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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工作回憶

發布日期:2010-11-25 17:18:00 信息來源: 字號:[ ]

  李文漢

  南下來九江前的情況

  1948年經過遼沈、淮海、平津戰役,全國解放形勢迅速發展,國民黨反動政權全面崩潰,全國大中城市自北向南相繼解放。為避免已解放的城市在短時出現真空,遭敵人破壞,也為了安撫民眾,城市的接管工作,一時成了我黨的急迫任務。

  我們是由陳正人、范式人為首組成的南下干部第2大隊,隊員由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市4個中隊組成。到達天津后又有部分河北的同志擴充進來,共計千人左右。人數最多的是大連隊,約計七百余人,哈爾濱一百五十多人,長春市一百零五人,沈陽市較少只幾十人。我們都是自49年開始,分別由各地集中培訓專學城市管理工作的。

  長春隊成員是48年下半年被政審考試選定的“長春青年干部學校”的預備學員,部分同志在開學前參與辦校籌備工作,自49年元月正式入校學習,其中除個別保送學員外,其余絕大多數為市內的初、高中在校學生。參與南下的一百多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于49年4月27日由校長葉飛同志帶隊從長春坐專列南下于4月28日抵達沈陽。經半天休整后繼續南下于同月29日趕到天津市,歡度“五一”。原計劃我們是分配在“京”、“津”工作,因形勢發展需要,便停下等待新的命令。同志們在天津聽取了劉少奇同志的重要報告。我當時是長春中隊財務主管,自長春出發前就會同孫惠民同志從長春市政府領取了全隊的行軍經費(有金條、銀圓、東北幣)背著一個大皮箱,跟隨首長一路活動的。在天津近兩周時間我因有繁瑣的銀圓紙幣的兌換工作,放棄了不少外出逛景的機會。

  5月中旬,上級緊急動員大家“輕裝”,一個人的行裝一律不得超過12公斤,作渡江南下準備。15日從天津出發直達徐州,因時間急,客車調配不上,除少數同志坐硬席車外,絕大部分同志只能乘“悶罐”車前進。在解放的大好形勢下,同志們急切奮進的豪邁心情壓倒一切!

  那時前方形勢,二野四兵團13軍部分師團早在4月21日午夜擊潰了馬當、彭澤江西敵艦,于22日拂曉就解放了彭澤縣城。4月28日,二野五兵團18軍54師某團又解放了湖口縣城。相繼于5月12日、17日該兵團又解放了都昌縣城和九江市區。我們均在5月15日到達徐州,因前進時間緊迫,我們只能在火車站軌道線上少許休息。蔣軍潰敗中,在徐州留下不少特務,且很囂張,就在我們停留約兩個小時之間,便就地抓獲了現行特務6人,正當一個匪特在遲疑向我首長葉飛同志行刺時,及時被我警衛抓住。(當時我們大都穿著黃色新干部服,校長葉飛則身著灰式干部服,風塵仆仆,特務見他體形較胖,戴著眼鏡,猜測他不是首長就是伙夫)為避開敵特干擾我行軍速度,奉命緊急離開徐州直下蚌埠,到蚌埠休整約半天時間。領導為緩解同志們自東北南下一路吃干糧,部分同志的身體不適(不少同志嘴唇干裂,頭上長皰,身上長癤子,大便干結),在車站就地架起行軍大鍋煮面,在大家抱著如久旱逢雨的心情等待吃一頓“軟食美味”時,忽然接到大隊渡江的命令,原來是5月17日“江西九江市勝利解放”的“號外”催促我們前進。一時興奮的心情把“軟食美味”甩到九霄云外,大家冒著細雨,爬上運煤火車速奔浦口,乘火車輪渡過江,直達南京下關。(幾大行軍鍋的面條,只好臨時動員附近的百姓用臉盆水桶裝走。)那時南京早在4月22日解放,我們已遲到二十多天,部分上級領導已先后到達,在等待我們的到來。我們達南京第二天,四野十五兵團43軍156師解放了江西瑞昌縣城。5月22日,該兵團43軍128師又解放永修縣城。解放形勢的發展催促我們在南京不能多停留,我們僅匆匆觀看了蔣介石“老巢”——那座不今不古的偽“總統府”,瞻仰了中山陵,參觀了明孝陵等處。之后,便于5月23日,乘坐從蔣軍繳獲的“中111號”登陸艇溯江而上直奔九江,同船的除陳正人、范式人外,還有邵式平、方志純、陳奇涵、楊國夫等領導同志。當時蔣介石空軍殘部尚在浙江大陳島一帶,不時對我們的長江船只進行空襲,為此我們所乘的“登陸艇”只得在陰雨天行駛,天稍放晴便停船隱蔽,人員上岸與敵人周旋前進。當時那艘“登陸艇”是在乘載著那么多久經戰場的高級干部和數千里相聚而成的一批革命同志英勇向前的。

