積極分子和各界代表及地方進步人士共100人的會議,傳達貫徹3月工委擴大會精神,成立抗日民主聯合辦事處,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10月,九江淪陷。劉為泗集中精力,加強對贛北抗日游擊大隊的領導。這年冬,日軍先后兩次向德安、永修進犯。他與游擊大隊的領導人,一同率領隊員予以迎頭痛擊,斃敵330余名,打傷數十人,繳獲戰馬30余匹以及大批子彈和軍用品。1939年1月1日,日軍又分兵兩路,向岷山和株嶺地區圍攻,游擊隊憑借有利地勢,靈活機動,據險阻擊敵人,斃敵百余人,繳獲步槍五十余支,輕機槍1挺。同月21日早上,日軍又集結一千余人,大炮八門,飛機一架,陸空配合,進犯岷山和株嶺地區,游擊隊隱蔽在深山叢林之中,當敵人進入我封鎖線時,短兵相接,敵軍大炮、飛機都未能發揮作用,激戰一天,敵軍乘黃昏之前,狼狽敗退。1939年1月22日《江西民國日報》在一版頭條報導:“贛北我游擊隊活躍,株嶺 游擊隊頗有斬獲。”24日又報導:“敵人再犯岷山、株嶺,被我游擊隊英勇擊退。”劉為泗領導的這支游擊隊,英勇善戰,屢戰屢勝。從1938年7月到1939年2月,對日軍作戰數十次,共擊斃日軍五百余人,打傷數百人,活捉十余人,繳獲長短槍三百多支,迫擊炮4門、輕機槍15挺、子彈數萬發。同年2月24日,江西省保安十八團司令鐘石磬,執行蔣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以商討聯合出擊余家河、馬回嶺等地的日軍為名,暗中埋伏三個大隊的兵力,刺殺中共贛北工委和游擊隊領導人劉為泗、田文灼、徐文秀、陳立順、辛忠藎等十余人。同時,突然包圍游擊隊駐地,解除其武裝,殺害其領導骨干。劉為泗領導的這支英勇頑強、鬧紅了贛北半邊天的人民武裝,竟被國民黨“友軍”扼殺了。

  (注)本傳據《江西英烈》、《贛北英烈》。另據《中共九江組織史資料》:1932年8月,紅三軍調回鄂東南,留下政治部主任喻照光帶領一個手槍連在岷山繼續堅持游擊戰爭。10月中共贛北工委成立,鄂東南道委指派工委軍事部長劉為泗在岷山組建贛北紅軍游擊隊,隊長劉為泗,政委由工委書記喻照光兼任。

  王恒

  (1879-1939),原名熊武,字吉占,別號遂石,瑞昌南陽鄉羅城下畈村人。少年穎悟好學,二十歲中舉。二十二歲留學日本。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王恒在東京參加同盟會。歸國后,任教于九江中學,在學生中發展許德珩等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參加武昌起義,護國斗爭,反袁稱帝,又參與李烈鈞湖口之役。1914年南北和議告成,被選為國會議員。換屆選舉,北洋軍閥曹錕賄選總統,他拒絕賄賂,堅稱武人不能兼任國家元首。但是,在議會處于少數,眼見大勢已去,無力挽回,遂偕山西議員王用賓、湖北議員石瑛、彭養光等四人,憤然出京,南下廣州,與林伯渠、潘震亞三人共同創辦《革新評論》,堅持護法斗爭。1926年粵東興師北伐,王恒任第一軍李濟深部秘書長,深受器重。師至南昌,內定為江西省教育廳廳長,其時,遇軍餉不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擬將江西教育經費挪作軍用,他聞訊后,大聲疾呼:江西青年要讀書,江西教育的專款,決不能充作軍費,并在報端公開披露。蔣介石見報大怒,撤消其教育廳長的任命。

  1927年王恒一度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員,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被懸償通緝,逃到廣西,曾在廣西民團干校講學,為李宗仁、白崇禧所器重,被任為第五路軍少將參議兼政治顧問,常在西南各大報章,撰文抨擊蔣介石排除異己,專權誤國。

  抗日戰爭后,王恒遙領國民黨中央懲戒委員閑職,養病于柳州。1938年,南京、武漢相繼淪陷,他憂心如焚,不可終日,終于1939年3月歿于柳州第一醫院,享年60歲。

  楊抱愛

  (1901-1940),又名抱安、保進、天籟,浙江省紹興馬山鄉姚家圩人。十多歲時,經人介紹,到浙江省會杭州廣濟醫院醫士班學習。1926年,應征入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國民政府陸軍50師軍醫。1932年,隨軍至修水,在與修水黨組織取得聯系后,辭去軍醫職務,離開部隊。1934年,經修水黨組織安排,在縣城西門178號開設“抱愛醫院”。并用自己的名字在醫院門口寫了一副對聯:“抱強種志,努力保健;愛同類心,放棄私欲。”闡明他開設醫院的宗旨。他對貧苦農民和下層士兵就診,收費從輕,熱情醫治;革命同志就診,免收或酌收藥費,加意照料;土豪劣紳、反動官僚就診,從重索費,取不義之財,行正義之事。當時有醫務人員5人,備有西藥和器械。從此,一面行醫,一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抱愛經常在群眾中積極宣傳抗日主張。1938年修水各界人民抗敵后援會成立,他被推為副總干事,深入街頭巷尾,發動群眾捐獻,慰問傷員。是年秋,擔負中共湘鄂贛特委、修水縣委同駐縣國民政府軍中地下黨員的聯絡任務。常往返于縣城至馬坳途中,或作向導,或傳遞情報,使革命活動在極端艱危的情況下得以開展。其時,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復報》編輯張生力、《掃蕩簡報》編輯廖伯坦、30集團軍政治干部汪志道、葛亦遠、134師政治干部瞿希賢(女)等中共地下黨員,都曾通過他與黨組織保持聯系,開展工作。

  1939年,他自費開辦圖書室和書報攤, 免費借閱和低價銷售《新華日報》、《大眾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論》、《西行漫記》等進步書刊。許多青年從中受到教育,走上革命道路。同年他被接受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員。并向《中國農村》雜志社捐款200元,支持進步刊物擴大發行。

  抱愛的革命言行,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和監視。“抱愛醫院”也幾經搜查。1940年農歷3月29日晚,便衣特務詭稱請他出診,把他騙至縣城北門殺害,時年39歲。抱愛犧牲后,《中國農村》、《新華日報》、《修江報》等報刊,曾先后發表悼念文章。

  陳庚昌

  (1879-1940),字品生、有光,號仲西,都昌縣大樹鄉烽火陳家村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入郡庠,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補為廩生。因無意仕途,便繼承父業,在景德鎮經營陳新興瓷廠,以改良傳統產品青花脫胎器為突破口,燒造“外洋自以為弗如”之精品,他延聘燒制青花的高手,挖掘瀕臨失傳的燒制長檔青花瓷的傳統技藝;集資萬余元,開辦保源填料公司,專事承辦填料,保證燒造高檔青花瓷的最佳原料。由于選料考究,工藝精細,融古今裝飾手法于一爐,因而出產的青花瓷,造型秀麗奇巧、花色流暢典雅、質量潔白晶瑩,贏得海內外廣泛贊譽,曾獲巴拿馬博覽會金獎,以至外國商賈求購盈門。陳庚昌也為瓷業界一致推崇,被視為景德鎮陶瓷界中都幫當然首領。光緒皇帝特頒誥文表彰他“ 躬恪慎,蒞事精勤”,授朝儀大夫四品銜,賞戴花翎。

  宣統初年,清廷激于國際商戰,詔各省組織商會。庚昌大喜,說:“斯亦吾國救貧之一道乎?”遂于宣統元年(1909年)與康達、吳簡廷等景德鎮徽、雜兩幫工商界首領發起組織景德鎮商務總會,并執筆起草奏摺,具名稟省轉奏。宣統二年,清帝批飭農工商部核正準設。陳庚昌被推為總會協理(副會長)。自此,任副會長、會長二十多年,致力于實現商會宗旨,會集各業,研究商學,啟發知識,以開商智;調查各種商品有無、余缺、質量、推廣和銷售情況,調息紛爭,以整頓市場;研究陶瓷,改良制造,以提高商品質量。其干練與才識深為江西淮鹽督銷總局長曹樹藩賞識,被舉薦為饒北淮鹽緝私局局長。1912年,民國成立,仍任景德鎮商會協理,并先后擔任第三區公賣局局長、中央特別實業專使署諮議、實業廳顧問等。1914年獲民國總統頒發嘉禾勛章。

  1921年,庚昌接任景德鎮商務總會總理(即商會會長),更加集中精力,興利除弊,在生產、經營、供銷、流通及分配等方面發揮商會的作用,使全鎮當年及次年的年產瓷量達八十余萬擔,為清末以來瓷器產量最高峰。

  1930年,贛東北紅軍先后三次進入景德鎮,鎮上許多富商大戶外逃,他卻挺身而出,迎接紅軍,在總商會會見方志敏、邵式平等領導人,并參加為紅軍籌餉的財務委員會,為支援革命籌款萬元。方志敏、邵式平很尊重他,稱贊他是景德鎮的開明人士。不久,他辭去總商會會長職務,繼續潛心研制陶瓷。1940年7月9日,他因病在景德鎮逝世,享年62歲。

  周靜軒

  (1904-1940),字希勃,又名清泉,化名張老三,彭澤縣人。1919年,在南昌心遠中學讀書,參加“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并與革命師生,探討革命真理,尋求救國途徑。1926年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江西省黨部特派員肖韶指派他回鄉組建立國民黨彭澤縣黨部。蔣汪叛變革命,他在敵人追捕下被迫離開故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周靜軒于1938年2月受中共東南分局派遣,回到彭澤,與田英、曾曉春先后接上關系,任中共彭澤特區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叛徒陳守華任國民黨彭澤縣自衛大隊第四中隊長,他為控制這支武裝力量,主動擔任該隊的指導員,身居虎口,幾遭不測。后又回到彭澤,在浪溪、浩山、郭橋一帶活動,集中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老游擊隊員,于1939年8月組建彭澤游擊隊,有隊員30余人,長槍9支、手槍4支。隊長丁忠恩、政委周靜軒。此時,適值國民黨第三戰區抗敵自衛總隊長羅子實公開招兵,他就帶這支人馬應招,編為羅部第五大隊,任大隊長,取得合法身份,聊為“白皮紅心”之計。不久被羅子實覺察,派重兵將他及所部包圍,勒令解除武裝,他率舊部30余人突圍得脫,到達辰字號,與商群會合。這時,商群領導的游擊隊,因日軍多次“掃蕩”,與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司令部”關系中斷。二人研究決定,將兩支游擊隊合并,于1939年11月成立沿江游擊大隊,共有隊員70余人,迫擊炮1門,輕機槍1挺,步槍60余支,手槍7支。商群任大隊長,周靜軒任政委。為了與上級黨和軍隊組織取得聯系,靜軒派人攜親筆信去安徽屯溪新四軍軍部聯系并請示工作。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指示:彭澤工作,轉由贛北特委黃先領導,成立沿江特委,指定周靜軒為書記;部隊改名為“江南軍區長江游擊大隊”,周靜軒任政委,商群任大隊長。1940年春,周靜軒親自率部將盤踞宿(松)、望(江)兩縣交界之王家營一帶的幫匪吳萬德、高方達、王大為等部匪徒400余人蕩平,旋回彭澤八寶湖(今棉船鄉)擊敗猖獗一時的幫匪王文直、胡呆子、馮玉麟等部。4月,他又率部三十余人,在宿松畢家咀活動,突遭日偽軍三百余人三面包圍,他英勇沉著,組織反擊,自晨至暮,打退敵人三次進攻,擊斃敵兵三十余人,擊傷敵酋一人。5月,游擊隊的活動范圍,由彭澤山區擴展到長江一線和安徽的宿(松)、望(江)湖區,遂將部隊改稱長江游擊總隊,總隊長商群、政委周靜軒。同年秋,靜軒為擴大革命武裝力量,在太(湖)、宿(松)、望(江)、彭(澤)地區組建抗日游擊隊。由于梁金奎匪部奸細混入,10月19日,匪徒劫走槍支,在宿松團嶺頭湖中間小村,起哄叛變。次晨,他聞訊前往處理,中途遇叛兵開槍,被擊中腹部,經搶救上船,船行至柏椿湖,自知不起,即對商群及周圍戰友說:“要堅持革命,奮斗到底,要報仇雪恨!”語畢,溘然長逝。

  注:周靜軒傳原是根據新編《彭澤縣志》改寫而成, 后參照《中共九江市組織史資料》對時間和內容作了一些補充。為避免差錯,是否請彭澤縣志本傳的作者對修改稿審核一下。

  徐詩福

  (?-1941年),字伯厚,九江縣城門鄉人。幼學拳術,習舉業,后退隱經商。他為人誠懇,處事明決果斷,有強烈愛國之心,頗受鄉人尊重,鄉里遇有重大問題,多推他出面解決。其妻黃氏,出身望族,知書達理,尊老愛幼,有“賢母”之稱。

  1926年北伐軍興,徐詩福深知復興之期已近,而革命還須前赴后繼。于是在他的兒子徐道成由武漢大學高等師范部畢業后,即送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學習,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擔當救國救民之重任。

  1937年,時值“蘆溝橋事變”,日軍大舉侵犯中國,徐詩福涕淚交流,勉勵道成要以國家大義為重,并說:“能忠于國家,則勝過孝敬父母。”1938年7月29日,九江市區淪陷。他目睹日軍橫行霸道,燒殺淫掠,便率領所屬民團,積極輔佐地方政府抗戰。十月又令道成往廬山謁見江西保安司令楊遇春,改所屬民團為人民自衛隊,負責維護地方治安,護送部隊給養。

  1939年4月,日偽軍吉岡兵團、大久保聯隊、佐藤聯隊猛攻廬山,廬山孤軍被迫突圍。日偽軍接著進犯城門山,路經團坡山,徐道成率隊截擊,敵偽軍受創。后來,敵偽軍占領雞公山,聞徐詩福在鄉里聲望很高,打算脅迫他出面組織維持會,詩福知道后,憤然避走。十二月,鄔振亞接任九江縣長,聘請詩福為縣政府咨議,委任道成為第三戰區保甲整頓專員,不久又任命為區長。

  敵偽對十里、新港一帶的偽政無法推行,還時常受到自衛隊的襲擊,十分惱火,便調集精銳部隊,于1941年元月18日夜襲百家坂,派兵包圍徐家住宅,威脅徐詩福:“如果你和你兒子同我們合作,我們將會優待你們,否則,把你們的房子燒掉,把你們父子置于死地。”徐詩福臨危不懼,一言不發,相持到次日中午,敵人拔刀威逼他跪下,他不從,五個敵人一齊沖上來將他按倒在地,終未能使他屈膝,并厲聲斥道:“頭可斷,此身不可從賊。”敵軍官惱羞成怒,下令放火燒屋,把他推入熊熊大火之中。他的妻子黃氏見狀,憤怒地說:“國破,家亡,夫死,我豈獨生?”邊罵邊撲向敵軍官,隨即也被推入火中燒死。弟詩濤、侄書模、勤務員任光周,亦同時遇害。唯道成已往三區工作,幸免于難。事后,第九戰區據情上報,國民黨政府復電略云:“九江士民徐道成,因公毀家,殊堪嘉尚。仍令第九戰區傳令嘉獎。”詩福一家慷慨成仁的事跡,在1941年11月29日的《江西民國日報》上作了題為《潯陽雙烈》的報導。

  胡茂賞

  (1900-1941),字松林,星子縣清風鄉人。以獵為業,精國術,勇武矯捷,異于常人。曾于廬山嶺上,獨殺一虎,活擒兩豹。

  茂賞仗義疏財,一諾千金,毫無吝嗇,對鄉霸土豪,深惡痛絕。1928年,茂賞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清風鄉(今歸宗鄉)黨支部書記。1930年,蛟塘戰役后,紅軍北上,與黨失去聯系。當時國民黨軍隊清鄉,屠殺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籠罩星子,他仍堅持斗爭。六月,他與錢資華等十余人,合施巧計,擊退“剿共軍”,潛入都昌。

  1938年,日寇進犯星子,胡茂賞急書告鄉親說:“強敵當前,吾邑必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輩不能等閑視之,應速遣家屬于后方,我等緊握槍支,開展游擊戰爭,力殲日寇。”救國忠言,激蕩人心,鄉人從者甚眾。胡茂賞約集程世璋、張起鈞、呂良等,于東牯山抗日戰場收集槍支彈藥,籌集資金糧食。1939年春,在廬山甘露寺(簡寂觀上側)成立“廬山抗日游擊隊”(后改為九中隊),

  茂賞任隊長,率眾于漢陽峰谷,斃敵二十余人,繳獲機槍二十五挺。接著又率所部夜襲城北許家坂,斃敵四十余人。某日傍晚,茂賞喬裝農夫,潛入日寇據點新屋陳村,得農民陳維厚協助,奪敵機槍一挺,殺傷日軍一人。六月,茂賞率所部十余人,押送漢奸桂訓澤等至駐地香山寺,因漢奸告密,日偽軍八十余,趁夜將寺院包圍,茂賞沉著應戰,有一日軍頭目從窗口探首窺望,被茂賞一槍擊斃。隨即,茂賞拉開寺門,勇猛沖出,又擊斃伏在松樹下的敵機槍手,趁敵驚慌未定,率領游擊隊突出重圍,安全轉移。又某日,茂賞等十余人,夜宿龍駒寺(丫髻山處),日偽軍百余人(一說數十人)突至,哨兵倚松入睡,被敵擊傷,茂賞聞聲而起,適與入門敵兵相遇,斃之,閃身飛奔巖下,敵擊未中,再仰射之,又斃一敵軍。敵疑寺多余眾,舍而圍寺。 此時,寺中已空無一人,始知中了茂賞“調虎離山”之計。茂賞率領所部,神出鬼沒,屢創敵軍,敵謂茂賞為神人,必欲生得之。但茂賞卻在勝利之后,尋找工作中的薄弱環節。他察覺到:數次被襲,都是漢奸告密,必須鏟除漢奸,消除隱患。因而果斷作出鋤奸決定,先后處決漢奸桂訓策、曹勛、劉書明等。

  1940年秋,日偽征收糧賦。十月,茂賞召開“冊書”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堅壁清野,拒向敵人交糧冊。

  1941年4月23日,茂賞在第一區清風鄉偵察敵情,由于內奸出賣,被敵人包圍。他頑強抵抗,傷敵三人,終因左腿負傷,落入敵手。敵人想從他身上入手,瓦解抗日武裝,用治傷、金錢、官爵等手段勸降,茂賞怒視敵人說:“我寧可做中國的鬼,不做日寇的官。”他拒不治傷,堅持絕食斗爭。后因傷勢惡化,乘間自縊。星子縣國民黨流亡政府在都昌楊家嶺舉行追悼大會,哀悼英靈。靈前挽聯寫道:“受創不醫,寧死不降,大節足寒倭寇膽;報仇以鐵,洗恥以血,成仁永系國人心。”

  黃種新

  (1892-1942),字醒民,都昌縣鳴山鄉大坂上黃村人。五歲入學,兩年讀畢四書五經。十五歲,以第一名入邑庠。是時,其兄佐父經商,遇山洪溺死,為寬慰父母兼慮家計艱難,跪請代兄佐父,慘淡經營十二載,家漸寬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深感無科學不足以圖強,且兩弟均已長大,家庭擔子可卸,遂至南昌考入省立法政專門學校,雖年已廿七,仍刻苦鉆研,歷五年畢業,被薦任九江地方審判廳書記官。1926年赴贛州任江西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主任書記官,有訴訟人袖出重金賄賂,遭嚴辭拒絕。1930年升候補推事,旋又奉調去臨川地方法院任推事。在任十一載,恪盡職守,屢為批閱案卷秉燭達旦。妻有微言,他說:“以訟蕩產者比比,不速為批判,增訟者負累,司法者實疚于心。”1939年秋,日軍犯境,法院遷騰橋,案牘紛繁,他為理案而不分晝夜,積勞成疾,仍扶病開庭,直至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泣問遺囑,猶狂呼某案如何解決。后經醫治痊愈。1942夏,日軍竄擾贛東,6月初犯臨川,法院遷上頓渡,繼遷龍骨渡,同事先后逃散,唯他獨留守護卷宗。他看見地方官吏望風而逃,氣節掃地,痛哭失聲。與妻語:“一定不他去,敵來當罵賊死,以存正氣。”27日,日軍再犯宜黃,經龍骨渡。時夜雨川漲,閉門獨坐,有日軍三人破門而入,執房東弟媳及侄女欲行非禮。他穿制服、佩證章,挺身而出,厲聲叱責,三敵遂棄二女而趨種新,他奮與拼搏,奈力竭無援,被敵殺害于屋后菜園中。1943年,臨川地方法院同事及當地群眾緬懷黃種新生平,隆重舉行追悼會,并呈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遺骨于1944年遷葬故里蜈蚣塘。王易教授代撰墓志銘。胡先教授為之作傳,載入《江西人物新志》。

  林森

  (1868-1943),字長仁,號子超,福建閩候縣尚干鄉風港村人。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九江從事革命活動,為策動新軍起義,成立九江軍政分府做了大量的輿論準備和組織領導工作。  林森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參加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年),到九江海關工作,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開始從宣傳入手,在輪船碼頭附近,租賃民房,與吳鐵城、羅大佺(惺予)、陳藹亭(中瑞)諸同仁組織“潯陽閱書報社”,自任社長,吳鐵城任副社長。他們以書報社為據點,廣泛聯絡革命黨人,吸收商人、縉紳、新軍官長、錢莊老板、洋行職員、教育界人士為書報社社員,傳播反清的革命思想,并將許多“宣傳革命的書報”,陳列于九江江邊熱鬧區八角坊公共閱書報室,向九江民眾和過往行人宣傳外地的革命形勢,激發群眾革命熱情。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九江后,林森為讓廣大民眾得知武昌起義真實情況,急將武漢寄來的報紙貼在“潯陽閱書報社”門口,并在報上登載起義的目的“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字旁,畫上紅圈。當時江西省巡撫馮汝骙奉清廷之命,派出軍隊企圖前往武漢鎮壓起義軍,這支隊伍途經九江候船赴漢時,一些下級軍官和士兵在“潯陽閱書報社”門前,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報紙,又聽了林森等人的宣傳介紹,得知武漢起義真相。全軍動搖,激昂表示:“不愿登輪往漢。”馮汝骙無奈,只得將軍隊撤回南昌。在大好形勢下,林森抓緊聯絡新軍,當時清軍駐九江的第五十二標標統馬毓寶,九江警察所所長李曾先傾向革命,派赴武漢聯系起義的同盟會員亦已返回九江,與林森等密商決定,分頭策動新軍、警察、守軍及各進步社會團體,準備響應武昌起義。10月23日晚10時許,九江宣布起義脫離清政府。1911年10月24日,九江軍政分府成立,公推馬毓寶為軍政部長,蔣群為幫辦兼參謀長,羅大佺任政務部長,林森因須主持同盟會的工作,兼副部長,吳鐵城任總參議官。旋李烈鈞到九江,蔣群慨讓參謀長一職給他。

  1911年11年11日,由清“海籌”艦長黃鐘瑛擔任長江艦隊臨時司令,率領海籌、海琛、海容、江貞、飛鷹等艦十一艘及湖鷹、湖鄂等魚艇駛抵九江江面后,便懸上白旗以表示同情革命。林森見清海軍率艦來歸,即和吳鐵城等同仁登艦,與海軍軍官會晤。林森是閩籍人,海軍又以福建人居多,所以談得十分融洽,當時商定,海軍全體官兵在九江宣布起義。正當海軍全體官兵宣布起義之時,金雞坡炮臺司令戈克安奉馬毓寶之命,暗中將艦上炮閂拆下,海軍官兵聞訊,勃然大怒,形勢突然緊張,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危急關頭,林森與與龔永和、魏子浩等閩籍人員,挺身而出,登臺演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使氣氛漸趨緩和,吳鐵城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原因,李烈鈞立即命令送回炮閂,戈克安亦應召而至,雙方一經介紹,疑忌頓消,終于捐棄前嫌,重歸合作。因其對九江起義的貢獻,九江商會特制“功在民國”的匾額表彰。1912年12月,林森被江西省政府推舉為江西省代表赴南京參加“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他是江西省四名代表中惟一不是贛籍的代表。1924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任國民政府主法院副院長,1932年起任國民政府主席。1943年8月因事禍死予重慶。

  李烈鈞

  (1882-1946),原名烈訓,又名協和,字俠                       

  如,號俠黃,武寧縣羅溪坪源村人。自幼學文習武,愛好擊劍,廣交朋友,豪放不羈。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入江西武備學堂。三十年赴日本學習陸軍,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年)自日本回國,任江西混成協第五十四標第一營管帶。同年任云南講武堂教官兼兵備道提調、陸軍小學總辦。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李烈鈞于10月26日到達九江。任九江軍政分府總參謀長,隨即占領長江要塞金雞坡和馬當炮臺,將長江防線攔腰截斷,阻住清海軍由武漢東駛上海的十一艘軍艦和魚雷艇,經曉以大義,清海軍宣布起義,烈鈞被推為海陸軍總司令。十一月,應安徽革命黨人邀請,率兵赴皖,支援光復安慶,被推任安徽都督。不久,馮國璋派重兵進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烈鈞求援,他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率艦西上,抵武昌后,被黎元洪任命為蘇、皖、粵、鄂、贛五省聯軍總司令。他迅速部署海陸兩軍,控制武昌軍事要地,使馮國璋不敢越過長江,武昌得以轉危為安。

  1912年3年19日,李烈鈞就任江西都督,大力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改革。經過改革后,在國民黨控制的幾個省中,江西成為經濟、政治和軍事最鞏固的省。10月,孫中山曾親臨南昌視察。1913年5月5日李烈鈞與湖南都督譚延闿、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與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并公開指出袁世凱為刺殺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凱下令免除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李烈鈞至滬與孫中山磋商后,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討袁司令部,就任總司令, 隨即宣布獨立, 發布討袁檄文,通電全國,痛斥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接著,湘、鄂、皖、蘇、閩和上海、重慶等省市,相繼宣布獨立。袁世凱即派李純率軍進入江西。烈鈞即令林虎等,據險阻擊,在瑞昌、德安間與討袁軍展開激戰。初戰告捷。但因兵力懸殊,援軍不繼,七月二十五日,湖口被袁軍攻陷。烈鈞逃亡日本,湖口起義(又稱“二次革命”)宣告失敗。1914年1月,李烈鈞由日本赴歐洲及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12月,孫中山電催烈鈞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斗爭。抵達云南昆明,與蔡鍔、唐繼堯共商討袁大計,決定組建“護國軍”。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進軍兩廣。12月7日,率第二軍向滇桂邊境進發。1916年2月,在廣西百色,擊潰袁世凱派來的龍覲光部。3月15日,廣西都督陸榮廷宣布獨立,順利進入廣西。5月經南寧沿江直下廣東肇慶,然后沿粵江北上。6月初,攻打韶關,龍濟光部不戰自潰。6月6日,袁世凱當了83天皇帝后,于絕望中死去,繼任總統黎元洪,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護國戰爭結束。

  1917年8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號召護法,并聯系滇、桂、粵各省,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李烈鈞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謀總長,率軍轉戰于廣東韶關、南雄等地。1918年4月10日桂系軍閥利用政學系操縱國會,改組軍政府。孫中山被迫辭職,前方戰爭,暫時收束。第一次護法失敗。11月,孫中山在廣州重組軍政府,繼續進行護法斗爭。烈鈞于1920年3月率所屬滇軍與桂軍在廣東繼續戰斗。至1921年7月,率部進入廣西,擊潰桂系沈鴻英部,占據桂林。因陳炯明從中作梗,改道江西。1922年5月,烈鈞率贛軍由韶關北進,經南雄,出大余,月余之間,前鋒已達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勢。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孫中山上“永豐”艦避難,電令烈鈞回師平亂。烈鈞在粵湘邊境受阻,僅帶數名隨從經湘轉赴上海。第二次護法斗爭又失敗了。1923年1月,滇桂聯軍擊敗陳炯明。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再建大元帥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烈鈞回廣州仍任參謀總長。此后,烈鈞再未掌握軍隊,只協助孫中山從事軍事計劃和參謀指揮工作。

  1924年,李烈鈞參加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期間,籌辦“黃埔軍校”,他推薦蔣介石任該校校長。同年11月,他隨孫中山經日本至天津,會晤張作霖。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與北洋軍閥首腦段祺瑞會談,肝癌發作,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烈鈞參與主持喪事,并親擬挽聯:“才逾湯武,功蓋桓文,九萬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出秉節鉞,入贊戎機,二十年共患難,山頹安仰!上為國慟,下為私哀。”孫中山逝世后,李烈鈞抵張家口,會晤馮玉祥,馮即聘請他為國民軍總參議,曾前往山海關籌劃部署與奉軍作戰事宜。

  1926年8月,國民軍被奉軍戰敗,他離開國民軍南下。11月北伐軍攻占南昌,電召李烈鈞回贛,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遂赴南京任職。同年八月,北洋軍閥孫傳芳,率數萬之眾,突然在南京東面的棲霞山、龍潭一帶偷渡長江,準備進攻南京。這時蔣介石已通電下野,由軍事委員會繼統諸軍。烈鈞坐鎮南京,指揮部隊,打敗孫軍,使南京政府得以站穩腳跟。1927年9月,國民黨寧、漢、滬各派在一致贊同清黨反共的基礎上取得統一后,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由三方各派六人參加,李烈鈞是寧方代表之一。1928年10月,國民政府改組,李烈鈞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11月上旬,烈鈞回武寧探家,籌建修江路,為江西公路之濫觴。

  1931年“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嚴重,李烈鈞一再致電蔣介石,主張對日抗戰,并將自己的五個男孩送去參軍。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訪馮玉祥,勸其“并力扶危”。在蓬萊手書一聯抒懷:“攻錯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畫,全憑赤手挽乾坤。”10月,他又勸閻錫山參加長城戰役,一同抗日。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同盟軍,不到一個月,將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實行兵諫,蔣同意抗日后,遂將蔣釋放并護送回南京,被扣留審判,李烈鈞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審判長。軍階由陸軍二級上將晉升為一級上將。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李烈鈞于久病之余,扶病進京,共赴國難。后來,因患高血壓癥,返回武寧養病。12月,他還到武漢會見蔣介石,提出堅決抗日的主張。由于戰局的發展,他先后遷居昆明、重慶養病。1946年2月20日,李烈鈞因高血壓心肌梗塞病在重慶逝世,享年64歲。國民政府下令給予國葬,靈柩運送回武寧縣,初葬箬溪鎮修江邊上的看書臺,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庫遷葬于武寧縣城近郊飛鳳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合葬于武寧縣烈士陵園左側半山腰。

  李烈鈞能文善詩,尤擅書法,廬山仙人洞所題“常樂我凈”,石松之石上所題“縱覽云飛”均是李烈鈞手筆。他的著作留世的有:《孫大元帥戡亂記》、《李烈鈞將軍自傳》、《李烈鈞出巡記》、《李烈鈞言論集》、《李烈鈞、楊賡笙詩選》等。

  蔡增棠

  (1880-1948),號召南,瑞昌縣范鎮鄉陡崗村荊坑畈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為繼續深造,又赴美國留學,1924年在美阿海阿(今稱俄塞俄)州立大學畢業,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歸國后,歷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參議、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二軍主任秘書。馮玉祥將軍外文秘書等職。并先后在中國、北京、朝陽、華北等大學擔任講師或教授。

  “七?七”事變后,增棠受家庭老小拖累,未能隨校遷至后方,仍留故都華北大學任教。當時,江西旅平豫章中學多數教職員工,紛參加抗戰工作,領導和教學力量不足。他挺身而出,以原江西旅平同鄉會董事長名義,兼任校長,經常來往于豫章中學與華北大學之間,既教書,又育人,日久為敵所知,多次上門強令出任偽職,他均堅決拒絕。為紀念“濟南慘案”,他在北京中山公園修了一座蔡公時烈士塑像。日本憲兵認為有辱皇軍體面,派人砸毀,并強令華北大學搬出,于是,他聯絡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師生,全力抗爭,終于保住了三所未及南遷的大學。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蔣介石贈金獎勵,派任教育部特設北京臨時大學第三分班主任教授。

  1946年經東北行轅秘書長胡家鳳介紹,接受熊式輝聘請,出任東北敵偽資產統一接收委員會專門委員,兼沈陽醫學院英文講師。任職年余,因病回北平就診。1948年2月逝世,享年68歲。

  余祖勝

  (1927-1949),湖口縣屏峰鄉余鼓堂村(現皂湖村)人。祖父、父親都是漢陽兵工廠的工人,少年時期,隨家在漢陽讀書。抗日戰爭期間,漢陽兵工廠遷重慶,全家隨廠遷西南大后方。其父所在廠并入重慶21兵工廠,他進入廠子弟學校。1941年父親貧病交迫,含恨去世,他輟學進廠當童工,但仍堅持自學,并省吃儉用,訂一份《新華日報》,從中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1944年秋考入技工學校,半工半讀,關心國家大事,當他看到抗日戰爭剛勝利,國民黨就忙著準備內戰,便在學校公開寫文章揭露其假和平真備戰的陰謀,被學校開除。

  1946年秋,祖勝失學失業呆在家里。他仍堅強地生活,更發奮地自學,更廣泛地接觸社會,結交附近的工人、船工、農民和愛國民主人士,并以自己的經歷和所見所聞寫下了大量反映工農疾苦的詩歌,他含著眼淚,寫了《丐童》一詩,以蒼扉為筆名,投入《新華日報》。過了幾天,居然以《陋巷》為題發表了。他興奮地在日記中寫道:“我必須加油學習,向著進步詩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迅跑!”隨后他邀集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組成“讀書會”,

  在工人村辦起了《火焰》墻報。并在創刊詞中寫道:“火焰,火焰,燃燒著熱情的火焰!你輝煌萬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陰暗角落。你強烈的火焰燃燒著魔鬼,溫暖著每個戰斗的心……”墻報一貼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讀者,僅出版一期,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這使他看到反動派的虛弱,和民眾的革命愿望,毅然與中共地下黨組織接觸,于1947年5月由任達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組織上派他再入重慶二十一兵工廠修械所當鉗工,努力與工人建立感情,發動工人開展斗爭,反對為內戰生產武器。他和炮彈所工人高震明(地下黨員)一道成立 “青年讀書會”, 經常組織大家傳閱《挺進報》,激發工人的斗爭積極性。7月4日,《挺進報》遭到破壞,他被捕,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渣滓洞監獄樓二室。祖勝入獄后,受過老虎凳、鴨子浮水等酷刑的摧殘,卻始終未吐一字,還樂觀地安慰其他難友。在獄中,他把樓板上的釘子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廢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瀾的五角星、短劍和紅星,送給難友們,鼓勵他們迎接勝利,迎接光明。當聽到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的喜訊時,他興奮地在牙刷紅心背面刻上“V”字表示歡呼勝利之情。他還將一塊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紅的藥水,由戰友汪進儀用鐵絲扭成小鏈子連在小十字架上,偽裝成宗教紀念品。托汪利用放風機會,將這個工藝品贈給另外一牢房的唐弘仁作為新年禮物。唐弘仁又在紅心和十字架上分別刻上“共產黨萬歲!”“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英文字樣,一直珍藏在身邊并帶出監獄。至今,這件蘊藏著戰友情誼和革命者必勝信念的歷史文物,仍陳列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展廳里。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集體屠殺關押在渣滓洞的共產黨人,余祖勝壯烈犧牲,年僅22歲。解放后,《革命烈士詩鈔》、《囚詩》等詩集相繼選入余祖勝的詩歌。小說《紅巖》中的余新江就是以他為原型塑造的。1984年重慶出版的葉挺等22位《紅巖英烈》年畫像中也描繪了余祖勝烈士的英雄形像。

  第三章  當代人物

  曹浩森

  (1884-1952),字明魏,號浩笙,別名善繼。都昌縣周溪鄉虬門牌樓曹村人。宣統元年(1909年)十二月東渡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攻陸軍專業。在留學期間,秘密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10月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深造。1913年6月,聞李烈鈞于江西組織武力討袁,輟學返贛,任討袁軍左翼林虎部一團副團長。7月,“二次革命”失敗,逃亡日本,入日本陸軍第十四團工兵大隊充士學候補生。未及一載,轉赴南洋,流亡新加坡、馬來西亞、檳榔嶼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等地。1916年追隨李烈鈞回國。至云南擔任討袁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部參謀廳第二課長。同年6月升任護國軍31團團長,奉命驅逐龍濟光,進軍廣東。袁世凱自斃后,31團編隸滇軍第三師,駐南雄。1917年調任警備軍總司令部參謀,1918年6月調任滇粵桂聯軍總部參謀,1919年4月升任總司令部副官長兼贛軍總司令部副軍長。1920年,在大元帥府擔任孫中山的侍衛副官。乘機陳述自己的志愿,得到孫中山的嘉勉。1921年5月,孫中山派他到貴州鎮遠旅巡視,以參謀本部特派參謀身份,贊襄滇黔援桂軍第三路、第四路軍務,還兼任桂軍第三路司令部參謀長,由貴州隨軍入廣西柳州。10月再次東渡,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4年11月學成歸國。

  1925年5月,經李烈鈞推薦,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長,12月升為參謀長。是時,帝國主義勾結北洋軍閥,攻擊馮部“赤化”,并于1926年3月趁馮赴蘇游歷,組織討赤聯盟軍,向馮部五路進攻。4月,曹浩森率部撤出北平,集結南口,構筑工事,與軍閥部隊奮戰三月余,雖大挫敵軍,但自身亦傷亡過半,且餉械俱缺,遂于8月率部退至甘肅、寧夏。9月,馮回國與于右任等組織國民軍聯軍,在五原誓師呼應北伐,曹受命任國民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1927年3月,隨軍由甘肅入陜,轉戰冀、魯、豫。4月底,馮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曹任總參謀長。1928年7月,改任第二集團軍訓練總監。8月,馮玉祥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任曹為軍政部陸軍署署長。1929年2月,馮到南京之后,漸漸察覺到蔣介石肢解其部的陰謀,率曹憤然棄職出走,到山西華陰密商反蔣,派曹與鄧哲熙去太原會見閻錫山,約其共同倒蔣。閻閃爍其詞,約馮面商。6月,曹復陪馮去太原,被閻軟禁。不久,曹脫身赴寧,蔣介石立即召見,未加責備,囑仍回軍政部供職,遂對蔣感激涕零,委身蔣氏幕下。

  1930年5月,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曹浩森隨蔣介石到柳河督戰。蔣因后方接濟不及,軍情危急,便在柳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進退,曹即向蔣獻策說:馮玉祥用兵,素重穩打穩扎,我軍宜迅速集中兵力強攻,贏得時間,變被動為主動,方能穩操勝券。果然,馮軍因不知蔣方虛實而后撤。曹還竭力為蔣調停,說服孫連仲接受蔣的改編,調往江西“圍剿”紅軍。從此,曹浩森為蔣器重。1931年1月,曹升軍政部常務次長,仍兼陸軍署長。6月,曹陪同蔣介石至江西,參與對紅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的第三次“圍剿”。蔣在南昌行營設置“黨政委員會”、“政務設計委員會”,都由曹擔任主任。1932年6月隨蔣入鄂,兼豫鄂贛三省總司令部參謀長。1934年,曹升任軍政部代理部務兼代軍事委員會第二廳主任。1936年當選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升任軍政部政務次長。1938年,當選為國民黨“五大”代表。1939年兼任重慶軍政部特別黨部特派員。1940年當選國民黨大會軍人代表。

  1941年,熊式輝出使美國,向蔣保薦摯友曹浩森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他從重慶回贛主政,本著“肖規曹隨”之旨,熊規曹隨,墨守陳規,無甚治績。他主贛的班底,都是熊式輝的人馬。其中以財政廳長文群、民政廳長王次甫為重要角色,承攬大權,起核心作用,時人曾諷為“文王政治”。但個人有廉名。

  1945年抗戰結束后,蔣介石免去曹浩森江西省政府主席。1948年,他在南京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院委員,任東南行政指揮部副主任等職。后授陸軍上將銜。九月,他回到南昌,匆匆攜帶其第二夫人李甘稚,從廣州轉往臺灣。他在臺北,與原國民黨監察院長于右任時相過從,經常流露思鄉懷舊之情。1952年2月5日病故于臺北,終年六十八歲。

  張起煥

  (1888-1952),星子縣蓼花鄉人。1924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更名醉新,意取醉心新文化。畢業后,留校任助教,兼故宮歷史博物館館員,后晉升講師,立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后因北洋政府扣發教員崐八個月薪水,憤然離京,先后任教于“南昌一中”、贛省中學兼初中部主任。一次贛省中學招生,考生黃中正成績超群,因其腳跛,未被取錄。醉新以古代軍事家孫臏為例,據理力爭,說服學校錄取。后任江西省教育廳督學二年,曾在省教育學會刊物上發表長篇論文,力主革除教育弊端。后經蔡元培推薦,任江西科學館館長。1939年,日軍進犯南昌,醉新帶著“一館”、“一家”逃往泰和,輾轉遂川、樂平,并在遂川山區辦起“小學校儀器廠”,生產地球儀、凹凸鏡,制作掛圖等。抗戰勝利后,他返回南昌,家產幾乎丟盡,“館產”卻絲毫未少。解放前夕,南昌混亂,省政府南遷,他收藏的儀器、物品裝箱封存,妥為保藏,對全館人員說:“我們一個也不要走”。結果全館人員堅守崗位,直至解放。1950年,醉新開始為兒童寫科普讀物。著有《生理衛生學》、《動物學》、《植物學》。1952年5月在南昌病逝。

  楊賡笙

  (1869-1955),號咽冰,湖口縣三里鄉上楊村人。十二歲時讀完《十三經》,十八歲考中秀才,又入白鹿洞書院就讀,被選送入京師國子監深造。他目睹清朝政治腐敗,放棄功名,從事民主革命。經徐秀鈞介紹,進入江西大學堂,學習新學,在校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成立省議會,楊賡笙擔任都督府高級顧問、省參議員。

  1912年“二次革命”前夕,李烈鈞前往上海,參加孫中山召開的國民黨要員會議,商量討袁事宜。叮囑楊賡笙到湖口作討袁準備。同年7月12日李烈鈞回到湖口。江西省議會開會推舉李烈鈞為討袁總司令,即日在湖口成立討袁總司令部,任命楊賡笙為總司令部秘書長,負責撰寫“江西討袁總司令檄文”,檄文公布之后,人心大快,爭相傳誦,稱贊這篇檄文“氣勢磅礴”,“驚天地而泣鬼神”。這次湖口起義,由于寡不敵眾,遭受失敗。1913年7月25日,袁軍占領湖口縣城,到處搜捕賡笙。在群眾掩護下,兩次脫險。次日乘小船逃離縣境,抵九江姑塘,沉石于水,誓言:“沉石于江,不滅袁賊,永不還鄉。”隨即秘密逃至日本東京,在頭山滿家里謁見孫中山,報告“湖口起義”情況,孫中山對他殷切慰勉,并留在身邊,協助改組國民黨。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東京召開大會,宣布將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賡笙首先遵照規定,按上指模加入中華革命黨,并建議將誓詞中“服從黨魁”的“魁”字改為“綱”字,深受孫中山贊許。

  1914年,楊賡笙受孫中山派遣,赴南洋群島從事革命活動,組建中華革命黨南洋支部,擔任書記;創辦《光華報》、《蘇門答臘報》,向華僑宣傳革命,并以柳茹雪筆名發表長篇小說《雙心史》,揭露袁世凱的罪行。同時籌募革命經費。1916年1月,賡笙將所募集巨款,親自交給云南護國軍政府。蔡鍔將軍在五華山光復樓設宴歡迎,并在席間致詞:“上次湖口首義討袁,咽冰先生在臺前;這次護國討袁,咽冰先生在幕后,咽冰先生功勞都是很大。”1923年,孫中山在廣東重建元帥府,楊賡笙赴穗,充任總統府咨議、元帥府參議等職。

  北伐之前,楊賡笙受滇軍司令朱培德之托,化名張陶居,經梅嶺,抵于都,會見江西第四師師長賴世璜,曉以革命大義,陳說利害得失,并爭取參謀長溫晉成及團長多人的支持,使賴世璜脫離反動陣營,參加北伐。1926年,江西光復,楊賡笙任民政廳廳長,呈準創設吏治訓練所、訓政養成所、警政人員訓練所,藉以育儲縣政人員,視其德能,次第任用。他為了杜裙帶,謝請托,澄清吏治,自設一個“焚書處”,凡請托求官書信,均付之一炬。當時有一位姓王的想當縣長,趁他不在家,送上蜜桔四大簍,里面藏有金條,他發現后,火速派人送回,并寫了八個字給王某:“君為王密,我守四知。”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楊賡笙于1928年2月1日曾以民政廳長名議,簽署過一個鎮壓共產黨的文件。同年,又曾營救紅軍贛東北游擊隊大隊長周賡年。1929年,江西省政府改組,楊賡笙引退,任中央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

  抗日戰爭爆發,楊賡笙輾轉避難到黎川,被國立江西中學公推為校長,任職七年,周濟了很多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青年學生。汪精衛叛國降日之前,曾函邀楊賡笙一起倒蔣。楊賡笙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將汪氏書信寄往重慶國民政府,并寫了八首揭露汪精衛的詩公開發表。當時重慶國史館邀請他參與編修國史。他不愿為蔣介石樹碑立傳,辭而不就。抗日戰爭勝利后,楊賡笙任江西省政府顧問。1949年1月,組織江西和平促進會,被推為主任委員,主張走北平解放道路,被江西省政府軟禁,直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楊賡笙得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的照顧和安排,被聘為江西文史館館員。1955年在南昌病逝,享年86歲。

  楊賡笙能文善詩,且寫小說,都收集在《伏櫪軒五種詩抄》、《幸草山莊》中。柳亞子《華南叢刊》、鄭逸梅《南北叢談》都收集了他的詩作。他的詩、文反映了他一生的斗爭歷程,頗有史料價值。柳亞子評其詩為“半是香山半放翁”。1986年,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時,江西省政協特出版《李烈鈞、楊賡笙詩選》。

  虛云

  (1840-1959),俗姓肖,名古巖,又名演初,字德清,號虛云、幻游,祖籍湖南湘鄉,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復工作。

  光緒十七年(1891年),虛云入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蓮和尚為師。越三年,離寺云游各地名山大寺,學經參禪。曾在江寧會見著名佛學家楊仁山居士。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從普陀山步行北上,恰遇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他隨西太后、光緒皇帝逃亡隊伍西行,出長城,赴陜西,途中結識了許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轉赴終南山,結廬獅子巖下,改號虛云。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朝拜峨嵋,經西藏,入西康,轉入云南雞腳山,住進缽盂庵,經募捐興建,改為迎祥寺。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出國云游,至邏羅(今泰國)、南洋(即東南亞)一帶講經說法,皈依達數萬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虛云通過當年結識的王公權貴的關系,獲得一道保護寺廟的“上喻”。同年七月,清廷降旨將迎祥寺改為“護國祝圣禪寺”,賜虛云為“佛慈洪法大師”,又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鑾駕全幅”。至此,虛云名聲大振。

  1911年(宣統三年),虛云出滇至滬,與寄禪和尚赴南京晉見孫中山,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諸事宜。同年四月,又前往北京去見袁世凱。在上海改組中國佛教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

  1920年,虛云應云南督軍唐繼堯的邀請,前往昆明,重修西山華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棲”古碑,遂將華亭寺更名云棲寺。他按古碑記載的廟產數字,由唐繼堯出告示,用低價將數百畝田地及方圓數十里的山場勒贖歸寺,引起民眾怨憤。他在財產到手之后,又舉辦慈善事業來籠絡民眾。1929年,虛云應閩籍國民黨官僚林森、楊樹莊的邀請,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建樓、堂、閣、寮、院、庵、洞等十多處,創辦佛學院,自任院長。1935年應李漢魂之請,赴廣東曲江主持重修南華寺。歷時十年,總計興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該寺成為廣東規模最大的佛教圣地。1942年主持林森在重慶發起的“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贊揚國民黨反動統治說:“四方共樂無為化,同頌堯天舜德明。”蔣介石親自設齋宴招待。

  1949年秋,廣東解放,人民政府對虛云以禮相待,但虛云對在云門、華南寺進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同年冬,虛云應邀赴北京參加佛教協會籌備會議,在廣濟寺與園英、趙樸初等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0月1日,他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錫蘭佛教代表團贈送的“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同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委員。12月,虛云赴上海參加“祝愿世界和平法會”。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虛云為四名名譽會長之一。由于人民政府的爭取和團結,使虛云擺脫同華南反動殘余勢力的糾葛,并為其從事正常宗教活動創造條件。同年,虛云應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請,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真如寺一片荒蕪,決定留下重修,經虛云募化和設計,歷時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廟宇、殿、樓、堂等數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將被日軍燒毀的寺廟修葺一新。并組織僧眾修復名勝古跡,開辟花園。

  1959年10月13日,虛云因患噎膈慢性消化不良癥在真如寺圓寂。虛云一生,習禪苦行,以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著稱。虛云平生所作詩歌偈贊甚多,已選三百九十首,編為《虛云和尚法匯》,由香港佛學書局出版。其余記載其生平事跡的有《虛云和尚事跡》、《虛云和尚年譜》、《虛云和尚畫法集》等。

  何樹先

  (1886-1959),又名麗先,女,武寧縣浬溪石羊人。

  何樹先出生前,由父母“指腹為婚”,許配給本街以教書為生的劉家為媳,十五歲隨夫在家讀書三年,十八歲完婚,在夫家負擔繁重的家務勞動。以后夫妻在石羊街以賣豆腐營生。她二十五歲時,得知南昌開辦女子師范學校,幾經周折,由武寧縣保送該校學習。不久,辛亥革命成功,她在校首倡剪發,卻遭非議,受到學校開除處分,她砸碎告示牌,與校方爭辯。這時,適逢孫中山巡視南昌,她被推為學生代表參加歡迎會。會后謁見時,她向孫中山報告了與校方斗爭的情況。孫中山聽后,對她的膽識大加贊許,校方迫于形勢,取消了對她的處分。 不久,袁世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鼓吹“尊孔讀經”,為復辟帝制造輿論,封建禮教思潮沉滓泛起,在畢業前夕,她被迫離校。

  何樹先回到武寧縣,在各方支持下,創辦武寧縣女子職業學校。開辦四個月,展出學生刺繡、針織及縫紉等作業多件,博得社會好評。因與丈夫破裂,遭到家族和社會責難,被迫離開女子職業學校。后與梅林的教師李中林結婚,夫妻志同道合,先后輾轉湖北、南昌等地,以賣字畫為生。以后李中林在南昌一商人家任家庭教師,她先后往河南商城女校、上海勤業女子師范及都昌、安福等地私立學校任教。解放后,離開石羊赴南昌。1953年至清江縣定居。1959年因病逝世,享年73歲。生前曾捐資設立“何氏追遠會”為助學獎金。