  1949年5月28日我們勝利到達九江市。

  走向新崗位

  南下途中,我被任隊部會計,緊跟在校長楊飛同志身邊,在中隊秘書孫惠民同志直接領導下,專心致志地攜帶著全隊行軍經費,興奮奔向南方。

  49年5月下旬到達九江,開始隨楊飛校長留在軍管會工作,改任文書收發工作,辦公室設在首長樓下一間小房,外來會見首長的人,必須經我這聯系登記。

  一天上午,郵電局機要干部給軍管會送來一大包文件,我統一簽收后,正忙于按機密等級逐件分類登記。當時我用的是長桿沾水筆,在聚精會神登記中,下意識地用筆去沾墨水,忽覺空無所及,隨即抬頭,見一個年長同志毫不介意地把墨水瓶拿在手中,用自來水筆汲墨汁。毫無精神準備的我一時沖動,嚴肅站起來問他單位姓名,責其登記。見他反不以為然,還看了我手中文件登記簿,說聲“小同志寫的蠻清爽的嘛”,并說我是來找“老白”的,不必登記了,轉身向樓梯處走去。當我聽到他稱“老白”時,方靈感一動,意識到他的來頭不小,正尷尬無措,要向他表示歉意時,他已走到樓梯中間了。我懊悔地坐下來內疚自己懵懂,心中很不自在,忽又聽到門邊輕微的嗤笑聲,當我凝視那人時,他又很快把頭偏在一邊,說我是在這等首長的,我已明白他正是方才那位首長的警衛員。我心里又是一陣難堪,怎么外邊來人都沒查覺呢?由此我方打起精神,恢復到全面警覺狀態,直到那位首長的離去。

  晚上召開干部會,宣布我被分到軍管會軍政接管處工作,原來上午來的那位營長是來選干部的,他就是我的新首長,軍政接管處處長馮安國同志。

  險境中工作

  自到軍政接管處工作后,有了身臨前哨之感,每天工作是了解社情,走訪民眾,宣傳我黨政策,進而接管政府、法院、監獄、審留舊職人員,收繳槍械,安定市場秩序,遣返過境戰俘,工作千頭萬緒。通過對社情的了解,增加了對當時九江政治復雜的警覺感。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九江有美孚、德士古等外商企業,有日本、英國等領事館駐地洋街。教育界的幾所主要中學,醫務界的主要醫院都是美國、法國人創辦。宗教界有法屬天主教派的兩處大教堂和修道院仁慈堂,有美屬基督教派的衛理公會、圣公會、安息日會、美以美會等多處禮拜堂。社會上還有販毒吸毒、流氓、暗娼等消極勢力。更加嚴峻的是,國民黨逃跑后,潛伏下不少敵特分子,他們經常破壞市區電話通訊設施,造謠惑眾搞反動宣傳,社會形勢的啟示使我在較短的時間里,思想逐漸成熟,青年稚氣不斷減少,斗爭睿智日益增強。

  讓我記憶尤深的是遣返偽戰俘工作。當時每當長江大輪到九江,常有國民黨偽戰俘經過,并有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當時就是擔當遣返工作的。長江大輪來到,敵機臨江轟炸,就是我和兄長般的劉毓明同志臨危上陣的時候。在那當兒我倆既要躲避敵機掃射,又要控制戰俘騷動,發給過境遣返生活費。在那種情況之下,長江大船到,敵人飛機到,我和劉毓明兩人必到,我們是在飛機的轟炸下進行工作的。每次無論中午還是晚上,直到大船啟航開去,我倆才能離開江岸,回到單位吃飯。此外,我還有個特殊任務,就是統計敵機轟炸九江后人員傷亡情況。一次,我在市內給居民開征軍鞋、發小米的會議,敵機忽從東面空中出現,我緊急順街巷朝南疏散開會群眾,我們剛離開會址,炸彈落下,一聲巨響,飛沙走石,煙塵沖天。待把群眾疏散完后,我還得返回被炸處了解市民傷亡情況,正是那一次一幕凄慘的景象,印在我眼里。那是一個頸上掛著木托盤賣香煙的中年婦女,被敵機炸飛的木棍穿插腹中,仰站著滴血。那一慘狀,我至今難忘。就在這種工作崗位上,我覺自己在成熟了,有了革命的睿智。