  汪國垣

  (1887-1966),字辟疆,一字笠云,晚號方湖,彭澤縣黃花畈老灣汪村人。十二歲從塾師學《左氏春秋傳》、日抄《爾雅》一百字,深得塾師喜愛。十四歲隨父際虞(清拔貢)往河南任所讀書,父親勉勵他多讀有用之書,以讀史為重。他讀完九經后,又讀《資治通鑒》。十六歲開始讀歐美史書,并從留學日本親戚朋友處購得歐美各國史籍八、九十種,先后撰有《發明家列傳》、《航海家列傳》等。庚子以后,內憂外患日重,有識之士多藉報刊喚醒民眾,國垣尤喜讀《清議報》、《時務報》、《國文報》,吸收了西洋史及西方的進步哲學思想,逐步培養了研究西洋歷史的興趣。22歲,國垣考入北京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專攻中國文史,他日處藏書樓中,手不釋卷,專心攻讀,曾寫成閱讀提要六七冊。他課余時間,還常與胡先骕、姚鴻維、林唐白、程家桐等人吟詩說文,時人稱為“太學十君”。不久,程家桐秘密組織同盟會于京師,他為會員之一。191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

  1918年,國垣到南昌任江西省立第二中學國文教員。1922年受聘為江西心遠大學文科主任兼文學系教授,1925年兼任江西通志纂修。1927年江西通志局及心遠大學先后停辦,應第四中山大學之聘,至南京任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1928年2月到校授目錄學、詩歌史、各種文體習作、讀書指導等課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隨校遷至重慶。1939-1944年任文學院中文系主任。1946-1948年兼任國民黨監察院監察委員、國史館修纂,當選為“國大代表”。四十一年來,雖校名四易(初名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后改江蘇大學,再改中央大學,解放后院系調整,又改為南京大學),校址兩遷,但始終未間斷教學工作。1954年,汪國垣因患高血壓中風,右肢癱瘓,行動艱難。經多方醫治,體力好轉,病后仍堅持左手寫書,并帶研究生在家講課,其后病情惡化,于1966年逝世,享年80歲。

  國垣平生治學嚴謹,著述甚富,其已刊印行世的有《光宣詩壇點將錄》、《近代詩人述評》、《讀書舉要》、《唐人小說輯釋》、《叢書書目索引》、《目錄學研究》、《方湖談薈》、《方湖類稿》、《彭澤縣志長篇》等,共數百萬言。其生平事跡已列入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歷史掌故專家鄭逸梅先生的《藝壇百影》、日人橋川時雄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

  胡曠

  (1906-1967),原名載球,又名可三,修水縣白嶺鄉太清村人。1923年考入江西第一師范學校。1927年,正值土地革命時期,學校當局壓制學生言行,引起學生強烈反抗,胡曠因參與學潮,于1928年被開除出校。次年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加入留日進步學生組織的抗日團體“社會科學研究會”及“左翼作家聯盟”,間或歸國從事宣傳活動。1933年被日本警方查獲,拘禁三個月,旋被驅逐回國。回國后,輾轉于上海、漢口、南京之間,從事教育工作。1937年3月返縣,先后在修水縣中學、贛西北臨時中學、贛縣女中、翹材中學、江西實用職業中學、江西農專等校任教。1939年,一度在國民政府30集團軍政治部任日文秘書。因對國民政府部隊所作所為有反感,不久便離去。解放后,曾入南昌八一革命大學學習,后任南昌大學教授、江西大學副教授等職。曾當選為江西省政協常委。

  胡曠愛好文學,在日本留學時,即與同學胡風切磋文學藝術。1933年在上海《生活知識》等刊物上發表詩文作品。解放后,曾任江西文聯副主席、作協江西分會副主席、江西文藝干校創作室主任、《江西文藝》編輯部編輯。1956年至1958年,在省作協脫產從事創作,曾在《江西文藝》、《星火》、《長江文藝》、《人民文學》等刊物發表作品。他為江西省前副省長鄧洪整理的革命回憶錄《第一個風浪》,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影響,其中名篇《潘虎》、《山中歷險記》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性革命斗爭回憶錄的代表作,被編入全國中學和大學的語文教材。

  1967年元旦,胡曠因心臟病發作,歿于南昌,享年61歲。

  王枕心

  (1892-1967),字經常,永修縣淳湖王村人。1916年畢業于江西省農業專門學校。同年考取金陵大學養蠶科。1918年自費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大學園藝系。1922年回國擔任江西省農業專門學校農場主任等職。1925年南下報考廣州黃埔軍校,先后擔任第六軍教導總隊宣傳委員會主席、十四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1926年隨北伐軍攻克南昌,歷任江西省農林局局長,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江西省人民審判委員會主席等職。“七?一五”蔣汪合流,由于同情革命,思想左傾,遭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通緝,流亡上海、香港等地。

  1932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組織“江西農村改進社”,委王枕心為總干事,遂追隨熊式輝標榜“平民政權”,并在安義萬家埠創辦“農村自治、自救、自養”的“農村實驗區”。抗日戰爭爆發,各地流亡青年涌入江西。熊式輝為了拉攏青年,成立“江西青年戰地服務團”,自兼團長,委王枕心為干事。在抗戰期間,王先后擔任“江西民眾抗敵后援會”副主席兼干事,第三戰區黨政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員,江西地方行政干部訓練團教育長等職。

  抗戰勝利后,王枕心在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新任江西省主席曹浩森的支持下,當選為江西省參議會參議長。1947年,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各省糧食征實征借會議,他在首次會議中,以目前天災兵禍,不應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為理由,反對征實征借。會后,受到蔣介石的暗中警告。同年,國民黨為了挽救殘局,在各省成立“戡亂委員會”,他兼任江西省戡亂委員會主任委員。1948年7月,他目睹蔣家王朝風雨飄搖,分崩離析,便聯合部分參議員通電聲明,取消“江西省戡亂委員會”組織,引起國民黨當局注目。軍統特務秘密逮捕了參議會秘書陳其勛,逼陳供認王“勾結共匪,圖謀不軌”。后經他央求熊式輝從中斡旋,終以他在省參議會第五次大會開幕式發表反共講話為條件,釋放了陳其勛。1949年4月19日,王枕心攜家去香港。同年8月,經章伯鈞電邀,與王一帆、王深林等4人赴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此后,擔任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委員、農業部宣傳處專員等職。

  1958年,王枕心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7年7月,王因患癌癥于北京病故。1979年經農業部審查甄別,撤消右派分子結論,恢復名譽。1983年6月,國家農牧漁業部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王枕心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朱仙舫

  (1887-1968),名升芹,出生于臨川縣長樂鄉百源朱村,現隸屬南昌市進賢縣長晏鄉。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

  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生,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后改為工業大學),潛心攻讀紡織專業。

  1911年,仙舫學成回國,應原上海總商會會長聶云臺的邀請,進上海恒豐紡織新局,歷任技師、工程師、廠長等職。他鑒于當時紡織技術人員缺乏,便創辦“紡織技術養成所”,親自任教和編寫講義,積數年之功,著成《理論實用紡織學》前、中、后三篇,是為我國首次出版的中文紡織科技書籍。后來又著《紡織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紡織工務方略》等發行于世。還為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叢書》編著《紡織》上、下兩冊。

  1919年,贛籍軍、政、工、商界知名人士集資創建久興紗廠,公推江西省省長陶家瑤為董事長,聘請仙舫為經理,負責廠的規劃,設計以及廠址的選擇等工作。他欣然應聘,親赴南昌、九江選擇建廠地址,經過實地考察,決定1921年10月在九江官牌動工建廠。他確定:紡機設備,采用當時比較先進的美國紗機可洛威爾廠1922年制造的產品。某外商洋行為推銷舊紡織機,許以價格優惠、傭金優厚,他不為厚利所動,嚴詞拒絕。紗廠廠房建筑,則請上海比利時羅德洋行設計,由上海陶桂林記營造廠承造。整個建筑工程,在當時均屬較高水平。1922年廠房建成后,安裝機器、開工投產,都是他一手經理。1926年,久興紗廠投產后,有工人一千三百多人,全年用棉花達四萬擔。生產的“九江牌”棉紗,質量上乘,年銷一萬五千包以上。可惜,陶家瑤抽走廠里資金,去活動官職,致使資金周轉困難,他一氣之下,于1927年辭職去滬就任申新二廠、五廠、七廠廠長,廣育英才,選拔賢能,聲譽日起,成為我國第一代的紡織專家。1930年發起組織中國紡織學會,當選為理事長,長達十九年之久。

  仙舫雖已辭去久興紗廠經理職務,但一直關注久興的發展。當他得知“久興”為抵償債務,產權于1934年落入英商慎昌洋行之手。他決心重振江西紡織工業,于1935年來到九江,與江西同鄉黃文植(漢口商會會長)合作,發起組織“利中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集資四十萬銀元,向慎昌洋行租辦“久興”,更名為利中紗廠。復工之后,業務蒸蒸日上,廬山牌棉紗暢銷省內。1936年,漢口第一紗廠因業務不振停產。他又主動與黃文植合作,在江西、湖北商業界集資一百萬銀元,組成復興實業公司,接辦“漢口一紗”。從此,利中、復興紗廠,經濟效益顯著,連年獲利。抗日戰爭爆發,九江、武漢相繼淪陷。利中、復興二廠被迫停產,遣散職工。仙舫亦轉移重慶,曾一度任國民政府軍政部紡織廠少將廠長。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仙舫由重慶去上海任申新五廠廠長,路經漢口,獲悉復興與利中情況后,在滬與贛滬政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商議,集資十萬美元,組成興中紡織公司,向慎昌洋行購回原久興紗廠全部產權。公司推舉仙舫為興中紡織公司董事長兼經理。1946年,抓緊復工準備,經過數月努力,配套成八臺細紗機,形成3200錠的生產能力,在當年中秋節前,生產出第一批20支廬山牌棉紗供應市場。以后,該廠邊安裝,邊生產,至1948年底,達到了18000紗錠的規模。

  1949年江南臨近解放,他從滬來函囑勸九江“興中”負責人,要相信共產黨的政策,堅守崗位,保護好工廠,迎接解放。1949年5月,九江解放。越數月,興中整機完畢,復工生產。同年12月,“興中”經江西省人民政府批準公私合營,成為江西省最早的公私合營企業。

  新中國成立后,朱仙舫被任命為國家紡織工業部計劃司司長。被選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53年,回到江西,歷任江西省輕化工業廳第一副廳長、江西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參事室參事等職。1968年7月20日病逝于江西醫院,享年81歲。《中國名人傳》、《中國科學家傳》等書中有傳。

  吳宣文

  (1915-1968),原籍安徽省樅陽縣。1930年,被當地國民黨政府抓去當兵。在受軍事訓練時,屢遭毒打,只身潛逃至彭澤,在棉船鄉幫地主伍錦山打長工謀生,因染上賭博惡習,被伍家趕走,身無積蓄,專靠打零工度日。不久,日軍向地方征派民夫,當地雇傭吳宣文充當“苦力”,被日軍指派為苦力班長。1942年在青幫頭子胡傳恒門下充當“小老大”。次年,日軍指派他催收稅款,他利用這個身份,秘密代新四軍籌款、解款,工作頗為出色。1944年至芙蓉五聯村幫人燒炭。1949年初,全家遷至三聯村開荒種地,安家落戶。   解放后,吳宣文戒絕了賭博惡習,洗滌幫會習氣,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努力從事農業生產。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他帶頭組織互助組,進行棉花生產試驗,總結出合理密植、精耕細作、整枝打葉、通風透光、合理施肥、防旱排澇、防治病蟲害一套完整的植棉經驗。1949年,種棉4畝,畝產籽棉500斤,被評為彭澤縣勞模;1951年,種棉8畝,畝產籽棉881斤,被評為江西省勞模;1952年又被評為全國植棉模范。數年之中,多次獲縣、省、中南區、中央頒發的獎狀、獎章、獎金、獎品。1952年國慶前夕,應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前往北京出席全國英模大會和國慶觀禮,幸福地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并與毛主席共進晚餐。可是自獲得全國勞模光榮稱號以后,驕傲情緒日漸滋長,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人民政府根據群眾的意見,不再把他作為重點培養對象,但對他的植棉經驗,仍予以重視和推廣。“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誣陷迫害,于1968年服毒身亡。1980年3月,芙蓉公社、三聯大隊聯合召開群眾大會為吳宣文公開平反。

  陳寅恪

  (1890-1969),修水縣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我國著名史學家。少時在家塾就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后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藍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具有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因通曉多種文字,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運用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并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1926年,寅恪應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與當時最負盛名的梁啟超、王國維并稱“清華三巨頭”。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妥,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往聽課。吳宓說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這時他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3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后,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于得到準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寅恪隨校到達。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說:“我豈肯為侵略我國的敵人服務。”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后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于學術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后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后,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于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于清華大學,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并于中山大學,移教于中山大學。

  解放后,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后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骨折,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 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 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并寫有專著《柳如是別傳》,最后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穩,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慨”。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享年80歲。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選集》已于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余昭華

  (1910-1969),小字團頭,都昌縣雞山余家灣村人。出身貧苦農戶,七歲隨父遷徙景德鎮,九歲拜師當瓷工。經過三年出師,學得一手好手藝。十六歲,他向父親提出辦窯廠的要求。他的父親拿出全部積蓄,并向親友借貸一部份,掛起“余鼎順”招牌,租賃了坯房,開始辦起一個作坊。昭華當技工,父親打雜,母親做伙夫,一家三人,克勤克儉,生意越做越紅火。經營數年,家業不斷擴大,陸續購買坯房三幢,住屋一幢,成了中等窯戶。1938年,日機常至景德鎮轟炸,不少坯房、窯場被毀,人心不穩定,生產受影響。昭華讓父母坐守景德鎮繼續營業,自己外出做行商,以低價買進瓷器,運往安徽屯溪和淅江紹興等地轉賣,后來又在紹興租賃房屋,安下家眷,與人合伙開設“華昌盛瓷莊”,不久他自開“余鼎順瓷廠”,并在寧波、余姚、蘇州等地開設棧行,自任經理,專營瓷器批發,將資金匯到景德鎮,旺季用以發展生產,淡季則購進白土、窯柴、大米和瓷器。由于產銷結合,資金周轉迅速,家業也隨之發展。經過11年的努力,有窯屋1幢、坯房7幢、雇工108人,資金55080元,成為景德鎮一位頗有實力的資本家。1949年4月景德鎮解放,昭華第一個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保護工商業和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帶頭開工恢復生產。5月,即恢復了4個坯房的生產,并利用自己在窯幫的影響,說服與動員同行開工。還將自己的窯場空出窯位,幫助一些小手工業主燒瓷器。至6月20日,帶動646戶窯戶復工,使景德鎮的窯火又紅了起來。同年9月,被中共浮梁地委任命為景德鎮市副市長。此后,在認購勝利折實公債、抗美援朝捐獻、“五反”中,他都積極帶頭,奉公守法。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他率先將資金、廠房等生產資料納入公私合營企業。余昭華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陶瓷工業的貢獻,得到共產黨、人民群眾的信任,先后當選為景德鎮市工商聯主任委員、市政府副市長、江西省民建副主任委員,市民建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余昭華于1969年12月病逝。

  廖能吉

  (1926-1971),湖口縣流泗鄉人。解放前,當地農戶都置有土織布機,自織土布出賣。廖能吉稍長,即跟師傅學織布。

  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廖能吉分得七畝三分土地,第一次在自己地里種上棉花,經過精耕細作,辛勤管理,獲得豐收,被評為全省植棉模范。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人民政府在棉區推廣改良棉,他帶頭種改良棉,當年共收皮棉530斤,畝產72斤,比種“小籽棉”增產一倍多,并將棉花全部賣給國家。

  廖能吉學習植棉新技術,摸索發展生產的新辦法總是走在前頭。在實踐中,他逐步掌握一套“爭霉桃”的植棉新技術,即在棉花出蕾前,讓它長好架子,帶蕾、帶桃入伏,達到平封行,扎根深,增強抗旱能力,為棉花后期生長準備最佳條件。1963年,他的植棉經驗,通過湖口農業技術服務站整理,刊登于元月8號的《江西日報》上,后又印成小冊子,由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不久,被江西省農科院聘請為研究員。

  廖能吉擔任流泗人民公社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后,堅持參加生產,哪里的農活最難,就能在哪里見到他。他注重調查研究,善于走群眾路線,關心社員疾苦,得到群眾的愛戴和信任。從1951年起,連年被評為江西省勞模,并被評為華東區勞模,出席了北京召開的群英會。

  1971年8月底,凰村公社的棉花出現爆發性的病蟲害,9月1日晚,廖能吉應邀前去幫助治蟲,途中不幸被汽車撞成重傷,二日后溘然長逝。

  吳懋松

  (1885-1974),九江縣仁貴鄉人。14歲考入安徽講武堂。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隨李烈鈞討袁,累任護國軍和護法軍營長,孫中山所部粵軍第二師中校副官,朱培德部參議,汕頭和九江市公安局長,湖南省政府高級參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副官,福建龍溪以及江西永新、清江、銅鼓等縣縣長。

  1943年10月,年過花甲的吳懋松至修水縣擔任縣長,即著手革除弊政,輕裝簡從,不帶家眷,不設“公館”,住縣府辦公樓板房,在大食堂與員工同用膳,并常便服深入民間了解下情。不久,又派出5個行政考查督導小組分赴全縣各地。行前,宣布三條紀律:輕車簡從,不接受迎送;伙食自理,不接受酒席招待;傾聽民意,不準在民眾面前耍威風。他自己亦身體力行。一次,他到走馬鄉視察,先沿途作調查,自費在飯鋪午餐。到達鄉公所后,鄉長備席接風,他拒絕招待,并嚴詞訓斥。有鄉民從溪口等遠地來縣政府控告征兵不公,苛攤捐稅,以強凌弱等,他逐一接見,明察是非,責成主管部門限期查處。南姑鄉鄉長徐翌中與徐傳呈妻通奸,被徐傳呈殺死,徐夫婦投案自首。他親臨現場察看,認為鄉長欺凌百姓,咎由自取,提請法院對徐傳呈從輕量刑。1949年元宵前后,縣城一些權貴人士和大商賈、江西省裕民銀行行長等在甘祠聚賭,他聞報后,當即率警察捉拿賭犯,收監拘押,后每人罰食鹽50擔,收歸縣庫。有時,他還化裝成賣餛飩的老人,深入各賭場調查,及時處理,一時賭風大剎。在補修三都公路段幾處危險地段時,他親自督修,并參加施工勞動,與民工同膳宿。安峰鄉鄉長陳榮因工作不力,民工未及時調上,受到斥責,便給他送雞二只,蛋一筐。他說:“我是窮慣了的縣長,不愛吃雞和蛋,你還是送給你的父母吃吧!”

  解放前夕,吳懋松排除干擾,堅守縣城。第九專署專員兼第十八縱隊司令徐某竄至修水縣城,令吳率縣府職員兵警一同潛逃,他沒有執行。縣警察局長帶警察私逃后,他立即重組警察隊,維持治安。修水縣解放后,他一面命令各機關單位將文卷、財產等例應移交物件造具清冊,妥善保管,以待移交人民政府;一面電請江西省省長邵式平派員接收,得到邵的嘉許。

  1949年6月,修水縣城和平解放,吳懋松在駐縣解放軍直接領導下,繼續處理日常政務和支前工作。他遵恪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安定民心,穩定市場和農村秩序,督促原公職人員堅守崗位;告喻工商界開工開市,學校上課;武裝公安部門,及時移交武器彈藥;發動群眾搶修公路,以利解放軍進軍長沙。為籌集軍糧,他一面派員分赴各鄉督促籌措;一面組織縣城米商成立糧食公營處。一月內籌糧二十七萬余斤,保證了部隊供應。7月16日,修水縣人民政府成立后,吳懋松將舊政府的財產和檔案資料向人民政府全面移交清楚。9月3日,在縣城群眾的歡送下,乘船離縣返回原籍,船蓬上綁著他在修水訂做的新糞桶和扁擔,以示其自食其力之意愿。還鄉后,他開荒種菜,研究養蜂。曾擬聯“種菜養蜂大鼓干勁,益群愛黨永抱初心”自勵。1959年起,他曾先后任九江市人民代表,民革九江市委委員,主任委員,省市政協委員、市政協副主席。1956年,曾當選為九江市人民委員會委員。1974年病逝。享年89歲。

  朱念和

  (1900-1975),又名垂錞。瑞昌縣碼頭鎮朱湖村人。祖父是前清進士,父親是當地名醫。他自幼隨祖從父,邊讀書,邊學醫。二十歲繼承父業,在朱湖經營德生祥藥店,開始行醫。他因為醫得祖傳,細心究其理,求其用,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尤以醫治傷寒見長。他行醫五十年,治愈過許多疑難病癥。1938年,百日咳在朱湖流行,四歲患兒朱巨松,終日嗆咳,一嗆即嘔,嘔則咯血,他開始用藥無效,經慎度,新設一方,連服三劑,終于痊愈。后用此方,治愈無數病孩。醫名漸著,遠近求醫者絡繹不絕。他醫德高尚,對病人有求必應,盡心竭力,對貧苦患者常常免費為之診治。1947年7月,本村霍亂蔓延,念和傾全架之藥,日夜搶救,并前往武穴購來霍亂疫苗,替全村數百戶老幼注射,終使疫病消除。

  建國后,念和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1950年,他將家中三代人珍藏的上千冊醫書全部獻給人民政府。1953年,他又帶頭創辦聯合診所,收徒傳藝,先后帶過二十名學生,均業就出師,大都在國家和集體單位供職。1959年,他被聘到瑞昌縣人民醫院主持中醫門診,兼任中醫進修學校教師。1960年,九江專署衛生處請他往武寧、修水等縣講學,深得同仁好評。1963年,他被九江專署衛生處定為全區第一名中醫,享受高級科技人員待遇。1975年病故,享年七十五歲。 著有《傷寒論缺方集補》、《傷寒諸汗癥匯編》、《古方活用治驗錄》、《治驗隨筆》、《萬方集錦》等。

  陳鈞

  (1907-1977),又名遠紹,字若虞,化名汪建華。湖口縣城山鄉倉村人。

  1925年“五卅”運動時,他在江西省立第六師范讀書,與同學一道上街演講、募捐,援助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暑假,在家鄉與鄒覺民、蔡天民等十幾人,秘密成立國民黨區黨部,擔任執委。同年十月,與彭伯庭、鄒覺民、錢成九、彭余存等組織農民武裝,配合北伐軍進入湖口縣城。1927年3月,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當年,湖口公開成立中共組織,陳鈞參加了第一次黨代會,并擔任縣農民協會籌備委員。六月,被選為國國民黨湖口縣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政府搜捕共產黨員,陳鈞在通緝之列,他隱蔽下來,繼續堅持斗爭,直至國民黨三十六軍何健部隊開進縣城,城門關閉,才自石鐘山腳下出城門,坐小船轉移鄉下。1928年至鄱陽,以教書為掩護,進行秘密革命活動,并找到了中共贛東北特委。同年7月,經特委安排,與李新漢一道到湖口恢復黨組織,成立中共湖口臨時區委。嗣后,改為縣委,陳鈞為縣委委員。1930年6月,國民黨都(昌)、湖(口)、彭(澤)三縣地方武裝合剿湖口蘇區紅軍,土豪劣紳乘機還鄉報復。7月,陳鈞等人秘密到達上海,找到黨中央,參加了黨的三中全會會務(油印)工作。會后在共青團中央、中共滬西區委工作。

  1933年2月,陳鈞調任江蘇省委發行部科長。5月,在上海被捕,雖經嚴刑審訊,但始終未供出真情,被判處無期徒刑,囚于上海漕河涇監獄。在獄中積極參加斗爭,曾作為難友代表向獄方提出改善飯菜的要求,遭受毒打,并加兩副腳鐐,他和難友一道絕食四五天,迫使獄方讓步。在絕食斗爭后,陳鈞先后被押至蘇州軍人監獄、宜興潮音寺臨時監獄,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后獲釋。陳鈞出獄,徒步從宜興走到漢口,找到八路軍辦事處。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執行所所長、重慶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干部、中共南方局組織部科長、中共中央后方黨委秘書、豫西地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等職。1946年到蘇北建立交通站,為從國統區向解放區輸送干部作準備。1949年調至鄭州辦職工干部學校任副校長,訓練鐵路工人,為人民政府成立后接管準備力量。

  建國后,任江西省委直屬黨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長、中共江西崐省監委副書記、中共江西省委委員。1977年2月病逝于南昌。

  查阜西

  (1895-1976),又名鎮湖,夷平。修水縣山口來蘇村人。

  阜西從小聰明好學,9歲能吟詩作對。15歲自學彈琴,研究琴藝與昆曲,并嘗試用現代譜式記錄傳統琴曲譜式。20歲,在中學讀書,常利用課余時間深入研究考證舊文藝和中國古樂。21歲,考入煙臺海軍學校。“五四”運動中,海校掀起學潮,他被推為總干事,率同學81人赴上海向海軍部要求改良學制,被學校開除。1920年考取北京大學,得李大釗指點,改往廣州孫中山創辦的航空學校學習。次年航校解散,賦閑上海,開始翻譯肖伯納劇本,撰寫中國古典音樂論文,在《東方雜志》上發表。1922年應聘到長沙第一中學任教。1924年在長沙參加革命群眾運動,經李亞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國民黨長沙市黨部秘書、湖南省黨部組織部秘書、部長。1927年,“馬日事變”中離開湖南赴武漢,任武漢總政治部考核部長。7月被捕,10月被營救出獄,后抵滬,與組織失去聯系。12月,化名“查鎮湖”,應邀任第一路軍總指揮部政訓處干事。1930年調軍政部航空署任航務科長兼教育科長。1932年冬,到歐亞航空公司先后任秘書、主任秘書,1939年代理總經理。其時,他還在蘇州創立“今虞琴社”,并在上海設立分社,主編《今虞琴刊》,上海浦東琴藝界稱其為“浦東三杰”。1941年4月辭去歐亞公司職務,游滇南、滇西,秋后任滇緬鐵路專員、處長等職。1943年3月調中央航空公司任副總經理。次年,由交通部派赴美國考察航空,大部分時間卻用于講授中國古音樂理論,傳授中國琴藝,一時轟動國際琴壇。1946年由美國回國,仍任中央航空公司副總經理。不久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系,經他介紹,使上海地下黨與國民政府海軍及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建立了聯系。1949年5月,奉中共華東局電召,協助接管上海航空公司。7月,奉命赴香港參與組織著名的“兩航起義”(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11月,陪同兩航總經理飛抵首都北京。

  解放后,查阜西任國家民航總局業務處長、顧問,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還任中國音樂協會副會長、北京古琴研究會會長等職。1954年,他參加中國音樂協會辦的“中國民間古典音樂巡迥演出團”,赴廣州、沈陽等十多個大城市演出。1958年以中國歌舞團顧問的身份赴日本訪問演出,同年又出席在蘇聯喀山舉辦的五音階的學術研究會,闡發其藝術觀點,其演技和論文得到國內外人士贊譽,成為名揚四海的中國古琴(七弦琴)大師。

  查阜西的古琴演奏技巧,既發揚虞山派的傳統風格,又博采眾家之長,本著“雙百”方針,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宗旨,形成自己的清越、雅樸、富有韻味的藝術風格。其主要著作有《現代古琴曲傳譜解題匯編》、《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古指法輯覽》,早在中央民族音樂研究所和音樂出版社刊行。他主編的《琴曲集成》是中國古琴的百科全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為該書題簽。

  1987年8月10日,查阜西逝世于北京,終年81歲。

  王弼

  (18990—1977),小字更生,曾用名王啟輔、賀鐸夫。永修縣三角圩流玲王村人。1919年,他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一師范讀書,積極投入“五四”運動。1925年1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習。1927年9月進入列寧格勒空軍航校學習航空機務工程。1933年1月,考入蘇聯空軍最高學府莫斯科茄科夫斯空軍學院工程系,攻讀飛機與發動機的設計和制造工程。經過五年的刻苦學習,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掌握航空技術的專業干部。1938年9月,王弼和常乾坤奉命回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擔任新疆新兵營航空訓練班主任兼航空理論教員,講授航空發動機和發動機原理,編寫和翻譯了部分航空理論教材。他編譯的《航空發動機原理》一書,成為后來東北航校的主要教材之一。1940年,王弼和常乾坤等化裝成國民黨軍官,輾轉撤離新疆回至延安。同年11月23日,他們向中央呈報建設空軍的計劃,提出“首先要培養大批空軍干部,還要有制造飛機的干部”。“單靠人家,沒有自力更生是辦不到的”。他們的意見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毛澤東、朱德接見了他們。毛澤東說:“熱心發展空軍事業意見很好,但要有決心和耐心。”1941年1月,王弼任中共中央軍委航空學校校長。

  同年秋,軍委航空學校并入抗大,王弼任抗大三分校訓練部工程科主任兼工程大隊長。1943年春,延安成立俄文學校,任秘書長。同年秋,任軍委作戰部空軍組長。翌年春兼任延安飛機場建筑工程處處長。經過艱苦努力,飛機場如期竣工,質量亦佳,受到駕機來延安的美國駕駛員的稱贊。1943年3月,王弼與楊光在延安結婚,毛澤東寫了“沒有什么困難,可以阻礙人們前進的,只要奮斗、加以堅持,困難就趕跑了。”的贈詞,表示祝賀。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弼組建張家口航空站,任站長,奉命赴東北建立航空基地,調查航空設施,收集航空器材。1946年3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成立。任航校政委。9月,改任第二政委。1947年冬,東北局為了加強航校工作,指定民主聯軍總部劉亞樓和吳概之等到航校兼任領導,又改任第一副政委,直到空軍建立。在航校期間,他愛才如命,團結、愛護、使用包括紅軍、八路軍、新四軍、抗日聯軍、國民黨的起義人員等方面有志于祖國空軍事業的人才,為學校造就了530名航空技術干部,成為空軍建設的骨干。他和許多同志一道,冒嚴寒,踏冰雪,風塵仆仆,晝夜奔波,腳跡遍及丹東、齊齊哈爾、佳木斯、北塞等地,搜集日本的破舊飛機和航材,組建自己的修理廠。到1948年,學校已有各種修好及待整修的日式飛機93架、發動機193臺,以及一批航空儀器、附件和設備,使學校訓練有了物質基礎。他尊重科學,重視教育,親自編寫《航空發動機學》,擔任授課教員,編輯和出版31種教材。當日式飛機逐漸老化,一時又無航空器材來源時,他又在哈爾濱組織滑翔機研究、制造,并取得試飛成功。

  1949年3月,中央軍委成立軍委航空局,王弼任局政治委員。8月,他和劉亞樓、張學香等赴莫斯科商談建立空軍事宜。11月,中國人民空軍正式成立,王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兼空軍工程部部長。1951年6月改任空軍副司令員。12月他主持了新建空軍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航校的組建工作。這年10月向蘇聯訂購航空器材,他主持了訂貨單的修訂工作,將訂貨單編成有中、俄文對照的貨單,抓緊進口必要的航空工業器材,及時滿足了抗美援朝的需要。1952年,為填補我國航空工業的空白,中央決定重工業部設立航空工業局。由重工業部部長李富春兼局長。王弼轉業到地方,任第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此后,航空工業與其他工業部多次合并,他歷任第一、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副局長,第三機械工業部教育局長和顧問(部長級)等職。并當選為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空學會常務理事。為建設我國的航空工業,他親自勘察航工業工廠廠址,制定規劃,參與設計、并領導了籌建全國高等航空學校的技工學校,培養了高級技術人員五萬余名,技術工人六萬余名。1964年,王弼因患肺癌作了手術治療。出院后,仍堅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打擊迫害,帶病到航空工業工廠蹲點。并于1976年3月,就發展中國的航空科研與工業研制高性能飛機等問題,給中央寫“建議書”。“四人幫”被粉碎,他欣喜若狂,表示:“我雖年老,但我愿盡我最大的努力,作一些我所能做的工作。”

  1977年8月31日,王弼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1986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革命家、航空技術專家、教育家”的紀念文章,稱王弼是“我黨不可多得的幾位航空工程技術老專家之一”,“同時是一位大公無私、不斷追求進步、變革,力求我國繁榮昌盛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蔣彝

  (1903-1977),是近代國際知名的畫家、詩人、作家和書法家,先后被選為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員、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

  蔣彝,原名仁全,字仲雅,又作重啞,筆名啞行者。原籍九江市,1955年加入美國籍。幼時隨父學畫,稍長,得江州名畫家孫墨千指點。青年時期,考入九江第三中學,在校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6年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

  1928年至1931年,蔣彝先后任皖贛兩省的蕪湖、當涂、九江三縣縣長。在任九江縣縣長期間,他懷著救國救民的壯志,實行改革。曾擬定整頓社會秩序,實行禁煙、禁賭、禁娼;改革賦稅,重新丈量土地等改革草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接到這份報告,認為是“異想天開”,不予采納,并給他取了一個外號“超時代的年青人”。當時,九江是對外通商口岸。美國德古石油公司違犯中國規定,私買土地,建設石油站。他按照規定,禁止建站。結果,被熊式輝勒令“自動”辭職,并宣布從此不準他在江西供職。

  蔣彝1933年去英國留學,欲“觀摩西方政治為將來之用”。初到倫敦,專心學習英語。1934年通過前香港輔政司洛克?哈特推薦,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教授。1935年,他開始用英文著書。同年11月出版的《中國畫》,旨在介紹中國畫的美學原則和技巧的構成,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介紹中國藝術著作之一。1938年10月出版《中國書法》,是欲給西方那些有意探究書法基本原理的人提供一個簡易的指南,故又名《八法南針》,先后被英、美、日等國一些大學列為講授中國書法的教科書,時至今日,已重印十余次。

  1937年,蔣彝出版《英國湖濱畫記》,一舉成名。以后,他作環球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八十多個國家,自稱“徐霞客第二”,先后出版了12本畫冊,合稱為《啞行者叢書》,持續在歐美銷售三、四十年。這些《畫冊》,以生動的筆觸,描述了倫敦、牛津、愛丁堡、都柏林、紐約、巴黎等地的歷史沿革、地理風貌、風俗人情、文化生活。在每本畫冊中,都有他自己畫的插圖、寫的詩歌,熔詩、書、畫、文、史、印于一爐,妙趣橫生。這許多獨具風格又富有哲學意味的文學和藝術的作品在倫敦一發表,就受到當時倫敦出版評論家的重視,引起了西方知識分子極大的興趣和高度評價,他的讀者,由英國擴大到美國而遍及到五大洲。許多西方讀者反映:“蔣彝用中國人的眼光,觀察西方的蕓蕓眾相和生活細節,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自己、反省自己”。但是也有些西方人帶著瞧不起中國人的成見,說中國人寫不出象《畫記》這樣在西方有影響的好書,斷言他是日本人。蔣彝感到這是對中華民族的極大侮辱,十分氣憤,利用講演、宴會等公開場合,鄭重宣布“我是中國人”。有時還穿起中國式的長袍馬褂,戴上瓜皮帽子,昂首挺胸在街上行走,以示自己是正宗的中國人。并在《日本畫記》中上野公園插圖上揮筆寫道:“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表達自己作為炎黃子孫而自豪。

  蔣彝是第一個通過繪畫向英國和世界介紹中國珍貴動物--大熊貓的畫家。1938年,中國政府送了兩頭熊貓運至英國倫敦博物園展覽。為了畫好熊貓,他朝夕生活在動物園達一個月,積累了豐富素材。他一生畫過一千多幅熊貓畫,每幅均寫上“熊貓為吾華特產”,以寄托對祖國的深情。他的熊貓畫,英倫三島婦孺皆知,被人們稱為“熊貓先生”。他在倫敦舉辦第一次個人畫展時,英國女王與王儲都參加了首展儀式。

  1939年9月,英國對德宣戰,蔣彝一度供職英國情報局,擔任翻譯。1940年以中國筆會代表身份出席國際筆會。這年9至10月,他在倫敦的寓樓遭到德國飛機投彈炸毀,全部書畫、衣物均焚燒一空。1945年,他由倫敦移居牛津,在一個工人家里租賃兩間房子著書作畫,過著極其儉樸的生活。德軍進攻英倫敦之日,亦是日軍侵略中國之時,他身居異域,心懷祖國,寫下了《東望祖國愴然有感》五首絕句,其中有云“一丸自古封函谷,三戶終能滅暴秦”,“一時浩氣塞天地,死有田橫五百人”。

  1955年,蔣彝應聘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語言教授。并申請加入美國國籍。1971年6月在哥倫比亞大學退休,被授予終身教授榮銜。1972年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學和澳大利亞塔培拉大學客座教授。1975年4月,蔣彝回到了闊別42年的祖國,與妻子、女兒團聚。在國內參觀瀏覽了大江南北的許多城市、鄉村和工廠,詳盡了解工農業方面的成就,深為解放后祖國出現的新面貌所感動。回到美國后,寫出《重訪祖國》和《啞行者訪華歸來話今昔》等文章,熱情歌頌了新中國的成就。

  1977年,蔣彝第二次回國訪問,準備寫一本《中國畫記》,修改補充一本已起草的《中國藝術史》。為了寫好這兩本書,在兩個月內,他走訪了十一個省、市,參觀了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宋陵、秦始皇陵、馬王堆和殷墟、大汝(汶口),仰韶文化遺址等藝術寶庫和古跡。由于年老體弱,加上勞累過度,不幸結腸癌復發,經醫治無效,于1977年10月26日在北京首都醫院逝世,終年75歲。10月26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追悼會。遵照他的遺言,將其骨灰葬于廬山腳下馬迥嶺公墓,以遂他平生“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宿愿。蔣彝的著作甚多,其中英文遺著有25種,中文詩集有《蔣重啞詩》、《重啞絕句》與《蔣彝詩集》。

  周明正

  (1920-1982),原名周英娥,彭澤縣龍城鎮人。幼年喪父,胞兄周力行早年參加革命,1933年,為抗日救亡,被捕入獄。明正隨寡母弱妹,寄居舅父高肇瑾家,挑水舂米,形同女傭。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力行從南京國民黨監獄獲釋回鄉,密勸她去延安抗日大學讀書。明正當時求學心切,且急于擺脫舅父的羈絆,欣然接受哥哥的勸說。于1938年2月從彭澤到達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偕同哥哥的未婚妻王珍蓮,跋山涉水,步行數千里,抵達延安。先后在陜北公學第十八隊、延安抗日大學區隊長訓練班和參謀訓練班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后,她歷任留守兵團司令部機要科科員、留守兵團政治部宣傳干事、中央黨校附設訓練班支部書記等職,被評為“工作、學習、勞動模范婦女”。

  1945年8月,周明正隨軍赴東北沈陽工作,擔任沈陽市大河區區委組織部部長。一年后,調黑龍江省任中共黑龍江縣委組織部長兼城關區委書記、財經委員會主任、婦女委員會主任。同年底,調任通和縣縣委組織部長,繁忙之余,勤奮讀書,練習寫作,她的處女作《歡歡喜喜》發表于當時的《人民日報》,得到讀者好評。

  1949年4月,周明正隨軍南下,6月到達南昌,江西省委組織部派她回原籍彭澤任縣長,這是我省有史以來第一個女縣長。當時,彭澤解放不久,國民黨殘部和土匪相互勾結,在四鄉搶劫騷擾,殘害人民,并襲擊政府機關,為害甚烈。周明正到職后,放手發動群眾,建立縣大隊武裝,率部深入匪患嚴重的地區,指揮進剿,生擒土匪頭子高儉、胡月英、彭壽,彭年等。對罪大惡極的匪首歐陽士道,予以正法,遂使匪患平息,四鄉安寧。1950年,調任中共都昌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都昌的土改工作。她嚴格執行黨的政策,穩、準、狠地斗爭地富分子,成績顯著,受到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土改工作團團長彭加倫的表揚,并總結其經驗在九江地區推廣。

  1952年,周明正調省委統戰部,任科長、處長,主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及華僑、宗教、民族等工作。1959年,擔任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對資改造辦公室第二副主任。繼又當選為第三、四屆省政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四人幫”的打擊和迫害。 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麻紡廠任黨委副書記。她不計較個人得失,努力工作。1975年,社會上曾刮起一股經濟主義妖風,她立場堅定,堅持原則,頂住了廠里這股歪風,為國家節約了近三萬元的開支。1982年周明正因患癌癥病逝于南昌醫院。臨終前,她將自己僅有的一千元存款,向黨交了最后一次黨費。

  莫雄

  (1891-1980),名仁,字志昂。廣東省英德縣人。早年加入同盟會,長期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曾被孫中山委為中央直屬第一旅旅長,粵軍東征前敵總指揮。1933年被蔣介石委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不久失業,來到南昌蔣介石行營,找到朋友楊永泰。楊當時任行營秘書長,勸莫出任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掌文武兩印。莫認為司令是打仗的,他行;專員是文官,他不行。楊說:“管他什么文武,我說你行就行。”幾天后,楊便將蔣介石簽署的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和德安縣長的委任狀交給莫雄,要他在南昌找幾個熟人幫忙,一同上任。 莫說:“在南昌,我沒有熟人,要到上海去找。”楊同意,送三千元旅費。莫雄信奉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蔣介石的“剿共”不滿,他知道此次蔣介石任用他,是要他做“剿共”的官。經再三考慮,他產生一個大膽的念頭:蔣介石“剿共”,我保共,利用蔣介石這個“剿共”司令部來反蔣。他在上海找到共產黨朋友嚴希純、劉啞佛、華克之等人,表示自己對蔣的“剿共”不滿,并將委任狀和組織表交給他們,并鄭重地說:“假如你們信得過我,請你們派共產黨員與我一同干,我當司令,你們當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蔣。”嚴希純等聽罷,將委任狀和兩份組織表帶回去。1934年3月,莫雄負責的江西省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部和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及德安縣政府的班子,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組成了。副司令胡毅、陳修爵,參謀長盧志英(又名盧濤),情報組長賈紹誼(又名賈作),專署主任秘書劉啞佛,文教科長阮退之,主任科員薛代旦,科員丘鏞、項與年,科長傅肖先,共90人,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莫雄帶領他的班子來到德安上任,司令部門口貼著大幅的“剿共”標語,站著雙崗,殺氣騰騰,可誰也想不到里面竟是共產黨人的天下。在司令部內秘密活動的共產黨組織在與當地紅軍取得聯系后,便及時提供“剿共”情報,隊伍未動身,紅軍即在望夫山下布置埋伏。當隊伍通過望夫山下時,紅軍伏兵四起,出奇制勝,除隊長莫雄的弟弟莫天東外,其余全部被殲。

  莫雄在德安還嚴懲了一些民憤極大的貪官污吏。大惡霸胡蘭錦任第二區區長時,貪污旱災救濟款和大米、面粉,老百姓向莫雄告狀,莫雄派“別動隊”將胡蘭錦抓回,先用鐵棍狠打一頓,然后撤職,關進班房。其他貪官污吏聞之喪膽,老百姓卻拍手稱快。

  為了迷惑蔣介石,莫雄也時常虛報些“剿共”成績,竟然等到蔣介石的“通報表揚”,“傳令嘉獎”,“考績第一”。1934年10月,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集五省主席和剿共高級軍官(軍長以上)的秘密會議,莫雄因“剿共”有功,被破格召去。這次會議決定調集一百五十萬軍隊,在指定的同一個時間,四面圍攻江西中央蘇區。會議結束,莫雄將會議上發的蓋有“嚴守秘密”字樣的文件,全部帶下山。回到德安馬土與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三人密商,并出示全部文件。劉啞佛三人感到問題嚴重,面面相覷。莫雄說:“你們把文件拿去,設法迅速通知蘇區,天大的事,由我負責。”項與年將絕密文件轉移到南昌,找幾個精干的地下黨員,將文件全部密寫抄錄,用兩種形式上報:一面馬上電告中央;一面派地下黨員將文件藏在鞋子里面,送往瑞金。1935年,蔣介石將莫雄調離德安。1949年,葉劍英率人民解放軍南下,臨行前,毛澤東對葉劍英說: “廣東有個莫雄,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無論他犯過什么錯誤,都要安排他工作。”劍英一到廣州便找莫雄。195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派梁明德(即項與年)親自到廣州,請莫雄去北京參加國慶典禮。李克農在家中接見莫雄,見面時熱烈擁抱著他說:“你是我們的老朋友,老同志,今天我們終于見面,太高興了!”

  建國后,莫雄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省參事室副主任。1980年2月12日在廣州病逝。享年89歲。

  張待牡

  (1913-1980),修水縣太陽升鄉平段村人。1952年,丈夫病逝,留下兩個兒子。她為了把兒子撫養成人,不顧當地“寡婦耘禾不結谷”的陳規陋習,積極響應人民政府號召,帶頭放足,走出家門,下田參加勞動,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犁田、挑糞等重活與男人一樣干,每年出勤均有三百余天。打柴、種菜、飼養牲畜,全是起早摸黑做。為集體養蠶,她冒雨采桑,熬夜護蠶,盡心盡責,使蠶繭屢獲豐收。她勤勞節儉,一家三口人,全憑她一雙手,得以溫飽,從來不要政府救濟,不向集體借支。甚至寧可以瓜菜代糧,每年也要節約二三百斤糧食賣給國家或周濟缺糧戶。其時,她雖然是一名普通社員,但時時處處都能自覺維護集體利益。莊稼收割后,她見田里散落不少谷穗極為心痛,便叫兩個兒子逐一拾起交給集體;見牲畜損害莊稼,便上前驅趕。她發現有的婦女鋤草搞“雪花蓋頂”,便當面批評并代人返工。她以模范行動,帶動全村婦女開展“參加生產勞動,勤儉持家,關心集體利益”的競賽活動,贏得廣大干部、群眾稱贊。

  1956年,待牡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為生產隊婦女隊長、大隊婦女委員。1957年,獲修水縣“勤儉持家模范”稱號,并被評為全縣“十面紅旗”之一。 1958年,中共修水縣委組織全縣婦女開展“千菊萬牡”活動,她與樊孝菊被樹為全縣婦女學習的榜樣,當年出席江西省勞模會,成為省婦聯命名的“全省巧姐妹英雄”成員之一。當時,浮夸成風,他所種的試驗田被定為高產示范田,有些干部竟將田里的出穗禾苗移到她的田里,謊稱畝產萬斤。待牡堅決反對說:“應實事求是,不應當弄虛作假,欺騙國家。”

  待牡在獲得榮譽后,仍堅持勤儉持家,熱愛集體,不失勞動人民本色。1960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出席全國婦女代表會,并被評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1980年,張待牡病逝,享年68歲。

  陳翊科

  (1930-1981),永修縣三角鄉山下村人。出身于貧農家庭,11歲就到地主家放牛。一次地主故意把帳寫錯,使他白白當了幾年長工,直到解放前夕,還“欠”地主250多擔谷的債務。

  解放后,陳翊科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運動。同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51年,陳翊科帶頭組織永修縣第一個季節性互助組(后轉為常年互助組),他任組長。同年修河漲水,在抗洪搶險中,他奮不顧身,躍入激流,堵住缺口,使大片的稻田免遭水淹。當年,互助組畝產稻谷360斤,他被評為永修縣特等勞動模范,并出席了江西省首屆英模代表大會。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他帶領互助組進行水稻一季改雙季、本地棉改種“岱字棉”(改良棉種)的試驗,均獲豐收,榮獲江西省特等互助組的稱號。

  1953年,陳翊科互助組聯合其他兩個互助組,辦起了江西省第一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他任社長。合作社當年水稻豐收,畝產500斤,試驗田的水稻畝產達600多斤,他被評為江西省農業特等勞動模范,在省第二屆英模代表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并出席了北京“全國勞模大會”。同年3月,陳翊科以勞模身份參加“中國青年代表團”,出席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保衛青年權利大會,并在莫斯科參加了斯大林的葬禮。會后,順道訪問了羅馬尼亞和波蘭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1954年和1955年,修河洪水泛濫,圩堤決口,陳翊科率領群眾開展生產自救。第一年合作社基本做到自給,第二年就賣給國家糧食八萬多斤。1955年,陳翊科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為建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他任社長。1956年他以  的身份,參加中央組織的“訪朝代表團”。

  陳翊科還先后被選為永修縣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共永修縣委委員,并擔任淳湖公社黨委副書記、副主任等職。是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1年2月,陳翊科因患癌癥病逝。

  陸寶鳳

  (1901-1981),祖籍湖北黃梅,寄籍九江市,畢生從事中醫骨傷科臨床工作。

  陸寶鳳自幼讀私塾,并隨父陸登珍學習正骨推拿按摩等技術。稍長,拜當地名醫王岐山學習中醫內科,精研岐黃之術,旁及兒科、婦科、外科等,尤留心于疑難病癥的辨認與醫療。隨后又拜傷科老中醫曹茂能為師,學習五年,造詣頗深。1920年開始行醫,醫術高妙,藥到病除,本市周圍地區以及沿江鄰縣黃梅、廣濟、宿松等地,慕名前來求診者絡繹不絕,譽滿鄉里。1930年在九江市“健康”藥號,坐堂行醫。解放后任“新新聯合診所”骨傷科醫師,頗有名氣。1952年加入九江市中醫學會并為該會發起人之一。70年代末,被列為江西省名老中醫。為繼承祖國醫學事業,他帶三個兒子學醫,言傳身教,要求嚴謹,現均在九江市醫療單位從事骨傷科臨床工作,都被選為全國傳統醫學手法研究會會員。

  陸寶鳳以治療骨傷的臨床經驗豐富而聞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頭部外傷腦震蕩急診用藥有獨到之處。他使用自制的“回蘇丹”,能促使昏迷的病人清醒,清醒之后用藥調整升降,后遺癥亦隨之減少和消失。其次,對開放性骨折合并感染的處理,使用“苦參湯”外洗,生肌散皺貼治療,能使創面新鮮,愈合較快。再次是對小兒頭顱凹陷骨折,使用拽骨散、續骨散外貼,能達到陷者復起愈合的功效,以上三方均被選載入《杏林醫選》。

  劉士毅

  (1886-1982),字振民,號任夫,都昌縣汪墩鄉排門劉村人。童年性格倔強。聰穎過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保定速成軍官學校炮兵科,一年結業,分配到江西新軍混成協五十三標,擔任排長,被標統馬毓寶譽為“排長楷模”,不久,提升連長。1911年10月23日,九江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53標擴充為2個旅、1個警衛團,任獨立旅參謀長。1912年春,任撫州知府兼臨川縣知事。未及一載,因截留田賦收入,私自撥給劉世鈞作軍餉,被查獲撤職,攜眷寓居南昌。其時,劉世鈞部已擴編為第二師進駐九江,請他擔任師部主任參謀。

  1913年,劉士毅參加湖口起義,任江西陸軍第二師參謀長,失敗后逃亡日本,入孫中山創辦的政法學校研究政治經濟。袁世凱倒臺后回國,任北洋政府陸軍諮議官。1916年,經北洋政府選派,以官費留學生資格,赴日本學習軍事,先后在日本炮工學校、千葉射擊實施學校、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深造,于1922年學成回國,任贛西鎮守使方本仁部參謀長,屢次獻策,未被接納,遂于1924年趁贛軍第二旅旅長賴世璜用人之際,投入賴部,任參謀長。賴因北伐時戰敗,投靠陳炯明,受到北伐軍討伐,退守潮州、汕頭,無所作為,危難之際,見他來投,言聽計從,推崇備至,后采納他舍潮汕而進漳州,割地自守,廣開兵源,自籌糧餉的計謀,控制了漳州、汀州一帶的二十余縣,形成一個既不聽命于廣州又不受制于北洋的獨立王國。1924年,閩軍臧志平以收復失地為名,進攻漳州。陳炯明亦率軍云集潮州,由西向東壓來。為保存實力,劉士毅獻策:宜趁方本仁受江西督辦蔡成勛欺壓之機,與方聯兵逐蔡。賴點頭同意,遂奉命前往江西說項,使賴部得以進駐贛南石城諸邑。十二月,率部北上逐蔡。1925年5月攻入南昌,北洋政府任命方本仁為江西督辦,方遂將賴世璜的第二旅改編為第四師,賴任師長,劉任參謀長。

  1926年,蔣介石采納譚延闿建議,動員賴世璜、劉士毅起義,為蔣攻打江西作內應,他和賴立即請求收編,蔣隨即下令將賴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十四軍,賴任軍長,劉任軍參謀長,另派熊式輝為黨代表。他輔佐賴世璜,從雩都出發,先后攻克贛州、吉安、撫州,長驅直入,攻進南昌,爾后,東入閩西、閩北,屢立戰功。閩浙平定后,十四軍歸東路軍白崇禧調遣。不久因熊式輝挑撥,賴世璜被白崇禧殺害,第十四軍為桂系所控制,劉士毅被調到南京,任軍事委員會教育處處長。后來,白崇禧為安定軍心,任命劉士毅擔任十四軍軍長。1927年,蔣介石下野,白崇禧接替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劉擔任中央軍校的教育長。

  1928年,蔣介石重新兼任中央軍校校長,劉士毅被免去教育長職務,改任獨立第七師師長,駐兵贛南,積極推行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瘋狂鎮壓革命,殺害曾延生夫婦、汪群夫婦、宛希儼、伍若蘭等著名共產黨員。同年九月,毛澤東率紅軍回井岡山,經遂川(一說崇義新地圩),劉部阻擊,被紅軍殲滅三個營,擊潰兩個營。 1929年紅四軍從閩西回師贛南,劉率部尾隨,與紅軍戰于大柏地,劉部肖致平團八百余人全部被殲,使劉部大傷元氣。蔣介石將劉士毅的獨立第七師改編為第十五旅,調防上海的松江,劃歸熊式輝的第五師管轄,令劉為該師副師長兼第十五旅旅長。1930年,國民黨元老居正親自到松江,策動劉士毅率部倒蔣,劉接受了居正的謀劃,并秘密進行準備,不料被熊獲悉,派重兵將劉部包圍繳械,劉得營長張勛一死力相保,殺出重圍,化裝潛逃到上海租界,搭輪逃亡日本。

  1932年,劉士毅回國,到達九江,被白崇禧派人迎往廣西南寧,任南寧軍事學校副校長兼教育長。劉到校后出謀劃策,悉心辦學,為廣西培養了大批軍政骨干,根據廣西當時“緊縮財政,裁減軍隊”的具體情況,提出“寓兵于農,寓募于征,寓將于學”的“三寓”政策,被桂系視為珍品而推行全省,他亦成為桂系智囊集團之骨干。七七蘆溝橋事變后,劉士毅調任第三十一軍軍長,奉命率部北上,駐守蘇北海州。這時,日軍已攻陷南京,急欲打通津浦路,進逼武漢。為阻擊日軍,又從海州進駐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帶,作縱深配備,據險防守。日軍以三個師團的兵力沿津浦鐵路正面直趨蚌埠,進逼第三十一軍的明光。劉士毅指揮部隊奮勇堵擊,血戰一月,雙方打成平手,大出日軍指揮官意料之外。后來敵軍強攻,他采用避實就虛、以退為進的戰術,于1938年1月18日將部隊連夜從明光西撤,迂回于淮河兩岸,待日軍撲入明光城后,他即率部突然在敵軍的左側出現,向東出擊,將敵軍截成數段,進而圍殲孤立之敵,為臺兒莊大捷立下首功。臺兒莊戰役后,劉士毅任軍訓部政務次長。1946年,國防部成立,調任國防部次長。1947年當選都昌縣“國大”代表。1949年3月,就任總統府參軍長,為李宗仁的首席幕僚。同年12月,率總統府人員赴臺北。1952年調任“國防部”戰略計劃委員會上將主任委員。1959年退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82年病故,終年96歲。 著有《任夫五稔言選》、《日本軍隊教育概況》、《中國軍事教育概況》。

  蔡樞衡

  (1904-1983),又名自鐘,永修縣周坊蔡村人。中國當代法學家。

  1927年,蔡樞衡在南昌省立第二中學畢業。翌年自費東渡日本,先后在東亞預備學校、明治大學專門法律科學習,不久獲公費生待遇。1930年考入東京中興大學法學部,畢業后,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研究院學習。1935年回國,受聘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律系。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蔡樞衡隨校南遷,任“西南聯大”法學院法律系教授兼律師。他因不滿國民黨黑暗統治,同情革命,曾為受迫害的中共地下黨員孟獻功撰寫訴訟文,并以律師身份依法為其辯護。抗戰勝利后,他隨校遷回北京,代理學校法學系主任。

  1948年夏,蔡樞衡返故里葬母,適逢江西南昌國立中正大學創辦法律系,校方挽留他在贛任中正大學法律系主任。解放前夕,中正大學校長林一民潛逃,學校教職員工自發組織“校務委員會”,推他為主任委員,維持校務,避免了學校遭受國民黨破壞。

  建國后,蔡樞衡返回北京大學任教,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1952年,北大法律系取消,蔡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專門委員,兼中央法制委員會刑事法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法律室顧問等職。并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法學研究室研究員,加入 “九三學社”為社員。

  蔡樞衡治學嚴謹,精于法律,畢生致力于刑法的教學和研究,著有《刑法學》、《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法律之批判》、 《中國法理自覺的發展》、《中國刑法史》等。

  1983年2月18日,蔡樞衡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有傳。

  胡華先

  (1908-1984),瑞昌縣武蛟鄉大橋下村人。青少年時靠當傭工度日,以后一直在家務農。

  解放后,胡華先積極參加土改反霸斗爭,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土改結束,他帶頭邀集村中八戶翻身農民,組織碼頭第一個農業互助組--胡華先互助組。1953年冬,他又帶頭組建全縣第一個初級社--大橋農業生產合作社,擔任社長。1955年冬,成立大橋高級農業社時,他當選為管委會主任。人民公社建立后,他長期擔任大橋大隊黨支部書記兼大隊長。

  1951年至1953年,胡華先先后被評為全縣乙等、甲等、特等勞動模范,1953年出席江西省第二屆英模大會,被評為省勞動模范。高級社時,他帶領社員開荒1220畝,使耕地面積增加三分之一。1954年,在丘陵紅壤崗上,試驗種植改良棉,使畝產皮棉由原來的40斤提高到84斤。1957年,他首次出席全國勞模大會,榮獲全國植棉模范稱號,受到中共中央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接見。此后,為改造紅壤土,他年復一年大量往棉地里加蓋湖草湖泥,以提高地力。并將棉花前作小麥由等行點播改為寬窄行條播,創造麥林“四邊”(邊鋤草、邊追肥、邊間苗、邊防蟲)和麥熟后“六搶”(搶割麥、搶鋤草、搶定苗、搶追肥、搶防蟲、搶犁麥兜)的管理經驗,解決了長期棉麥爭時間、爭勞力、爭陽光、爭肥料的矛盾,保證棉麥兩熟,穩產高產。

  1963年秋,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專程赴大橋視察,肯定胡華先的成績和經驗。1964年《解放日報》、《江西日報》、《九江日報》先后在第一版以“鐵肩膀大橋”為題,介紹他的經驗。同年,胡華先出席華東局勞模大會,并第二次進京受獎。

  1965年,大橋大隊被評為全國51個農業紅旗單位之一,并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展出大橋人改造紅壤土,奪取棉麥兩作高產的事跡。那年,全國婦聯主任康克清到大橋視察;英國一位農業專家到大橋參觀;江西省新聞單位將大橋棉花生產情況搬上銀幕。胡華先第三次出席全國勞模大會。1966年10月,他作為特邀代表,第四次進京,參加國慶觀禮,榮幸地和周恩來總理同桌就餐。

  胡華先曾先后當選為瑞昌縣一、二、三屆黨代表,瑞昌縣一至七屆人大代表,江西省一至三屆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兼任大橋公社黨委副書記,被選為中共大橋區委委員,瑞昌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地革命委員會委員。1976年9月,毛澤東主席逝世,胡華先作為瑞昌縣人民的代表赴京向毛主席的遺體告別,瞻仰遺容。1984年11月26日胡華先因病逝世,享年76歲。

  陳禮江

  (1896-1984),號逸民,九江市人。早年入九江南偉烈大學,后留學美國,入普爾度大學、芝加哥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獲碩士學位。1924年回國任武昌師范大學教哲系教授。1927年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他發表了《論地方教育》、《論民眾教育》、《論師范教育》、《論社會教育》等多篇論文,闡明各類教育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以求社會各界對教育事業的關注和支持。他為解決教育經費獨立問題,請準從鹽稅項中每月撥支教育經費,使全省大中小學教師及其他教育工作人員工資得以按月發放;他積極推廣小學四?二制,中學三三制,將公立中學改為省立,還創辦省立鄉村范師五所,培養大批合格的鄉村小學教師;在教育廳內增設編審處,延聘名家,編譯一批新教材;還附設智力測量所,實行全省數千名中小學生智力測驗,選拔優秀,予以獎勵。為籌辦江西大學,聘請吳有訓、胡先骕等專家組成籌備委員會。當時社會人士稱贊他:“辦學有方,治學有術。”

  1930年,陳禮江任廣東中山大學教授,翻譯斯特爾的《普通教學法》(商務印書館出版)。1932年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務長兼教授,創設成人學習心理研究所,著有《民眾教育》、《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書,并譯有《成人學習興趣》,均先后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該院還為他編輯出版《陳禮江民眾教育論文集》。  1936年,陳禮江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兼參事,大力推行電化教育和掃盲工作。請準在部里和各省設立社會教育督導員,創辦督導員訓練班,加強對社會教育的檢查督促工作;主持、頒布大學和中小學兼辦社會教育規程,促使多方出力,興辦社會教育;還主編《教育通訊》,報導、交流、研討全國各地抗戰時期教育工作的情況、經驗和問題。

  1940年,創立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陳禮江首任院長。為適應時代的需要,力求教育事業的發展,設立教育行政系、社會教育行政系、圖書博物館系、新聞學系、電話教育系科、社會藝術教育系科、國語專修科等;延攬名師許德珩、俞頌華、汪長炳、許杰等從事教學工作,并設立研究部、社會教育實驗區、國民教育實驗區、實驗社會教育工作站、教育電影編輯委員會以及推廣委員會,把教學與研究、實踐結合起來,使這所學院成為當時國內唯一完備的成人教育的最高學府,為社會培養大批社會教育專業人才。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曾密令教育學院遷臺,陳禮江拒不接受,完整地把這所學校保存下來,交予人民手中。解放后,由于“左”傾思想影響,陳禮江蒙受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本著愛國愛民之心,在家鄉從事英語教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的問題得到徹底平反,當選為九江市政協委員。1984年,他因病逝世,享年89歲。九江市黨政機關為其舉行追悼會,國家領導人許德珩發來唁電。

  朱勇

  (1964-1985),九江市廬山區十里鄉人。祖父是新四軍戰士,在戰爭中犧牲;父親是解放軍戰士,負過傷,立過功。他從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在中學讀書時,先后擔任班長、共青團支部書記、學生會主席。1981年高中畢業,考入南昌陸軍學校,曾三次受獎,兩次被評為先進學員,在同年級的學員中,第一批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7月畢業,主動要求上前線,在給中共九江市委的決心書中表示:“我是紅軍的后繼者,人民軍隊的好傳統注進了我的血液,上甘嶺的精神鑄成了我的靈魂。為了祖國和人民,我寧愿將熱血灑在南疆。”

  1984年8月11日,朱勇隨軍奔赴祖國的南疆,被分配在距離敵人較遠的高地擔任見習排長,多次要求到前沿陣地參加戰斗,上級讓他帶著三班戰士和一門火炮到前沿高地偵察敵情。12月13日上午,他在前線陣地游動觀察中,發現敵軍在某高地懸崖上有兩個洞,左側洞內是敵人的炮兵觀察所,右側是敵人的屯兵洞,象兩只“眼睛”,監視著我軍的行動。他采取“先用后方炮火壓制敵人火力,再用火炮抵近射擊敵目標”的戰術,在選定炮位后,和兩名戰士扛著火炮,趁敵陣地硝煙彌漫之際,沖到預定地點,發射四發炮彈,摧毀了敵炮觀察所。兩天后,采用“黑夜潛入敵人陣地,次日凌晨突然打洞”的方法,摧毀敵屯兵洞。12月20日,他發現敵人有兩門六O炮,經常出來向我軍陣地射擊一陣,又縮回洞去,使我軍處于被動地位。他仔細勘察了地形,采取“火炮潛伏,待機殲敵”的戰術,肩扛火崐炮,帶著一名副手,隱藏在某高地一塊石壁后面,等待時機。四小時后,只見四名敵人,抬著兩門六O炮出洞準備射擊,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以肩炮瞄準敵人放炮,炸得敵軍人飛炮毀。步兵戰友把他抱住高呼:“神炮!神炮!”上級給他記了二等功,并準備將他送往北京進修。他得知后,懇請營領導將他留下來。

  1985年1月15日凌晨,我老山前線防御陣地遭到敵人炮火的猛烈襲擊。朱勇冒著敵人的炮火,同一名副射手到陣地觀察,發現敵人一個火力點,立即用火炮摧毀了。這時,朱勇的腰部、腿部被敵人回擊的炮火炸傷,他的副手的腿部也負了傷。他急忙和另一名戰士把副手扶進掩蔽所,然后包扎好自己的傷口,強忍著疼痛,端起輕機槍,沖上陣地,把敵人的火力吸引過來,掩護我增援部隊前進,取得了戰斗的勝利,而朱勇卻不幸犧牲,時年僅二十一歲,部隊給他追記一等功,并號召前線官兵向他學習。在歷次戰斗中,他共殲敵19名,摧毀敵火力點8個;擊毀敵六O迫擊炮2門,八二無座力炮1門,觀察所1個、屯兵洞2個(一說1個)、高射機槍2挺,輕、重機槍各1挺;先后榮立二等功、一等功各1次。部隊首長稱他是“當代王成式的英雄”。昆明軍區授予他“智勇雙全炮兵排長”的光榮稱號。

  張維新

  (1925-1985),又名其德,修水縣上杭鄉郊陽村人,戰斗功臣。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8歲放牛,后讀兩年私塾,即隨父耕種。21歲時,被國民黨政府抓去當兵。1948年在淮海戰役中被俘,自愿投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編入第三野戰軍二十七軍二四二營五連任班長。在解放戰爭中,參加過渡江、解放上海和海南島等重大戰役。

  1950年10月,維新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因負傷回國療養,1952年傷愈重返朝鮮戰場。在第五次戰役中,因照顧傷員,與部隊失去聯系,途中與一股敵人相遇,他臨危不懼,機智應變,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他利用障礙物與敵人巧妙周旋,擊斃敵軍30余名,打傷數名,活捉2名。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授予他“獨膽英雄”稱號,立特等功1次。在7年的戰斗中,他先后負傷3次,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榮獲軍功獎章,一級軍功勛章、《獨膽英雄》證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授予他一等功臣稱號。1954年11月,維新轉業回鄉,初任鄉政府文書,繼任縣油脂公司會計。后因文化水平低,主動辭職,回村參加農業生產。歷任生產隊長、民兵連長、大隊黨支部委員。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他帶頭入社;在辦民兵師、興修水利中,他大顯身手,吃苦肯干;在科學種田中,他勇于實踐,屢創高產,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1985年病逝。

  楊作材

  (1912-1989),我國著名的建筑工程專家。字克穆。湖口縣東莊鄉團墩村人。出生于營造世家,父親述聰在九江開設楊榮猷營造廠,大哥克剛、二哥克毅均在大學建筑專科任教。在父兄的影響下,作材從小就熱愛建筑,早年曾到日本考察建筑工程。

  1932年,作材進入武漢大學法律系,潛心研讀馬列經典著作,在同學中組織馬列主義研究小組,并根據日文版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傳播革命真理。1935年,聲援北平“一二?九”愛國運動,投入抗日救國的革命洪流。1936年5月,他被推選為武漢大學學生代表,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救國聯合會”及“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同年,在武漢大學畢業,到上海任教,參加“上海國難教育社”,從事上海閘北區的工人運動。

  1937年“七七事變”后,作材重返武漢,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系,持董必武介紹信,于1938年春徒步到達延安,進延安抗日大學學習。畢業后,先后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科科員,延安自然科學院總務處處長、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在擔任延安自然科學院總務處長期間,他負責建筑工作。當時,器材、資料、材料十分短缺,他知難而進,精心設計,深入現場,具體指導施工,營建了安塞李家塔大禮堂、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和中央辦公廳大樓、棗園禮堂、王家坪小禮堂等,其中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是由他親自勘測、設計、直接組織施工的,為大石塊(拱)結構,無主柱,就地取材,并使用舊料建筑而成,竟能容納上千人。雖經歷了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但整個結構,至今安然無恙。現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對外開放。中央辦公廳大樓,系木石結構,總體布局呈飛機形,人稱“飛機樓”,至今保存完好,亦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保護單位。

  解放戰爭時期,作材歷任冀察熱遼軍區政治部秘書處處長,冀察遼分局秘書,熱中地區敵工部部長,熱河省交通局局長,東北林務總局局長等職。在他主持林業工作時,提出了“育林、間伐、靠山制材”的方針,保證了支援前線和后來抗美援朝所需的大量木材,也保護了東北地區林業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材曾任重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冶金部設計司司長,國家建委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又是第四、第五兩屆全國政協委員。這期間,他主要從事基本建設的領導工作,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注重國情,講求實效,在指導當時設計施工、改善城市環境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楊作材于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人民日報》在同年12月2日發布消息時,稱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著名的建筑工程專家”。

  許德珩

  (附夫人勞君展)

  (1890-1990),字楚生,九江市人。 當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學者。 夫人勞君展(1900-1976),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毛澤東發起組織的新民學會。1919年赴法留學,1924年畢業于法國里昂大學,獲碩士學位,繼入巴黎大學,師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教授,國立西南女子師范學院院長。九三學社中央常委。

  許德珩,宣統元年(1909年),考入九江中學堂(前身為濂溪書院),在校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九江光復,更名許礎,投筆從戎,參加憲兵隊。后在李烈鈞部秘書處當秘書。1913年,李烈鈞在湖口發動“二次革命”,隨李部參加討袁之役。1915年初,考入北京大學,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后為當時全國學生統一組織“學生救國會”創辦的《國民雜志》負責人之一。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他是著名的學生領袖,受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委托,起草《五四宣言》,并組織集會和游行示威,于當天下午被捕,關進監獄,他極為憤怒,口占一首言志詩:“為雪心頭恨,今夜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怕死,愛國亦千秋。”“五四”之后,他與黃日葵到上海籌備全國學聯,拜會了孫中山先生,向其報告將在上海成立全國學聯。學聯成立后,他擔任全國學聯日刊編委會主任委員。

  1920年,許德珩為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儉學,入巴黎大學文學院社會系,用了半年多時間翻釋《社會學方法論》,由蔡元培審定并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被收入《萬有文庫叢書》。1925年在蔡元培的撮合下,與勞君展在巴黎中國飯店結婚。蔡元培贈十六字紅緞題詞:“愛結同心,互助互勵。學術事業,勤奮無己。”

  1927年春,許德珩回國,來到當時革命中心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教授,黃埔軍校第五期政治教官,講授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史。繼而到武漢,擔任武漢中央政治學校政治教官,武漢第四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代主任。是年7月20日,勞君展由法國抵武漢。九月許德珩夫婦離開武漢,到達上海,德珩從事社會主義理論翻譯工作,先后翻譯了馬克思的《哲學之貧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社會學》和《共產主義之路與工農聯合》,拉法格的《家庭進化論》等書。后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君展擔任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數學系教授。他們用譯書和教書的收入九千余元創辦一所社會科學院,他因宣傳馬列主義,被暨南大學解除職務。1931年,德珩應北京大學和北平師范大學之聘,赴北平任教。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抗議蔣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于1932年12月13日凌晨,遭到南京國民黨政府北平軍政當局的秘密逮捕,關進北平憲兵三團監獄,君展當即打電報向蔡元培報告,蔡即聯合宋慶齡、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的名義將他營救出獄。1933年1月30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許德珩被選為執行委員。1935年,許德珩與共產黨真誠合作,同楊秀峰等組織和領導“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等革命組織,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的賣國投降活動。12月9日,他與君展冒著零下20℃的嚴寒,參加了“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示威游行。12月19日,又與馬敘倫等進步教授,以華北文化勞動者的名義,為北京學生運動發表宣言,呼吁“擁護北平學生英勇的救亡運動,并使它擴大到勞動民眾和曾經在喜峰口抗日的兵士中去,以形成全國革命的民族斗爭”。為此他被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解聘。抗日戰爭期間,許德珩回江西任江西抗敵后援會主任委員。同時,擔任國民黨參政會參議員。他利用這一合法講壇,抨擊國民黨政權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最先簽名支持陳嘉庚“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電報提案”,打擊了汪精衛大肆鼓吹“和平”的濫調。1944年底,他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又名“民主科學社”),主張“團結民主,抗戰到底”,繼承“五四”民主與科學的傳統,為實現人民民主與發展科學而奮斗。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至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在紅宕咀八路軍辦事處接見許德珩夫婦。他們向毛主席匯報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情況。毛主席鼓勵他們把座談會辦成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后來這個座談會發展為中國的一個民主黨派,定名為“九三學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舉行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九三學社成立宣言和基本主張,許德珩被選為九三學社理事長。解放戰爭時期,許德珩是北京大學著名的民主教授。勞君展就任重慶女子師范學院院長。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他以“國民大會”代表的名義,接受《大公報》記者徐盈、彭子岡夫婦的訪問,公開聲明“此次國大斷然召開,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個人責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協商一致參加,我個人不擬赴京。”1947年2月北京反動當局以清查戶口為名,逮捕各界人士二千余人。他與朱自清等十三位教授聯名發表保障人權宣言。當時人們稱之為“一個新人權運動的開始”。五月,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了“反饑鋨,反內戰”的口號,決定從19日起,罷課三天。定“六?二”為反內戰日,通電全國,號召各界罷工、罷市、罷課,并舉行全國性的大示威、大游行。這時,他應邀參加國民參政會,起草了一項“堅決反對一黨召開國民大會,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的提案,有二千多名參議員在這個提案上簽了名。又一次利用國民參政會這個合法講壇,支持和配合了“反饑餓、反內戰”的“五?二O”示威游行運動。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布八條和平條件。1月26日,許德珩代表“九三學社”發表書面意見,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新中國成立前夕,許德珩作為九三學社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籌建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后,許德珩先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水產部長。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常務委員,第四、五屆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第一屆至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他負責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工作期間,為我國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以及制定若干法律法規作出了貢獻。在擔任水產部長的十年期間,他不顧古稀高齡,到各地視察工作,南起海南島,北至鏡泊湖,東至舟山群島,西至寧夏、青海的漁業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79年春,許德珩已有89歲,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經中央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數十年的心愿。1986年初,許德珩鑒于年事已高,分別向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提出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的請求,在獲得同意后,只擔任九三學社名譽主席。晚年,撰寫了一批回憶錄。主要有:《孫中山先生對五四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收錄于中華書局出版的《五四回憶錄》)、《為了民主與科學》(自傳文稿),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89年10月9日,許德珩即將進入百歲生日之際,李鵬、萬里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前往祝賀。1990年2月8日,許德珩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2月24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一千多人前往解放軍后勤部禮堂,向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許德珩的遺體告別,緬懷他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許德珩喜愛詩詞,精于書法,眷戀故土,熱愛家鄉,有求墨者,欣然允諾。他為《九江文史資料》、《九江史話》、《陶淵明研究》、《匡廬詩詞》等書刊題名,為九江第一中學、潯深樂園、九江封缸酒廠、九江赤湖飯店等單位書寫校標、廠(店)標。興之所至,還于1979年10月為九江煙水亭題詞,題為《題九江煙水亭(調寄畫堂春)》。

  江善講

  (1922-1992),原籍安徽省無為縣。1929年春隨父母逃荒來彭澤,定居棉船鄉江心村。11歲起幫人放牛,打長工,在舊社會受盡了苦難。解放后,他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1949年10月,他帶領全家九人,一齊參加復堤堵口,起早摸黑,每人每日挑土三、四方,超過他人一倍。1950年11月,他被評為彭澤縣、九江專區、中南行政區農業水利勞動模范,并赴京參加全國勞模會,榮獲政務院授予的全國農業水利勞動模范光榮稱號,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1951年,他積極投身于土地改革運動,同年3月率先組織本村20余戶農民,成立常年互助組。1952年,將家里土改中所分的15畝地,全部種改良棉,當年獲得畝產皮棉63斤的好收成,一時轟動全縣,為彭澤大面積推廣改良棉做出表率。1953年3月28日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4年春,他在常年互助組的基礎上,吸收附近自愿參加的農民,辦起了江心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被選為社長。1955年冬,他又倡導當時鱗字號5個初級社聯合起來,成立江心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被推選為社長。1956年他所領導的江心高級社植棉4138畝,當年收皮棉3674.54擔,單產80.8斤,名列全省高級社之首。當年冬,他組織全社200多名勞力,將600多畝沙州改為棉地。1957年春,他又領導群眾,修筑圩堤,建通長江水閘,改善棉地灌溉。當年,全社植棉4828畝,畝產皮棉107.3斤,首創江西大面積單產超百斤的奇跡。先后被省政府、國務院授予省、全國植棉勞動模范,并榮獲農業部頒發的“愛國豐產獎章”。

  1958年,彭澤縣第一個人民公社――江北人民公社建立,江善講任社長兼江心大隊黨支部書記。1959年9月,應邀參加國慶十周年慶典,又一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接見。1960年秋,江西省省長邵式平至江北公社視察,將江北公社改名為棉船公社。并指示他從社長的崗位上回江心大隊任黨總支書記,領導生產,專心探索棉花高產途徑,為全省發展棉花生產引路。11月,他即回到大隊任職,此后便潛心摸索棉花高產穩產經驗。1963年他與技術員、老農“三結合”,種植一畝試驗地,畝產籽棉1057.7斤,名揚大江南北。同時組織群眾大搞棉花科學試驗,成立科研小組,以三田(小面積對比試驗田、高產示范田、良種繁育留種田)為基地,以農業八字憲法為指針,使棉花產量逐年提高。1961年全大隊皮棉畝產152斤,1962年上升到165斤。他還積極培育棉種,經過6年的觀察,從“岱字15號”棉中,培育出一種棉桃大、纖維長、衣分高的“江心大桃棉”和“短果枝五瓣棉”,畝產籽棉700斤以上,并在全省引種。1962年,他被江西省科學技術協會授予特約研究員。

  1963年江心大隊榮獲華東區植棉先進單位和全國農業戰線紅旗單位的光榮稱號。2月,江善講赴上海參加華東區先進集體代表會議,在會上作了“多種愛國棉、多賣愛國棉”的書面發言,  提出“站在家門口,望到天安門”的口號,表達了新一代農民的愛國奉獻精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出他的發言稿,新華社記者袁木為此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站在家門口,望到天安門”的通訊報導。文化大革命中,江善講受到沖擊,被罷掉職務。1970年黨和人民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其名譽和職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再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榮獲國務院頒發的全國勞動模范金質獎章和榮譽證書,他繼續領導群眾創新,走主攻單產,提高總產的路子。1982年全大隊植棉5920畝,畝產皮棉達216斤,首次突破“雙百”大關。

  江善講先后當選為第三、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第三、五、六屆人大代表和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江西省農學會副會長、彭澤縣革委會副主任、彭澤縣人大常委副主任、棉船鄉黨委副書記等職。196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文章撰寫的《江善講》一書,介紹他居功不驕,清正廉明,一心撲在發展棉花生產上的事跡。

  1992年3月2日江善講因患腦溢血醫治無效逝世,享年70歲。

  第二章     名  錄

  周 訪 

  字士達,東晉潯陽人。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領兵鎮守潯陽、鄂陵。后隨元帝征戰、歷任潯陽太守、豫章太守、龍驤將軍。其時梁州賊帥杜曾等,引兵向江陵,經造沔口,大為寇害,元帝命訪出擊。他率軍八千,進至范(沌)陽。遣李恒督左翼,許朝督右翼,自領中軍,高張旗鼓。杜曾畏訪,先攻左右翼,兩翼皆敗。他選精兵八百,安坐中軍飲酒,命令諸軍聽到鼓聲進攻。敵軍走近三十步,他即親自鳴鼓,壯士一齊上前殺敵,敵軍大敗,遂定漢沔。他以功升梁州刺史,屯兵襄陽,務農訓卒,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卒時年六十一歲。謚曰壯。

  陶淡

  東晉太尉侃之孫,潯陽(今九江縣)人,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谷,不聚妻。家累個全,債客百數,終日端棋,不曾營問。他好讀《易》,善卜筮,予長夕臨潭山中結廬而居,養一白鹿以自遣。親故有來訪者,他就移澗渡水,使人不得接近。以舉薦秀才,他卻轉逃羅縣(今汨羅)埠山中,終身不返。

  翟法賜

  晉宋間隱士,柴桑(今九江縣)人,他的曾祖父湯,祖莊,父矯,皆隱居不仕。法賜在廬山搭石屋居住。父母死后,便不下山,吃草木果實,穿獸皮草衣,不愿與親友見面。江州衙門舉薦他為著作佑郎,員外敬騎侍郎,他都不接受。家人尋找到石室,他便往山深處躲藏,避而不見。后老死予巖石間。

  周景武  

  南朝潯陽人。著《廬山記》。《水經注》及《藝文類聚》等書,多引其說。

  張須無 

  南朝潯陽人。江州別駕。著有《九江圖》、《子僧鑒》,并撰《潯陽記》二卷。

  張 瑩 

  南朝潯陽人,為州從事。著有《后漢南記》四十卷、《史記傳》九卷。

  陶 峴 

  潯陽柴桑(今九江市郊)人。淵明之裔孫。唐開元中(713-740),移居昆山,家中富有田業。他生活放蕩不拘,遍游江湖,浪跡天涯,往往數歲不歸。他與孟彥深、孟云卿、焦遂等游覽,嘗置三舟:一舟自載,一供賓客,一置飲饌,還有女樂一部,奏清商之曲,逢林泉,則窮其景物,吳越之士謂之水仙。其《西塞山下回舟》詩:“匡廬舊業誰是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發數莖歸來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偏舟何所詣,酒旌歌扇正相迎”(《全唐詩》卷一二四)。陶峴愛好文學和音樂,曾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得失。

  楊 收 

  字藏之,德化(今九江)縣人。同胞兄弟四人皆中進士。 長兄發,為唐大和四年(830年)進士。 仲兄假,為開成末年(即開成五年,840年)進士。收于假后一年(據《舊唐書》,即會昌元年,841年)中進士。弟嚴為會昌四年(844年)進士。其中以收官位最顯,于咸通四年(863年)為平章事(宰相)。發,字至之,累官禮部郎中;假,字仁之,官至監察御史;嚴,字凜之,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

  舒元輿

  (?-835)  江州(今九江市)人。中晚唐大臣、文學家。元和八年進士,授諸府從事。調雩阝尉,有賢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大和初,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五年,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即洛陽)。后又召為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雜臺。同年七月,權知中丞事。九月,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時,宦官仇士良專政,權傾君主。宰相李訓與鳳翔節度使鄭注等,發動“甘露之變”,密謀里應外合,消滅宦官集團。事敗,元輿因參與其事被內兵所擒,送左軍族誅之。

  馬 適 

  字志達。宋代湖口人。聰穎好學,下筆千言立就。建隆三年(962年),以文學高等對大廷稱旨,狀元及第。(據新編《湖口縣志》考證:當時北宋尚未統一中國,湖口屬南唐管轄,但奉北宋年號。故馬適當為南唐狀元。)乾德五年(967年),五星奎聚,與竇公儀等并宦翰林。他性篤孝,說:“吾束發讀書,幸不愧科名足矣。安能忘老母溫情耶?”遂致仕歸養,朝夕侍奉。母喪,極度悲哀。太平興國年間,北宋王朝下詔起用,不赴。以壽卒于家。附葬于祖旁。世人名其址為馬家灣,又名狀元灣。

  陳智福 

  宋代江州(今九江市)人。與其弟智海、智洪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在廬山南麓三峽澗上興建一座觀音橋(又名三峽橋),長19.42米,寬4.33米,高10.67米,單孔圈拱結構。橋孔內圈由7行共105塊各重約一噸花崗石首尾相銜、凸凹榫結,呈弓形。橋孔石塊中央刻有:“維皇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二月丁己朔建橋。”“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海、智洪。”石刻歷歷如新。此橋工巧神奇、締結雄壯、技藝高超,經歷九百多年的山洪沖擊和風雨剝蝕,至今仍巍然屹立。當代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至此參觀,盛贊其建造技術。現為省級重點保護文物。

  李 彭

  字商老,自號日涉園夫,又號海昏逸人。南康軍建昌(今永修)縣人。詩人、書法家。他家貧績學,枕藉經史,詩文兼諸家之長,為江西詩派大家,多與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派中諸詩人唱和。蘇庠居廬山,以琴書自娛,與李彭齊名,世稱蘇李。惠洪曾列徐俯、洪芻、李彭為“南州近時詩人之冠”。紀昀評“其詩具有軌度,無南宋人粗獷之態” 。 其書畫造詣亦深。陸心源說他“字有鐘、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瞻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于誠懸,體韻度于凝式。灌園修水之上,筆畫一出,人爭傳寶”。著有《日涉園集》十卷,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存詩七百二十余首。

  李仲寧  

  德化(今九江人)。北宋著名碑工。仲寧刊刻刀法非常謹細,尤其講究神韻氣力,賦局制形,皆創新意。開初家境貧苦,后為蘇東坡、黃庭堅等名家詞翰勒刻,上乘的詩文配以精湛的刻工,一時名震江南。黃庭堅又題其門額為“琢玉坊”,不僅鄉間求刻者絡繹不絕,朝廷官員喪葬之儀,亦多請仲寧為之刻碑,遂使家境逐步好轉。崇寧初,詔令各地刊元佑黨籍姓名,以儆天下。太守命仲寧刻之。仲寧婉言推辭:“小人家舊貧,只因刊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看到他這樣重義氣,驚異地說:“賢哉!仲寧,士大夫之所不及也。”于是,不再免強仲寧,饋酒食而從其請。仲寧的作品,今天偶爾還能看到。1970年,北宋文學家曾鞏墓志銘在南豐縣南郊源頭村崇覺寺側出土。此碑為林希撰文,沈遼江書,刻石者即仲寧,堪稱聯壁。該墓志銘今藏于江西省博物館。

  劉 琦

  (1098-1162)  南宋名將。字信叔,宋南康軍都昌縣留志橋排門(今鳴山七里橋)人。自幼隨父寓居秦州成紀(今甘肅天水市)、德順軍(今甘肅靜寧縣)等地,故又有一說為德順軍人。建炎四年(1130年),為涇原經略使,從張浚參加富平之戰,力戰有功。后至臨安(今浙江杭州)領肅衛親軍。紹興十年(1140年)任東京副留守,率王彥舊部八字軍赴任。在順昌(今安徽阜陽)大破金兀術主力,與韓世忠、岳飛并稱中興名將。次年,援淮西,與張浚、楊沂中破敵于柘皋(在今安徽巢縣北)。旋為秦檜、張浚所排擠,罷兵知荊南府、塞江陵黃浮決口,根除水患。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顏亮南下,他任江淮淅西制置使,屯兵揚州,抗擊金兵。次年病逝。謚武穆。《宋史》有傳。

  吳 元 

  德安縣人。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年),與弟宏、愈同榜中進士。一時傳為盛事。有某贈詩云:“勒馬江邊問玉京,百花頭上占梅英。云霄萬里開鵬路,詩樂三章奏鹿鳴。指劍笑談天下事,擔簦慷慨日邊行。吳公兄弟誰先后,此事君王合與評。”元,字季誠,官知制誥。宏,字季剛,官饒州司戶。愈,字季謙,歷官沿江制置使,兼知鄂州,入直翰苑,任兵郎侍郎。卒贈光祿大夫、少師。

  嚴用和 

  字子扎,南宋廬山人,幼年勤奮好學,十二歲向同鄉名醫劉開學習醫學。劉開是崔嘉彥的弟子在劉的精心教導下,年十七開始應診,治愈率極高,名聲大振。但仍勤求古訓,博采眾長,深入鉆研《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方》、《外臺秘要》、《諸病原候論》等古典醫籍,吸取王叔和、朱肱、陳言等各家之長,但師古而不泥古,對古方能變通化裁,自出機杼,創制新方。著有《濟生方》十卷以及《濟生續方》八卷,給古中醫方劑學寶庫增添了不少珍貴內容,為我國醫學史上卓有成就的一代名醫。

  杜可用

  (?-1280)  自號杜圣人。今都昌縣和合鄉杜家村人。元初江西農民起義首領。宋祥興元年(1278年),參加邑人杜萬一組織的武裝反元。同年兵敗,杜萬一被捕犧牲。可用繼續潛伏民間,以白蓮教聚眾。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即南宋滅亡的第二年,可用在都昌率眾起義,改元萬乘,自稱天王,擁眾萬余。朝廷命江淮行省參政史弼鎮壓,可用不久兵敗被俘,與起義骨干數十人英勇就義。

  陳澔 

  (1260-1341)  字可大,號云住,世稱經歸先生。宋末元初都昌縣北炎鄉馬坡村(今洪家舍)人。出生于書香之家。父為宋開慶元年(1259年)進士,著有《尚書集傳》、《詩經集說》。他繼承家學,不求聞達,隱入山林,辦云住書院,一面教書,一面潛心著述《禮記集說》,“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者讀之即了其義”。元至治二年(1322年)書成,被后世學者廣泛引之為教學用書。明代永樂皇帝登基,即御定為開科取士的專用教材。深得封建君主器重和社會尊崇。至正元年(1341年)壽終于家,享年81歲,白鹿洞書院把他作為朱熹“道統”的繼承者,從祀于宋儒祠的紫陽祠。

  冷自誠 

  今修水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鄉試解元。二十四年,中禮部乙榜。當時,太祖注重京學,應天府教授缺,令選擇學行俱優者擔任。禮部推薦自誠,士心咸服。太祖每以先生呼之,賜予頻繁,且命經筵進講。

  周 振

  字道興。德安人。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任淅江道監察御史,曾按治河南、山東、四川、淅江、福建、直隸、太平諸郡,慨然有澄清之志。他常常微服出訪,詳察民情,懲治貪官污吏,取得較好的政績。九年秩滿,升任廣東僉事,多次上疏奏請按照當地風俗習慣,民情風化,由朝廷頒發璽書(詔書)獎賚(賞賜),革除陳舊落后弊端,使嶺南一帶令肅政清。后致政歸,創修《德安縣志》。歿祀鄉賢祠。他愛好文學,善于詩詞,為明前期詩人。著有《應奎詩集》、《方軒集》。

  劉 洪 

  字希范,彭澤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進士,官南京都御史;長子劉概,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官行人司。次子劉矩、三子劉皋,正德十六年同榜進士,均為御史。邑中遂有“父子四進士,一門三御史”的美談。

  周季麟

  (?-1518)  字公瑞。明代修水西港人。成化八年(1472年)進士,遷郎中。宏治間,升淅江左參政,遷河南左布政。周王列其世子罪狀,他為其寬譬調護,世子感泣,引咎自責,王亦和解,慈孝如初。甘州告急,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邊陲不靖,他宣德政,并脅以威,邊民帖服,鄰國來朝。皇帝高興,獎勵加等。北庭小王子擁兵數萬進軍河套,竄擾羅波賀蘭之間,他備足兵餉馬料,嚴陣以待,終免侵犯。后調蘇州,會勘御馬監牧場,考證圖籍,還侵地于民,中貴人不敢阻撓,百姓敬服。旋引疾歸。宦官劉瑾擅權,借故構陷,奪其職,罰米千石輸邊。瑾誅,復官。卒,贈右都御史,謚僖敏。

  周季鳳 

  字公儀、季麟弟。明宏治六年(1493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升四川按察副史。整飭建昌兵備,制止鎮守太監張辰橫行,緩解士官木泰刺害馬琦之仇恨。事白,改任云南督學。后任湖廣左布政使,平嘉魚、寇賀章等,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以人言解職。起用,任右都御史,總理漕儲,巡撫應天,未及行,卒,贈刑部尚書,謚康惠。著有《來軒漫稿》、《修水備考》、《修江先賢錄》、《周氏世德錄》等。

  丁 湛

  字子一,號孤山。彭澤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進士。擢工科給事中,升禮科都給事中,獨劾奸相嚴嵩,廷杖幾死。任四川參議,大水為災,多方賑濟,活數十萬人。巡淅海道,倭寇橫行,率部鎮剿有功。后遭嚴嵩陷害,落職家居,粗衣素食,淡泊自甘。嚴嵩敗后,起任河南巡撫。后引疾歸,卒。

  張 科 

  字進卿,號達泉 ,湖口縣十六都人。 明嘉靖丙辰(1556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晉御史,巡視中城,尋掌七道印,以執法聞名。復奉命巡兩浙,島寇連續騷擾沿海一帶,他首先詢問時政之緩急,軍實之修廢,參酌調停,一洗窳陋。又選拔精銳,以搗倭寇之虛,使閩廣頓舒其困。嗣奉旨勘趙阮侵沒軍餉,忤相臣意,遂告歸。時年二十八歲。居鄉五十余年,稍以聲色自晦,人莫測其所操云。

  許汝魁

  字登甫 , 號仰亭 。 湖口縣人 。 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授常山令,有善政。調上海,大修水利,軍例給白米數萬石,歲兇無米調來,會開河之役,他自坐日中進麥飯,食且甘,軍士感動,都愿以麥代米,節省金錢數萬,奏績為諸郡之最。除南京吏部郎,六年不受私謁。出為荊西道,調停訂楚藩之變。尋遷榆林兵備道,值邊警,全城文武失色。他砍案為誓,三軍奮臂先登,斬首數百,三年五戰皆捷。天子厚加獎賜,自大參一歲三遷至左轄,出鎮大名,擢南京光祿寺卿,簡南京通政使。卒于官,賜祭葬。

  王演疇 

  字孟箕,號震澤。彭澤人。廉吏、詩人、書法家。崐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任海寧令、廣西桂林知府等職。《九江府志》說他:“居官廉潔,不茍一錢,崐離任時身無長物,唯有古書千卷,右軍字刻及各大家帖耳。”“雅崐好著書,善詩賦,工真草,鏤板刻石,慕其名者不減二王,四六方崐多膾灸人口。”著有《古學齋集》、《醉陶集》和《家訓類編》等。崐對農業亦頗有研究,著有《農桑輯要》、《栽棉法》、《改水議》崐等。

  黃云師 

  字雷岸,德化(今九江)縣人。清初文學家。明崇禎庚午(1630年)進士,授給事中,歷吏、戶、刑、兵四科,秉公執法,稽察違誤,抗疏甄別,有直聲。后升任大理寺少卿。明亡,卜居廬山蓮花峰下,清廷征辟不赴,杜門不出,專心著述。卒年七十六歲。他博學多才,以經學鳴世,亦工詩文,治學廣博,論著涉及文學、史學、佛典、醫籍、訓詁、方志等領域。著有《正采堂集》、《周易裁》、《毛詩是正》、《尚書考異》、《春秋析疑》、

  《三禮會通》、《硯北堂說書》、《正史鉤英》、《金剛強說》、《巖棲志》、《無擇言》、《黃氏玉璧》、《藥譜明療》、《珠林如意》、《說文鳩異》、《靈族小史》等二百余卷。

  花自達 

  字喬石,今九江縣人,明代名醫。天性篤孝,優于文學,尤精于醫術。平日致力于醫學研究,著有《尊經集》上下二傳,閭里爭相傳誦。他看病不計報酬,有財有勢的人知道他醫術精湛,請他看病,往往不去應診;而貧苦百姓有病,則不請自到。有一位孤貧的麻姆患癰,非常痛苦。他看后說:“此病以服敗毒散為好。”服了五劑藥,癰疽遂愈。以賣鞋為業的岑樂休,體弱、頭痛,久治未愈。自達診斷后,說:“此病是由于醫者誤為體弱投補藥所致。”因進涼膈散一劑即愈。還有一個乞丐,患腫脹病,自達給他飲合煎(劑)茵陳五芩散,藥后半晌,小腹非常脹痛,難以忍受,命飲溫水酒一壺,溺如泉涌,腫脹立即消除。自達不僅樂意為窮人免費治病,有時還贈予肉類等營養食品,使其體力早日恢復。某夜,花自達得劇疾,立即換上床墊,取出紙張疾書:“生平無所得,惟此兩三壺。一朝帶不去,撒手隨太虛。”擲筆而逝。

  汪靈芝

  (1628-1645)  彭澤縣人。幼年從父讀書,通曉音律,容貌端麗。及筓,尚未出閣。順治二年(1645年),滿州貴族武裝進據江南,父母慘遭殺害,她被滿州貴族擄去。當兵船駛至小孤山畔,滿人對她百般利誘,企圖納為內寵,她毫不動搖;最后對她施加暴力,進行侮辱,她奮起抗拒,躍入江流。她殺身成仁,博得當地鄉民的尊敬和贊美。后來有一位姓李的漁民,把她的尸體撈了起來,用棺木盛殮,葬在江邊,并在她懷中撿得遺作十首,僅錄其二。詩云:“征帆又說過雙孤(指大小孤山),掩淚聲聲怯報烏。投入江流葬魚腹,不留青冢在單于。”“國史千年照汗青,殺身自古羨成仁。請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家共事臣!”

  孫大華

  (?-1645年)  九江市區人。明末寧南侯左良玉與權臣馬士英等有嫌隙,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傳檄引兵討伐馬士英,并挾持督師袁繼咸一同率兵東下。至九江,袁繼咸懼為良玉所并,調兵入城,然其標將郝效忠卻翻城策應左軍,驅士卒乘夜奸淫掠奪,百姓憤怒,擾民士卒多被殺死。次日,郝效忠以民激兵變為由,公然反叛,手持利刃,欲率叛兵掠殺,袁繼咸遇此突變,束手無策,欲追查殺兵者,又莫辨誰為。此時,孫大華挺身而出,在街市高呼:“殺兵者,我也,與眾無關。”當即被斬首示眾。孫大華見義勇為,慷慨赴死,以身殉難,避免了一次全城劫難,滿城官民無不感激,大為贊嘆!

  肖國柱 

  字玉臺,明末清初德化(今九江)縣人。少年聰明,得名醫傳授,治病常有奇效。自著《醫案》若干卷,毀于火災。他曾對人說:“易者治病,難者治藥。今人非已病不延醫,非已治不效之病不延良醫,故良醫之難不能為庸醫治誤投之藥,則不能為病者求可回之生。”國柱的同里文學(官名)余顯玠,受人誣陷被執(捕),都督冷允登準備將其殺戳。顯玠知國柱與冷都督友善,囑咐密友以百金為國柱賀壽。國柱接受不辭,至冷都督公署以全家百口擔保,使顯玠獲得釋放,上門致謝,國柱急忙拜謝,說:“君之福,予何力之有。”即取出囊中金,交還給他。顯玠再拜,請求接納。國柱固辭,說:“初或不受,君方寸亂矣!緩急人所時有,豈望報哉!”《九江府志》稱贊他“好生之功,不僅以仁術(指醫術)濟世也”。

  毛 乾 

  字用九,清代德化(今九江)縣人。治學淵博,五經、樂律、算法皆有發明,尤精于歷法。宣城梅膺祚與談推步,觀乾所著書,說:“可以語數學者,其毛子乎?”乾不求聞達,筑室匡山,躬耕自樂。

  盛 謨

  (1699-1762)  字斗挹,號字云,武寧人。清代文學家。為人耿直,不同流合污。乾隆十四年(1749年)舉明經,筑字云巢講學,學生達數百人,南昌楊厚、南豐謝本量、新城魯士驥、南城曾遷耘、同邑汪軔、楊光斗都是他的學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歲貢授安義司訓,在安義官舍逝世。著有《字云巢內外集詩鈔》、《論語聞》。其弟盛鏡(1705-?),字子明,號止水。清代文學家,著有《寄軒詩鈔》。盛樂(1710-1752),字水賓。清代文學家。七歲能詩,十一歲通讀諸子百家,以詩文著稱。著有《劍山集》、《留雪集》、《懷仁詩集》、《促膝屑言》、《酣碧新語》 。 盛氏三兄弟,時人稱為“武寧三盛”。《江西歷代文學藝術家大全》為他們立傳。

  汪 軔

  (1728-1785)  字輦云,號魚亭。武寧縣人。清代文學家。他以拔貢授吉水訓導。工于詩歌,初不知名。因與新建熊為霖相友善,會南昌知府吳同仁見其詩極為稱贊,督學金德英亦甚推重,從此詩名大噪。他與南昌楊厚、南豐趙由儀、鉛山蔣士銓齊名,有“江西四子”之稱。一時才流,無不傾倒。他的五言古體詩學漢魏,近體詩學李白、孟浩然,時人說他“詩筆超脫,有疏雨梧桐之音”。著有《魚亭詩抄》、《藻香詞館》。

  李鴻賓

  (1767-1846)  字鹿蘋,一字陸蘋。德化(今九江)縣人。清嘉慶辛酉(1801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擢山東漕務,遷吏科給事中,轉工部,巡視山東漕務,發現運河水涸,糧船阻滯,他查考《河渠志》,得知“張秋鎮側古井久湮”,便設法疏浚,泉源涌出,數日內,運河水深三四尺,漕運暢通。清廷嘉獎,命以三品頂戴授副總河,尋擢東河總督。旋署漕運總督,廣東、山東、安徽巡撫等職。道光六年(1826年)任兩廣總督。七年,上疏增快蟹船,以清海道。十年,又上疏建炮臺,禁止內地銀出洋。分大鵬為左右二營,改前營為內水師,皆議行,授協辦大學士。十一年,鎮壓崖州黎民起義有功,入覲,給戴花翎。次年湖南瑤民起義,廣東連州瑤民響應,他奉命鎮壓,兩戰皆敗,革職充軍新疆烏魯木齊。十四年釋歸,授編修。尋卒,享年七十九歲。

  文 柱

  (1784-1846)  名砥中,號東川。瑞昌縣九都源(今屬九源鄉)人。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以拔貢考授七品京官,累升兵部員外郎。主辦回疆軍務,悉中機宜;授淅江衢州知府,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為民解困。調任杭州知府,處理命盜積案五十余起,無不允服;升山西河東兵備道兼管晉陜豫三省鹽務,厘革宿弊,氣象一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授江蘇按察使,遞升布政使,三護巡撫印(代理巡撫職)。為防止外國兵艦入侵,他督造海船,置辦火器,加強海防。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卒于官邸。

  高心夔

  (1835-1883)  字伯足,一字碧湄,號陶堂。湖口縣城山鄉人。清末文學家。咸豐元年(1851年)舉人。三年,曾國藩率水師至湖口,與太平軍作戰。他間道往謁,陳用兵之策,深受器重,延入幕府,參贊軍事。時幕府人才濟濟,他頗負才使氣,落落難合,與何紹基論碑、何 論詩,皆不合,遂辭去。七年,李鴻章督軍德州,他又往“佐其軍幕”。八年,肅順調禮部尚書兼理藩院事,延覽名流,博采眾議,他出入其門,得其青睞,曾一度延傅其子。十年,中咸豐庚申恩科進士,以知縣用,兩任吳縣知事,尊賢任能,有勤廉名。他學問淵博,精研小學,為文落筆如風雨,工于詩,多擬漢魏。著有《志微錄》、《陶堂詩集》。

  王日助  

  字幼安。清代瑞昌人。儒醫。主方不專一家。有江某女,病垂危,經他診治,用藥一味即愈。有兩兄弟,其兄患病,令弟試之,作重病狀。他診脈后,說:“肺脈如湯,死在旦夕。”其弟若無其事,且暗中嘲笑他受騙。及至傍晚,果真死亡。鄰里有一少年,好毆斗,被打翻腸肚。他診斷后說:“無藥可治。”命用席包裹,扛往野外埋葬,并暗中叮囑扛者,行時作左右搖滾之勢。少頃,其人復蘇,前病若失。其醫術神異如此,附近百姓稱為神醫。《江西通志稿》列入《學藝列傳》。

  余霈元 

  字鷺門,德化(今九江)縣人。清嘉慶己未(179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軍機章京。擢郎中,出知鎮江府。調江寧,升淮徐道。在刑部總辦秋審,嘗歸寓而嘆。妻問何故?他答道:“株連者眾,難以盡釋,故拘禁之,或以遠涉致死,斯可憫耳!”凡治獄,與長官意圖不合,必詳辯之,同官嘲笑他固執。他說:“民命至重,曲徇長官,吾不能也。”出任外官,復審涇縣徐飛隴獄之疑案,認真負責,歷數十晝夜,情罪始確。偶遇災,捐俸倡賑。治黃河,運河,化險為夷。卒祀鄉賢詞。

  劉瑞祺

  字景臣,一字謹丞。德化(今九江)縣人。咸豐九年(1859年)舉人。同治元年(1862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七年、九年兩充會試同考官,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他在任御史職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陳當時弊政,為時人稱道。光緒九年(1883年),簡放福建督糧道。次年,法越媾兵,擾亂閩疆,督師張佩綸敗逃,督撫及船政大臣,皆被嚴厲譴責。瑞祺以捍衛得民心。左宗棠(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特上疏向朝庭報告其政績,簡放淅江按察使。未到任,升河南布政使。任滿,升山西巡撫。在任兩年,以疾卒于位,時年五十九歲。清庭以巡撫例賜恤(撫恤)。

  羅大佑 

  字谷臣,德化(今九江)縣人。同治丁卯(1867年)舉人,辛未(1871年)進士。以知縣分發福建,歷任惠安、晉江、建甌、南平、沙縣、閩縣等縣知縣。升海防同知,值中法戰爭,法軍攻閩江、馬尾,他在軍中支撐數月,勞績甚著,閩撫劉銘傳總兵劉永福奏請擢遷。適臺灣辟行省,奉派赴臺辦理清丈田畝土地。事竣,遷臺南知府,八月晉道銜,以積勞卒于任。時年四十四歲。贈太仆寺正卿。臺人建專祠祀之。他居官長于聽斷,勤于剔弊,知閩縣時,屢平奇獄,民以羅青天呼之,并在縣署懸匾曰“白日青天”,以志政績。他宦游二十余年,清正廉明,琴鶴自娛。嗜書畫,樂吟詠,著有《粟園詩鈔》一卷行世。

  李 樞  

  字景道,瑞昌縣湓城鎮人。清代棋壇國手。生而穎異,體格修偉,美髭髯。少年有志功名,屢試不第,遂潛心切磋棋藝,終以善奕著稱。性極孝,年事已高,仍不愿離開父母身邊。每應奕,不久留,即歸侍奉雙親,或誘以重金,常拂袖而去。江南名師黃立,所著棋譜傳天下,聞樞名,專程至洪都(今南昌市),邀樞對奕。及奕,黃立三戰皆北,愧而返撰《棋仙贊》,以傳樞名。樞著有棋譜,載《石室秘藏》。

  汪佩芳

  (1831-1913)  字夢魚。清代彭澤縣老屋灣村人。家境貧困,童年為人牧牛,長大成人,又為富戶打長工。直至四十歲,才結束長工生活。回家立業,沒有娶妻,家境逐漸富裕。鄉黨鄰里有人諷刺他說:“你現在有這么多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難道要帶到棺材里去嗎?”他回答說:“我積蓄的這點錢,是要為鄉里辦幾件好事!”后來,他果然把歷年的積蓄,全部拿出,在四鄉交通要道,獨資新建上新、下新、楊家塘、計家等七座石橋,逐年施工,次第完成,共耗制錢二千余緡。從此,過往行人稱便。彭澤縣令金盛秋贈“樂善好施”匾額一方,表彰他的義舉。族人優貢生汪際虔代寫墓志,記其行誼,以啟迪后人。

  桂念祖

  (1869-1915)  字伯華。德化(今九江)縣人。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副舉。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失敗、有感于清政府腐敗無能,毅然從康有為、梁啟超參加維新變法,先在上海主編《萃報》。梁啟超離開湖南時務學堂時,舉念祖代理講習。未成行,“六君子”之難作。念祖匿于鄉,歲暮病瘧,中夜孤燈,在床褥得《金剛經》一冊,晨夕研讀,恍然大悟,頓感人生虛幻。病愈,趨金陵,依楊仁山居士學習佛學。后東渡日本,留學十余年,客死扶桑。臨終,自撰挽聯:“無限慚惶,試回思曩日壯心,只余一慟;有何建白?誰收拾此番殘局,準備重來。”念祖于經學詞章,根柢深厚,尤工詞。惜家居失火,著作被焚,現僅存詞六首,以《臨江仙》為最知名。

  鄧 炎

  (1878-1916)  字燮齋。瑞昌縣桂林鄉栗畈村人。少有大志,家貧力學,旋入邑庠。清末,政治腐敗,外患日亟,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任德安縣參議。1913年當選江西省參議員。1915年,袁世凱竊國稱帝。他與武寧李烈鈞密謀倒袁,事泄被緝亡命漢口。后追隨孫中山奔走呼號,鼓動反袁。1916年,湖南督軍湯鄉銘擁袁最力,防范革命黨人最嚴。他奉孫中山之命,赴湖南長沙聯絡革命黨人,共策倒湯。同年4月22日,被湯密探偵悉,跟蹤謀刺,投以炸彈,遂以身殉。遺像列入長沙忠烈祠,遺體護送回籍,葬瑞昌縣栗下畈曹家嶺。

  鄭庚喜

  (1899-1919)  星子縣人,1919年入廬山俄人所辦的東正教堂(地址在黃龍寺南)當雜工。四月,教主尼婆、牧師萬師鐸許以重金,囑其將界碑遠移,以擴大租界范圍。庚喜當即拒絕,遂被解雇。尼婆、萬師鐸的作法引起了庚喜的注意,便邀同伴黃昌炳留心碑界。不久,發現寺后豎立一塊新碑,兩人鉆進山林欲尋找舊碑,被尼婆發現,開槍射擊,庚喜飲彈身亡。群眾得知,十分憤怒,呼聲驟起,廬山警察署迫于群眾壓力,不得不公開處理此案,黃昌炳以舊碑作證,測量局亦測出俄人拓展租界上千畝。北洋政府遂決定關閉廬山東正教堂。群眾捐款安葬鄭庚喜,立碑以記其事。

  羅黑芷

  (1898-1927)  武寧人。原名象陶,曾用筆名羅黑芷、晉思、黑子等。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任商務印書館編輯。1925年為文學研究會會員。以寫小說為主,作品大都發表在《小說月報》上,內容多是反映貧窮灰暗的人生,筆調柔順,有契訶夫風格。著有短篇小說集《醉里》、《春日》,散文集《牽牛花》等。1927年在武寧逝世。

  淦克鶴

  (1907-1929)  永修縣廖坊淦村人。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月底,國共合作,當選為國民黨的永修縣縣黨部執行委員和青年部部長。9月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12月學習結束,回到南昌,歷任江西省農民協會籌備委員、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江西省農民自衛大隊大隊長。1927年6月,江西省軍閥朱培德公開反共,被“禮送”出境。不久,秘密回到永修,將原永修農民自衛軍改編為永修云山游擊隊,并率領這支游擊隊,搗毀灘溪區公所,伏擊熊式輝向其家鄉安義縣運送武器彈藥的車隊,焚毀楊家嶺兵站,斃敵7人。1928年底,游擊隊在燕山小坑村被敵軍重兵包圍,他沖出包圍圈,于1929年找到贛東北紅十軍,先后任指導員、團長、師黨代表,不幸在一次戰役(一說兵變)中彈犧牲,年僅23歲。

  鄔敦澤

  (1901-1931)  號蘇明。德安縣高塘墳倒鄔村人。1925年入廣東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習軍事,因病輟學回家。1926年在家鄉參加革命活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調贛北游擊大隊,先后任黨代表和大隊長。他治軍紀律嚴明,其弟鄔敦高在駐地與有夫之婦發生兩性關系,他按照軍紀,將其正法。他指揮作戰勇敢、沉著、機智,從不打無準備之仗。1928年秋,為攻打星子縣境內胡姓和潘姓兩處靖衛團,派去的偵察員掌握敵情不詳,他親自前往偵察。在摸清詳情后,決定分兵兩路,同時向兩個靖衛團進攻。槍聲打響,兩處靖衛團勢單力薄,自顧不暇,被分割包圍,繳械投降。1930年3月26日,他率隊埋伏在黃老門附近的團山坂,阻擊從九江開往南昌國民黨裝軍火的列車,在激戰中負傷,搶救無效,終于犧牲。

  彭艷娥

  (1911-1930)  又名彭仂。都昌縣春橋鄉彭桓六村人,由父母包辦嫁至湖口縣流坊城皇余村。1928年,湖口縣公開開展革命活動,她參加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湖口縣委委員、贛東北革命委員會(后改湖口縣蘇維埃)婦女主席。她常騎白馬,佩手槍。1930年5月,她親自率領游擊隊員將婆家的財產分給窮人。同年七月,贛北第一游擊大隊在鄱陽響水灘的戰斗失敗,她落入國民黨保安團之手,敵人百般引誘,甚至給她做媒,勸她改嫁。她堅貞不屈,對探監的姐姐說:“不要痛心,不要哭,革命總有犧牲。反動派說媒,叫媽媽別答應,我決不投降。我死了,還有弟弟,革命總有一天會成功。”臨刑前,她沐浴更衣,從容不迫,在流芳村英勇就義。年僅十九歲。

  詹錦坤

  (1901-1932)  為閩贛根據地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都昌縣和合鄉方家邊村人。1927年春在家鄉參加農民運動,被選為區農民協會常委,在斗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至景德鎮建立黨的地下機關,及時傳遞黨的秘密文件。1929年組織、領導景德鎮十萬工人罷工,迫使資本家答應復工條件,成為景德鎮八大工人領袖之一。1930年10月任景德鎮市蘇維埃非常委員會常委兼市總工會委員長。1931年當選為中共贛東北特區委員會常委兼交通委員會主席。中共贛東北省委成立,當選為省委常委兼肅反委員會主席。1932年肅反委員會易名政治保衛局,任局長。贛東北省易名閩淅贛省,仍任原職。同年病逝。中共閩淅贛省委和省蘇維政府在葛源隆重召開追悼會,緬懷他對紅軍和根據地建設作出的貢獻。

  樊策安

  (1901-1935)  又名慶隆,化名黃仁。修水縣朱溪人。修水縣著名革命烈士。1926年在九江第六師范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保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7月回修水縣,與胡思先、甘特吾等秘密成立修水縣第一個中共支部。9月建立國共合作的修水縣黨部,任組織部長。1928年任中共修水縣委書記兼該縣暴動委員會總指揮。1930年在上杉辦起蘇區第一個兵工廠,制造武器,突破敵人的武器封鎖。三月,發動上杉、朱溪、渣津、東港、復原等地十多萬農民大暴動,舉行游行示威,隊伍長達三十多里,迫使土豪劣紳開倉放糧。五月,全縣建立七個區、六十三個鄉蘇維埃政權。1935年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許業笏

  (1876-1938)  字子晉,晚號止靜。彭澤湖西鄉許家壩人。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三十三年,東渡日本,留學于早稻田大學,畢業后歸國。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他隱居故里,潛心佛典,熱心公益事業。每年青黃不接之際,開倉放糧,接濟四鄉貧民,百姓譽為“許家義倉”。1934年,彭澤大旱,次年又遭水災,饑荒嚴重,他至淅江各地募捐賑濟,并將自己在上海賣字所得,全部捐作救災經費。1938年,日軍攻陷彭澤,他挈全家稚弱,避難于廬山黃龍寺,悲天憫人,憂而成疾。這年秋天,瞑坐而逝。著有《廿四史感應篇》、《觀音感應頌》。他善于書法,尤精楷隸。手書《金剛經》、《彌陀經》小楷,被書法界視為珍品。彭澤縣長峰尖寺至今仍保有他的墨跡。

  王滿香

  (1915-1937)  都昌縣紅光林場曹銅村人。1935年1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五軍團一部分,來到武山開辟游擊根據地,她積極為部隊洗衣、補鞋、做飯、放哨。目睹國民黨軍隊圍繞武山建碉堡,設防線,有時還派大部隊進山“圍剿”,紅軍的處境相當困難。為幫助紅軍,她和鄉親們一起,出山為紅軍探聽消息,進山為紅軍送糧送藥,沿山路布置“消息樹”,使敵人找不到紅軍,而紅軍卻對敵情了如指掌。1937年4月,她用山貨從一個國民黨軍隊的班長手中,換到了兩袋子彈。當她把第一袋子彈送上了山,再去送第二袋子彈時,不幸被敵人發覺。敵人追問另一袋子彈的下落,并要她帶路去攻打紅軍。她毫不畏懼,一字不招。敵人把她吊起來用皮鞭抽,無供詞;改用踩杠子,仍無供詞;最后使用“打震天雷”的酷刑,她曾數次昏死過去,直到一對拇指都被打斷了,敵人依然沒有得到一句口供。最后,敵人只有以死相威協。王滿香義無反顧,從容地走上刑場。犧牲時,年僅22歲。

  蔡家明

  (1877-1938)  永修縣九合鄉青墅蔡村人。精通武術、擊技,有徒盈千,以偷牛為業,常出沒于南昌新建縣盜牛,隨盜隨銷,為“綠林”之魁。1938年,日軍攻陷艾城,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家明獨居本鄉,坦然無所畏懼。駐防修河南岸陳橋坂的第四十九軍一O五師師長王鐵漢,聞其名召蔡為國出力,家明慷慨從命。王初用蔡為向導,他每次從敵營歸來,必帶回步槍、機槍乃至大炮等重武器,力不能運者,驅日軍軍馬負載而歸。某次,蔡暗借軍械,率徒五十余眾,全副武裝,夜渡修河,以半數混入艾城,內外呼應,殲敵數十名,并奪軍械而歸,受到嘉獎。不久,蔡率徒深入敵防線三十里之驛南(江益),被日軍發現,突圍時,中彈犧牲。眾徒竊尸歸葬,家屬受厚恤。

  王艷華

  (1922-1938)  星子縣人。幼時在中山民校讀書,成績優異。先后赴星子婦女訓練班受訓數次。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星子縣國民黨政府實行國民總動員,艷華被推舉為宣傳員。1938年秋,日軍侵犯江西,星子縣淪陷,艷華來不及出走,便躲在廬山西南的一個山洞里面,終于被漢奸、日軍偵輯抓住,敵兵想強奸她,她嚴厲責罵,堅決拒絕,并挖出眼睛,毀壞胸部,以保持貞操。日軍見狀大怒,開槍射擊,艷華不幸死于槍下。年僅十六歲。

  陳世蟠

  (1889-1940)  都昌縣多寶鄉北陳村人。1909年加入同盟會。1913年參加湖口二次革命。失敗后,先后考入南湖陸軍預備軍官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學習。畢業后,歷任排、連、營、團長,國民革命軍軍事機關科長、辦公廳副主任。1930年晉升參謀本部第二廳副廳長、代廳長。后入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為以劣勢兵力戰勝日軍優勢兵力,他提出建議,廢棄兩宋以來的傭兵制,采用漢唐兩代的征兵制,得到國民政府的贊許,于1936年制訂出我國第一部兵役法。1937年為試行新的兵役法,作江西萬安團管區司令。他在當地積極推廣兵役法,動員民眾抗日,保障了1938年中原抗日軍隊的兵力補充。1939年調任浮梁團管區司令。1940年病逝于任所。

  周慶嬙

  (1924-1940)  瑞昌縣高豐鄉小源大屋邊村人。出身農民家庭,父親精通拳術。她幼年隨父學拳,練就一身好武藝。1940年4月23日,盤踞在烏石街的一股日軍,突然襲擾大屋邊村,村民紛紛逃入深山密林。慶嬙隱蔽在村后耳鼓沖,被一日兵發現,掉頭就跑,敵見她姿容秀麗,獸性大發,拼命趕去將她拖住,企圖奸污。慶嬙奮力掙扎,揮拳抵抗,使日兵難以得逞。同時,高聲呼救:“來人呀,這里只有一個鬼子。”聲震山谷,敵兵驚恐,放開雙手,開槍射擊,然后逃竄。待村民聞聲趕至,慶嬙已中彈身亡,年僅十六歲。有一目睹者,作一挽聯,以寄哀思。聯云:力斗兇頑,奮兩只空拳,難解炎黃子孫恨;心存貞烈,迸一腔熱血,永留青白女兒身。

  柳靈谷

  (1900-1942)  都昌縣人。少年時期,隨父去景德鎮學畫青花(俗稱畫坯)。畫坯之余,又自習粉彩。二十歲,由青花轉粉彩,專攻工筆人物,并以微形畫見長,在名家輩出的景德鎮彩繪行中,獨辟蹊徑,自創一體。他所繪傳統微形人物,方寸之地,濟濟三十余人,且盡皆眉目傳情,栩栩如生,名馳珠山。上海、廣東、天津、南昌等地的瓷商,紛紛慕名前來定購,他的作品遠銷歐美及東南亞各國。他積勞成疾,于1942年逝世。其子柳蘭亭(1925-1988), 繼承父志 ,專攻小人物彩繪。1985年,應景德鎮景興、古窯等瓷廠之聘,專事出口高檔瓷的彩繪。出口后,香港等地富戶巨商,因慕柳氏父子之名,紛紛前來訂購,創匯頗多。

  孫 塤

  (1900-1944)  號墨千。祖籍江蘇吳興,幼時隨父定居九江市庾亮南路四碼頭。他十七歲時,就以擅長工筆人物著名于九江畫壇。三十歲時,又與蔣彝(有傳)、山水畫家查三瞻(號墨齋)、 書畫家彭曉山(湖南人)、 金石篆刻家黃雪橋(安徽人)等組織匡社、每月一聚,或談詩論藝,或合作書畫,或即興聯句,盛極一時。他以工筆人物見長,花鳥山水亦不乏佳作。他生長在動亂年代,滄海變革,其作品雖已散佚,但《虎溪三笑圖》石刻至今仍立于東林寺內,并有一些花鳥扇面、山水畫頁流傳民間。

  魏瑞和

  (1892-1949)  字禎祥,又名觀孫,星子縣蓼花鄉青龍彎村人。九歲至橫塘拜師學習青石雕刻,苦研三年,即能熟練地掌握石雕技藝。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隨父遷往縣城,在城南濱湖之紫陽門租屋開鋪,經營自制硯池。為了跟上形勢,提高硯雕質量,他刻苦學習文化,勤奮鉆研技藝,親臨宋硯原料產地,精選坯料,看石下刀,奇妙構思,獨具匠心,創作了不少新穎作品,連獲全國獎與國際獎。1914年星子縣勸學所和縣政府兩次征集瑞和硯雕送京參賽。其中,一方以杜牧《清明》詩意構圖雕刻的《牧童遙指杏花村》硯雕,獲1914年全國工藝品展覽會特等獎,農商部頒發了獎狀與獎金。另一方《犀牛望月》硯雕,設計尤為精巧,其中犀牛的雙眼和月亮皆為閃光之金星,雕出望月的意境。1915年經北京有關部門選送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參展,獲得獎狀和獎金。

  李國珍

  (?-1952)  字碩遠。武寧縣羅溪人。清末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1913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并被推選為憲法起草委員。袁世凱解散國會,赴德國留學。歸國后,選任政事堂參議、國務院參議。1916年署教育次長,旋調農商次長。1917年改任全國水利局總裁。1919年南北議和時,充任北方代表。其后在上海當律師。1952年在上海逝世。

  黃鵬飛

  (1910-1952)  九江縣姑塘(今周嶺鄉)人。自幼隨父在九江市做雜貨生意。1925年開設黃利源醬園,前店后坊,自產自銷醬油。1941年,鵬飛與其弟鵬云開始在傳統酒料中滲進白燒酒加壓,長年封缸貯釀,經過三四年探索,釀造出口感好、質量高、色澤橙紅、風味獨特的陳年封缸酒,名聲大噪,銷路很好,上至四川,下至上海,輪船開到九江招商局碼頭,旅客蜂擁上岸,到黃利源買封缸灑。1946年,鵬飛到安慶、鎮江拜師學藝,并請來師傅,自制醬菜。至1947年,自產的蠶豆醬、五香豆豉、醬蘿卜和醋蒜頭,色、香、味俱佳,不只在九江市獨占鰲頭,并逐步銷往本省的贛州、吉安、景德鎮以及湖北的鄂城、陽新、黃石。解放初期,黃利源開始公私合營。1959年轉為國營企業,醬油、醬菜、封缸酒都有了發展和提高。其中封缸酒相繼銷往東南亞及德、日、美等國家。

  余世高

  (1872-1955)  “黃狗膏藥”創制者。別名三五。修水縣四都(今清水巖)人。幼習武功,及冠,遇一峨嵋山游方道人楊某傳授醫道, 研習《醫宗金鑒》、 《外科正宗》、《外科圖說》等書,并得道人口授身傳,升降練丹,熬制膏藥及針灸推拿等醫術。他勤學苦練,悉得道人心傳。當時,他隨父經營飲食店,求醫者多患瘡毒膿癤,便主動贈醫贈藥,多有奇效,求者與日俱增。因其家養黃犬,求藥者不知店主姓名,便以黃狗為記,名“黃狗膏藥”。膏藥有八寶丹、五虎丹、三仙丹、父子丹等,主治癰疽、瘡、癤及各種無名腫毒。膏藥均由世高親自配制。數十年來,經久不衰,名揚鄰近各縣以及省垣。世高醫德高尚,以助人為樂,受到修水縣政府的表彰和同行的尊敬。1955年病逝。人雖云亡,而“黃狗膏藥”之名至今仍有口皆碑。

  鄭秀毓

  (1891-1959)  魏道明的夫人。廣東寶安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后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1914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獲碩士學位。1919年被推舉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之一。1924年回國后,率數十名女學生再赴法國留學,1925年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審判廳廳長、 上海臨時法院院長。 1927年與魏道明結婚。1928年奉派為考察歐美各國政治專使,并為駐歐代表。1947年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后到臺灣。1948年赴美居住。1959年病故。

  徐作哲

  (1878-1964)  字復初,別號南州一叟。清代瑞昌縣范鎮鄉石壁徐村人。二十一歲中舉。后廢科舉,興學校,入兩江師范深造。畢業后,根據個人愛好,又專修圖工專科。民國初年,任國立北京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時,其美術作品《雙鵝》,被選送巴黎第一屆國際畫展,引起與會者注目,許多人愿出重金購買,他堅拒不允。在國內一次雕塑展覽會上,他制作的一尊石膏雕像獲得重獎。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八年,其作品獲得當時大總統徐世昌的“勞績卓著”勛章。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著有《漢代宮闈軟史》,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發行,贏得社會好評。解放后,應江西省省長邵式平之聘,回江西省文獻委員會(后改文史研究館)工作。1964年逝世,享年86歲。

  傅 彪

  (1908-1973)  修水縣司前泉坑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班、排、連長。1936年8月,任中共平修銅中心縣委副書記兼蘇維埃政府主席,并任平修銅游擊區游擊隊隊長,帶領游擊隊員60余人投入楊坊戰斗,在盧源一舉殲滅“鏟共義勇軍”兩個班。1937年9月任新四軍修水通訊處副主任,在營救被捕革命同志、宣傳抗民族統一戰線、發展黨組織、擴軍等活動中做了大量工作。不久,率領原紅軍游擊隊員和擴軍時新入伍的戰士赴嘉義改編,投入抗日前線。此后,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歷任營長、團參謀長、華東榮軍第五分校校長等職。解放后,任南京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1973年在南京病逝。

  胡承玉

  (1911-1974)  修水縣白嶺鄉人。1930年在湖南平江加入紅軍游擊隊,參加長沙戰斗。1932年在紅軍第一軍第六師加入青年團,隨中央工農紅軍長征。1935年編入紅三軍團,戰斗勇敢,團部授戰斗模范稱號。1937年在紅二方面軍六師十六團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在一二O師教導團任隊長兼教導員,評為模范軍事教員。1939到1949年,先后任八旅五團連長、一縱隊新兵營營長、西北軍區補充團團長,曾獲三五九旅參謀業務模范稱號。在戎馬生涯中,他參加大小戰斗二百多次,負傷十一次。1947年在甘肅環縣蔣臺戰斗中,腿部重傷致殘,列為二等甲級殘廢軍人。解放后,任甘肅省公安總隊副參謀長。1956年轉業地方, 任玉門油礦建筑工程公司黨委第一書記。1965年離休。回到家鄉后,曾任修水縣政協副主席。

  姚光華

  (1894-1974)  別名俠風。修水縣朱溪鄉人。1925年在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畢業。次年,赴日本留學,先后入東京高等師范、理工科大學學習。回國后,歷任江西省立民眾教育館編輯主任、江西省第一中學和贛西北臨時中學教導主任、江西省立散原中學校長。解放后,任洪都大學副教授。1954年夏,他研制的大眾測量儀,經國家科委批準,上海儀器廠鑒定,定名為“0一型大眾測量儀”。可用于森林、土地、道路修筑、地質等方面的測量工作。1955年被評為模范教師。著有《民眾教育論》、《教育原理》、《風光樓》等。

  魏道明

  (1897-1978)  字伯聰。德化(今九江)縣人。早年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26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律師事務。1927年任司法部秘書長。同年冬任司法部代理部長兼建設委員會常委。1928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長。1930年任南京特別市市長。1935任《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總經理。抗日戰爭爆發后,任行政院秘書長。1941年任駐法國大使。1942年改任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后,任立法院副院長。1947年任國民黨臺灣省主席。1966年任“外交部”部長。1978年在臺北病死。

  徐褐夫

  (1903-1978)  筆名胡良方,化名王立才。修水縣渣津鄉黃坊人。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加入共青團, 1925年畢業,被保送莫斯科東方大學研究班深造。192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先后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任教、莫斯科中山大學當翻譯。1931年歸國,因未及時接轉組織關系,組織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后分配在上海法南區做地下宣傳工作。1935年以后,歷任上海外輪編譯和航空委員會編譯,西北大學、山西大學、長春大學、蘭州大學教授。解放后,任西北軍政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蘭州大學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西北師范學院副院長等職,已出版的譯著有《東方的戰禍》、《日德意集團》、《考古學》等。1978年逝世,骨灰安放在甘肅省革命陵園。

  劉惠新

  (1891-1981)  瑞昌縣湓城鎮人。十五歲在豆腐店當學徒。成婚后,開小雜貨店。因為人公正,講究信譽,生意越做越大。1927年發展成為瑞昌縣有名的劉恒昌大商行。到抗戰前,積資近萬元;解放前夕,尚有資本數千元。1949年瑞昌縣城解放,他第一個開門營業,燃放鞭炮歡迎解放軍。大軍南下,需要大批糧食和物資供應,他帶頭獻糧80擔。部隊過境,渡口河水猛漲,上級命令三天架好浮橋,他主動將自家的鋪板和50件商品麻繩,交給解放軍架橋。抗美援朝動員捐獻飛機大炮,他簽名捐獻銀洋2000元。1956年帶頭申請加入公私合營。建國后,一直擔任瑞昌縣工商聯主席,并先后當選為瑞昌縣人民代表、常委會副主席、瑞昌縣人民委員會委員。1953年當選為江西省工商聯合會常務執行委員。1981年病逝,享年90歲。

  蔣去病

  1906-1983)  九江市人。出生于十代歧黃世家。 青年時代,就學于上海中醫專門學校。 在校時,曾參加《中國醫學大辭典》的編輯工作。畢業后,被選赴日本留學,值“九一八”事變,毅然放棄東渡之行,至漢口市行醫。抗日戰爭爆發,輾轉在南昌、吉安、泰和、景德鎮等地行醫糊口。抗戰勝利,回歸故里,在九江市府南路開診。解放后,他一展所長,為人民服務,首倡成立聯合診所,先后任湓浦衛生院、甘棠醫院中醫師、主任中醫師。多次被評為江西省、九江市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被選任九江市醫學分會理事、九江市人民代表和潯陽區人大常務委員。他創制的“滅絲丸”曾獲得九江市科學大會成果獎。著有《去病醫話》十二篇,由其學生所輯的《蔣去病學術舉要》于1987年選入江西省衛生廳編印的《杏林醫選》。

  張緒漢

  (1911-1985)  又名懷冰,瑞昌縣流莊鄉竹林村人。十六歲拜師學木匠,出師后以木工謀生。1940年3月12日,駐瑞昌武蛟鄉大橋下日軍特務長平岡竄入竹林村覓尋婦女,挨戶搜查,終于發現一間柴樓上有動靜,便移梯上樓,威逼婦女下樓,一群藏匿婦女見狀驚叫。這時,張緒漢正在隔壁干活,忽聞婦女驚嚎聲,怒火填胸,急持雙斧奔至,趁其無備,對準平岡后腦,猛劈一斧,敵應聲倒下,當即斃命。緒漢鎮定自若,一面叫婦女打掃現場,一面命人拿來麻袋,將敵尸裝入麻袋,用船運至湖中,沉入水底。建國后,張緒漢已成為一位技藝高超的老木工師傅。1960年進碼頭船舶修造廠,擔任掌線度料的領班,因生產積極,調度得法,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技術革新能手,出席過市、縣勞模大會,受到獎勵。1985年病逝,終年七十五歲。

  桂 蓬

  (1905-1986)  字濟瀛,號家淦,化名黃育賢。九江縣洗心橋鄉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港口茶嶺黨支部書記、港瑞區團委書記、中共九江臨時市委組織委員。1931年4月奉命赴上海匯報工作被捕。1937年出獄,歷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員、舒城中心縣委書記、津浦路東地委副書記、淮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和新四軍四支隊第二游擊隊政治處主任,以后部隊擴大,任政治部主任。積極參與重建皖中黨的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鐵路總局黨委書記兼政委,為淮海戰役和大軍渡江立下功績。解放后,先后任濟南鐵路管理局黨委書記兼政委、鐵道部部長助理、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長、中共安徽省紀委副書記、安徽省政協副主席。1986年在合肥病逝。享年81歲。

  黃席椿

  (1912-1986)  九江縣新合鄉人。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38-1941年留學德國。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高等院校教授、系主任、副教務長和陜西省高教局顧問,是我國早期從事電磁波理論、天線及電波傳播教學和科研學者之一,先后任電磁場與微波技術專業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電子學會常務理事、電波學會和通訊理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高等學校教授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著有《濾波器綜合法設計原理》、《電子能與電子力》、《論速波》等。

  王毓三

  (1905-1987)  字懷敏,湖口舜德鄉人。是位自學成材的建筑工程師。他十六歲隨父在廬山學木工。隨后至廬山開設的美國貝克爾工程事務所當學徒,一面做工,一面進建工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并自學英語,邊學邊譯,逐步具備工程設計能力。三年出師,達到中等專業學校畢業水平。1935年到四友實業建筑部工作,由技術員晉升為工程師,開始自辦營建廠,成為江西省建設廳主顧單位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在江西省建設廳負責德安至南昌、上饒至玉山等山地軍事工程的設計與施工。后期在廣昌縣修建大禮堂,他發明的“人字架與平梁相結合”的組合型屋架,在當地建筑業頗有影響。建國后,先后任贛南冶金部冶建公司二建工程師、江西省重工業廳設計室和省電力設計院工程師。他設計的江西省發電廠、新余發電廠、下河電廠等工程,質量均優良。

  梅開春

  (1974-1992)  彭澤縣馬湖村人。1991年入伍,在武警廣東邊防總隊第一支隊機動中隊當戰士。入伍不到一年,就抓獲外逃分子18名,三次受到上級嘉獎,成為中隊新兵唯一的黨員發展對象。1992年10月在珠海邊防執勤,發現4名持槍搶劫澳門恒生銀行百萬巨款的歹徒,企圖往內地逃竄,他當即前往追捕,歹徒給予十多萬元賄賂,他嚴正拒絕,與歹徒展開搏斗,終因寡不敵眾,以身殉職。年僅18歲。為表彰他的英雄事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于1993年1月5日簽署命令, 授予梅開春“守邊英雄”榮譽稱號。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先后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批準為革命烈士。武警廣東邊防總隊黨委作出在全省邊防部隊開展向他學習的決定。珠海市人民政府向他的親屬頒發20萬元撫恤金。2月28日,他的生前戰友將其英靈護送歸故里,彭澤縣一千余人舉行隆重的“骨灰交接儀式”,嗣后將其骨灰安葬在該縣的烈士陵園。

  第三章    外籍名人

  匡 俗 

  字君孝。生殷周之際。師老聃,得久視之道。在廬山虎溪結茅而居,修煉七百年。周定王問太史伯陽:“神仙之在世者有何人?”伯陽舉五岳諸仙以對,匡俗為其中之一。周召俗,俗不應召。又二百年,威烈王派遣使者來廬山迎接,他聞訊于前二天出走,使者只找到草廬,卻沒有看見他。時人因呼為廬山,或曰匡阜。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南巡,射蛟于潯陽,封俗為南極大明公,稱廬君。后人在廬山香谷之西建廣福觀專祀。

  王羲之

  (303-379)  字逸少,東晉瑯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我國著名書法家,號稱書圣。咸康(335-342)

  年間,奉命鎮守江州,任江州刺史。六年(340年)在廬山金輪峰下營建別墅。附近山峰秀麗,飛泉直瀉,羲之在此養鵝習字,至今還說留有他當年養鵝的鵝池和習字的洗墨池。羲之調離江州,將別墅送給西域僧人達摩多羅(一為耶舍)為寺。這就是“壯麗甲于山南諸剎”的歸宗寺。

  陸修靜 

  (406—477年)字元德。南朝吳興(今逝江湖州)東遷人。年輕時離開妻子研習道教經籍符棣。宋大明五年(460年)到達廬山,建簡寂觀于廬山東南金雞峰下,靜心頤神,煉丹修道,撰寫道家著作,廣收道家經典、藥方、符圖一千二百卷,使簡寂觀道藏閣擁有最完備的道家書籍。當時,道教在廬山得到大發展,除簡寂觀外,還先后建立祥符觀、先天觀、景德觀、白鶴觀、廣福觀、太平宮等。死后,謚簡寂先生,葬于廬山布袋崖。

  狄仁杰

  (607-700)   唐朝大臣。 字懷英。 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武則天即位后,于天授二年(691年),任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同平章事。后遭酷吏來俊臣誣陷下獄,免死貶彭澤縣令。抵任,正值彭澤縣大旱,即上疏為災民減賦稅。朝廷見疏,特降制(命令)江州,免除彭澤賦稅。另據民間傳說:“仁杰抵彭澤后,又將在押之三百多名犯人,釋放回家過春節,但要其在春節后返回。囚犯大為感動,如期返獄。民感其德,運土成墩,建祠祈頌。世代相傳,成為美談。萬歲通天元年(696年),調離彭澤,任魏州刺史、幽州都督。神功元年(697年)復相位。久視元年(700年)卒。贈文昌右相,謚文惠。

  李 白

  (701-762)  唐朝大詩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綿陽安隆(今四川江汩南)青蓮鄉人。他先后五次來到潯陽。開元十四年( 726年 )到潯陽游覽廬山和東林寺 。天寶九年(750年)偕夫人到潯陽,去廬山尋訪女道士李騰空。至德元年(756年),因避安史之亂到潯陽。同年冬,任永王李璘幕府。后璘因爭王位,為肅宗部下所敗。至德二年(757年),以“附逆”罪投放潯陽監獄,后流放夜郎(今貴州省)。乾元二年(759年)在流放途中遇大赦,返回潯陽。他的詩歌,熱情奔放,才氣縱橫,語言生動,是我國最有名的浪漫主義詩人。他五次到潯陽,留下詩文數十篇(椐《名人與潯陽》220頁),其中《望廬山瀑布》、《望廬山香爐峰》均是膾灸人口、傳誦千古的佳篇。

  元 結

  (719-772)  唐朝文學家。字次山。汝州魯山(今河南魯山)人。天寶進士。曾任道州刺史。著有《元次山集》。

  晚年,他隨妻和二子隱居瑞昌縣南陽排砂村,教書糊口,免費行醫,醫術高明,醫德高尚。一次,他將一個姓夏的兒童從死亡邊緣救活;又一次,拿下一個懷孕三年不分娩的怪胎,救了一個年輕婦女的命。當地百姓稱贊他:“元結夫子,治病神仙。任何難癥,藥到除根。不治之病,起死回生。華佗匾鵲,不及先生。”

  顏真卿

  (707-785)  唐朝大臣、著名書法家。字清臣。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永泰元年(765年)因忤宰相,被謫吉州別駕,游廬山,見風景幽美,在白鹿鄉筑廬居住,其地至今仍名“顏家山”。顏真卿賦碎石詩猶存,秀峰讀書臺留有他書寫的《大唐中興頌》。

  智 常 

  唐代僧人。有學識,善交往。與李渤(有傳)相交甚厚,常在一塊論道。一次,李渤問他:“芥子推如何容得下須眉?”他答:“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又如何放?”李渤出任江州刺史,委托他主持當年在廬山隱居時讀書的寺院。智常把它取名為棲賢寺,以資紀念。

  涂 曉

  唐僖宗時,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以廉能稱。當時士林重其才品,號為金聲玉色。

  呂洞賓

  (798-?)  名巖,號純陽子。相傳為唐京兆人,一作河東府(今山西永濟縣)人。唐會昌(841-846)中,兩舉進士不第,浪跡江湖,遇鐘離權授以丹訣,曾隱居于終南山修道, 后游歷各地, 自稱回道人 。 據《德化縣志》記載:“咸通中(860-873),來廬山游覽,遇五虎君,傳劍術,又得長生之決。喜遨游,塵世中隱顯叵測。”今廬山仙人洞,有他的塑像,為廬山名勝古跡之一。這位傳奇人物,元代封為“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道家正陽派號為“純陽祖師”,故俗稱“始祖”。

  慧 南

  (1002-1069)  北宋禪師。修水縣黃龍山黃龍寺第四代住持。中國佛教五家七宗之一的黃龍宗開山祖師。本姓章,信州(今上饒市)玉山縣人。初投云門宗泐禪寺澄禪師門下,后得云峰寺悅禪師指點,往參臨濟宗第七世楚圓(又明慈明),悟得禪宗真諦,成為臨濟宗中人。治平二年(1065年)為黃龍寺住持,大振臨濟宗風,開創黃龍宗。其禪風以“嚴厲痛快”稱著。禪法理論,主要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禪不假學,貴在息心”。“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無虛,即凡心而見佛”。慧南于熙寧二年(1069年)圓寂,時年67歲。謚普覺禪師。其舍利塔在黃龍寺前三塔磯,至今完好。

  佛 印

  (1032-1098)  俗姓林,小名丁原。出家后,取名了元,字覺老,佛印是宋神宗賜的法號。江西饒州浮梁縣人。幼年出家于寶積寺,當小沙彌。后云游各地,先到廬山,謁開先寺暹禪師,暹贊其少年穎悟。再謁圓通寺訥禪師,補為書記;駐江州承天寺,為開先之嗣。又游淮之斗方、廬山之歸宗等寺,先后任開先寺和歸宗寺住持。住永修縣云居山真如寺四十年,神宗賜高麗麻納金缽。佛印是一位有才華的和尚,與蘇軾、黃庭堅是好友,常以詩詞唱和,時人通常稱為“三賢”,尤其與蘇軾交情更深,至今真如寺還留有他與蘇軾在一起談心的談心石和一起納涼,并由東坡書寫的“石床”。佛印在元符元年(1098年)圓寂。

  蘇 軾

  (1036-1101)  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 進士,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先后出知杭州、穎州(今安徽阜陽)、揚州等地。元豐七年(1084年)六月由黃州(今湖北黃岡)去臨汝(今河南臨汝),同時送長子蘇邁到江西饒州德興赴任,乘船經過湖口,仰望巍峨雄偉的石鐘山,聯想前人對山名的種種解說,不由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與蘇邁夜游石鐘山,揮筆寫了一篇優秀的游記體散文《石鐘山記》。后人為了紀念他,在山之南麓,臨湖塔附近,興建了懷蘇亭。

  汪大定 

  字季應。慶元府鄞縣人。宋甯宗時,知江州事。江州素稱名郡,自征賦弗(不)辦,又盛行請客吃喝之風,以致府庫空虛,庫存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十萬,官兵俸祿亦積至一萬五千。他發現后,大為吃驚,說:“剝削民膏血,以邀虛譽,吾不忍為。”正值朝廷下詔禁止請客吃喝。他奉行尤嚴。僚屬中有人擔心由此引起誹謗,他毫不猶豫,堅決杜絕這股不正之風。不數月,該郡財經情況好轉,補解諸司十七萬緡,而用粗足;官兵俸祿亦以次支給。《江西通志》對他的治績評價甚高,說他“治獄仁恕,懲惡黨纂嚴,奸盜為之屏跡。”

  楊權

  字正夫(?—1240年),宋代盱江(今撫河建昌)人。聞張真牧有道行,往從之。真牧  以九返之木,臨別囑咐:“逢以負行,至泥則止”。慶元元年(1195年),他坐船到九江泥沱咀,始悟便臨津結模,日施符水。其時,城中多疫,飲具符水者就有效,遠近百姓都向他求符水。嘉煕四年(1240年)四月,他對教徒說:“吾于教門開化之事略備,爾等勉施(勉勵),吾歸矣!”留下遺言即逝。咸淳中,封通慧字惠真人。

  陳元愷  

  字時舉。鳳翔人。元至正(1341年)間,為江州守。尊學表儒,復狄梁公廟,茸魏文靖廬,崇濂溪周子之墓。士林宗之,稱為損齋先生。

  安 永 

  直隸邯鄲人。明天順(1459—1464年)中,任九江府同知。為官廉慎勤勞,不尚刑威,而人自服。多善政,修甘棠湖堤,以防旱災;建思賢橋,以便來往。在任六年,卒于官。

  童 潮

  浙江慈溪人。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進士。宏治初,任九江知府。他為人勤、仁、恕,濟以文學。九江原無府志,他開始輯修第一部《九江府志》。

  高友磯 

  字肅政。淅江樂清人。明宏治三年(1490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出知九江府。他持身謙謹,決事嚴明,不輕斂一錢,而亦無妄興之役,整綱率屬,通商惠工,治為十三郡之最,官至南京尚書。

  鐘 卿  

  廣東東莞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進士。任九江知府七年,多善政,以清操自持。臘月離任,猶穿夏季葛衣,僅得夫人私藏八百文束裝。他在任時,擬筑南門湖新壩,以固地勢,因經費無措而未施工。后任山西布政史,送千金為九江筑壩。他家居甚貧,九江同僚潘季馴,后巡撫粵東郡,有一鹽池,便把經營鹽池的文書贈給他,諸子喜出望外,他接過文書順手放到火里燒了。諸子愕然,說:“不欲為兒孫救窮耶?”他說:“通城之利專之,何若投之火,當為汝等開生路也。”

  梁尚忠 

  福建省晉江縣人。明萬歷五年(1577年),任瑞縣知縣。當時,該縣北面四十里左右的金城鄉一圖(今碼頭鎮),負大江,面赤湖,春夏水漲,江湖匯合,即泛濫成災,百姓多逃亡他鄉。他一到任,就親往察看,決定動工筑堤。于是,測量地形,酌工定役,上自土咀,下至火爐山,編號分址,集金城鄉兩圖(今碼頭、流莊、武蛟等鄉)民工,各分十八寨,每寨各筑一區,發官糧一百八十擔,并捐俸以補不足。經一年竣工,筑起寬1丈、高1丈、長388丈的長堤,保住萬畝良田穩收,百姓安居樂業。后人嘉其功,起名梁公堤。

  宋純仁 

  字濂川。南直隸長湖人。舉人。明萬歷初,任九江同知。有治才。筑桑落洲堤八千四百余丈。浚殷家灘,疏通積水。九江衛屯田,積久生弊,他稽故核存,考區定籍,屯政一清。建澄江樓于城之東隅,俯瞰長江,蓄銳士以警夜。鑿四口義井,供居民汲水,以資政行,民大稱便。

  吳 秀 

  明朝郡守八名臣之一。字越賢。淅江烏程籍南直隸吳江人。隆慶五年(1571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萬歷年間出任九江知府。抵郡后,深入民間,體察民情,為民解困。某日出訪,遇一少婦在路旁啼哭,問明是一“貧生之妻,新寡”,深感同情,親往吊唁,并捐資幫助辦理喪事。其時,九江城南甚為偏僻,盜賊多出沒其間,便開辟南熏門,遷移百姓前往居住,使盜賊無藏身之地。又在城之東南建甘棠湖閘,調節水位,開浚河道,使商船暢通。并挖深老鸛塘,便于來往船只停泊。城西通瑞昌,因一河之隔,交通阻塞,他即造舟架起浮橋,使行人稱便。他治郡多所建樹,政績顯著。

  邢有忭 

  山東昌邑人。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知九江府事。風度偉然,操持峻潔。民執市中布為所失盜贓訟,系之獄,株連多死者。有忭驗布,廣狹不類,盡出之,人服其明。有訟盜牛者,牛大小毛色相同,無法分辨。有忭辨齒不同,而歸其主。不久,真盜發覺,獲原牛,訟者愧誨請罪。

  達觀

  明代僧人,世稱紫陽大師,原籍江蘇吳江。可百年間,云游四方,到廬山、經歸宗寺,見廟宇敗落,盤桓嘆息;又見智常所植松樹干枯,便以“咒石作膚”,砌欄澆水,使松樹死而復生,還在歸宗寺建藏經閣,貯神宗所賜經春及護救,辟通往至簾泉山路。當他得知憨山大師流散雷州,嘆息道:“法門無人矣!”又聞南康知府吳寶參因礦稅案遭誣陷而被逮捕時,又嘆息:“閹人橫行至此,世道不可為矣!”于是啟程去京,發誓道:“海印(憨山)不歸,我為法一大貢,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貢;傳燈錄不續,我慧命一大貢!”后因妖發案入獄,坐而逝也。

  江殷道 

  字九同。湖北漢陽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進士。康熙九年(1670年)任九江知府。剛到任,適逢荒年,四鄉饑民甚多,即捐俸祿設粥廠,支鍋煮粥,救濟災民。但杯水車薪,難飽眾人饑餓之腹,便帶著厥根、糠粑,面謁上官,泣請放糧救濟災民。獲準后,動用庫存公帑二萬二千余貫,倉谷七千四百余石,使大批饑民幸免于死。又詳請九南衛屯田銀四千七崐百余兩,修學宮,輯郡志,筑李堤,加固城墻,建陶白祠,百廢俱舉。當地百姓,為他立碑,以志其事。

  朱 儼  

  字恒齋 ,清代順天大興人。蔭生。任九江知府。到任,即拒賄賂,革陋例,捐俸修理學宮,修葺濂溪書院,改創公署。以盜案被牽連而獲罪,將被撤職。士庶合詞乞留,得復任。旋值歲饑,請米賑濟,百姓賴以生存。他為官清廉慈惠,深識大體。在九江二十三年,以老病罷。及卒,無錢運回靈柩,士民痛哭為之助。

  方 體 

  字道坤,一字茶山。 安徽績溪人。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進士,由刑部郎中出知九江府。他個性廉介,地方之事,知無不為。郡城為文報沖途,出南關十里至通遠,驛中多澗河,舊設浮橋,橋梁往往被水浸壞,他提出以石代木,不日建成,往來者稱便。 他精深經術, 課之以澄心希古、篤于學問為主,每都試(考試)衡(衡量)文,親第甲乙,或呼諸生至案前,指說優劣,所評無不公,以是仕林響風,文學蒸蒸丕變。他曾官刑部,練習刑名,判案明速,有疑獄必予平反,豪猾皆懾伏。《江西通志》說他“在任十余年,政平頌理。”官至湖北按察使。著有《儀禮今古文考證》、《儀禮古文考誤》、《綠雨山房詩文集》。

  熊十力

  (1889-1968)    現代學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湖北黃岡縣人。1906年2月參加同盟會。1907年隨家遷至德安縣烏石門蘆塘坂。1911年參加武昌起義,后任湖北軍政府參事。1919年入南京支那內學院研究佛學,融會儒釋思想,發揮《周易》、宋明理學和佛教法相唯識之學,提出新唯識論。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新唯識論,用新觀點講佛學,深受學生和社會名流歡迎。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勉仁書院和復性書院講學。解放后,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論學語錄》、《佛學名相崐通釋》、《體用論》《明心篇》、《原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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