  兩次抓土匪

  第一次抓土匪,那時軍政接管處還暫駐在江邊偽國民黨所謂的新生活俱樂部舊址。一天下午已在開會,突然接到報告有土匪在大中路新華浴池處活動。我們的處長馮安國同志當即交我一把手槍,命我把人抓來拘留,我匆忙中沖下樓去,并沒想到還要帶戰士同去的事,便只身隨著報案人員趕向發案地段。正當我尋找敵人的目標時,突然,一聲槍響,我前面墻角被敵人子彈打掉一個缺口,這時,我才發現,一個穿黑色便裝的中年男子竄入巷子深處。這突然一驚,激起我萬丈怒火,我當即蹲下身子向前追趕,當我轉過一個巷子時,見那土匪突然從左邊巷口竄出,拼命向前奔跑。我立即朝他開了一槍,只見他朝地下一倒,我放慢腳步,想穩住激烈的心跳和顫動的手,捉拿他時,他忽地回擊一槍就地一滾,又竄入巷子逃跑了。我警覺到敵人的狡滑可惡和自己的單純,想放棄目標不追又不甘心,我盡力平穩自己的情緒,穿巷尋人。當我走出延支山巷,到大中路人行路南側時,突然又見那人跛著腿從塔嶺北路出來向南邊跑去,我便抄近路,從能仁寺后邊的塔嶺南路阻攔,給他個冷不防。但等我跑到預定地點時,他還是搶前沖過路口滾入了當時活水醫院的后邊土堰溝里,我立即趕到土堰外朝里鳴槍數響,不見動靜,等我翻堰過溝時,敵人早已遠逃,我只好拍拍身上的泥土,懊惱地回到單位。當走到江邊時,只見我們的處長正站在門口焦躁的等我,見到我那狼狽相,破口大罵我的幼稚無知,怪我一人獨來,不帶戰士,扣上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我一時忘記了理智、禮節,把槍甩了給他,跑進宿舍哭了起來,同志們通知吃晚飯也不去吃,便極為疲勞委屈地睡著了。當晚處長的通訊員把我叫醒,說首長找我談話,我忐忑不安地進入處長辦公室,不知所措,只聽首長大聲叫我名字,嚴厲問我今天是怎么執行命令,如何匯報工作的。我想只有低頭檢討,向前走了半步。沒等我開口,首長命我坐在他辦公桌邊的長木椅上,繼而又輕聲體貼地責怪我,身為干部,要有頭腦,不帶戰士單身去抓土匪的危險性,也同時責怪他自己向我交待任務不細,和隨后為我擔心的道理,親自給我倒了一杯水。最后,給我新的命令——“吃晚飯”。一時,我不由熱淚盈眶,體會到領導的嚴厲和親切關懷,我委屈的氣消了,痛快地洗了個澡,輕松地睡了一夜。

  第二次抓土匪時,我是吃過一塹的了。記得那一次我和楊逢春同志倆人穿著便裝,頭戴大沿草帽,穿行在九江居民區梅綻坡巷子中,碰巧發現在一個居民家的廳堂中,有兩個身穿三野軍裝,左右雙肩背木匣子駁殼槍的軍人野蠻地催收銀元。見他們對群眾的兇態,覺得事情蹊蹺,為了穩妥,我轉到西門口用電話將情況向軍管會作了匯報。得到的回答是,立即查問,設法拘留,理由是,壞人不能放過,如是我軍也屬違反紀律。我通完話回頭與楊逢春同志商量抓人方法,見當時他們所處民房不便前后包抄,又怕驚跑他們,一直等待時機,緊盯不放,直到他們轉到一家獨居民房兩側通巷道的地方。我從環城路找來63大隊治安巡邏小隊4人,迅速將民房圍住。接著,我氣壯地進入民房內查問那倆軍人來歷,他們見我是個穿便裝的青年,毫不在乎,擺開架勢,把雙槍掏出,擺放在桌上,從身上拿出蓋有安徽省警備司令部大印證明信件。我這時真心地盯著他的槍,假意查看他的證明,我以看不清文件為由向桌前靠近,冷不防搶過那四把槍,抽身轉向門邊之際,門外巡邏班長猛然沖進房中,用沖鋒槍對準他們大吼一聲,舉手投降,剎那,后邊三個戰士上前將兩個假軍人倒背捆綁,押送到公安局去了。

  晚上,首長表揚我們有警覺、有請示、有策略、有協作十二個字,并對我說:這是過去教訓中得來的成功,以調笑又親切口吻肯定了我的進步。我明白,首長語重心長。

  深夜擒“惡鬼”

  為了整頓社會環境,安定社會秩序,深秋時節,政府要求將市面上的孤殘人員和乞丐收容集中過冬,組織生產自救。這時的軍政接管處已轉變成地方政府,我們的首長馮安國同志已是九江市市長,我當時為民政科干事,這一任務落在我肩上。孤殘教養所準備設在市郊,當時選擇了原國民黨已荒廢的偽傷病員教養所舊址。地處市郊山川嶺東南下坡亂墳山邊,是個不通電話、不通電燈,靠吃井水的地方。那個地方只有四棟大空房,所謂院門只是兩邊磚砌門柱,橫懸一塊大門牌。大門中間有一條寬土路,四周沒有圍墻。我當年已滿19歲,就開始在這個小小單位獨擋一面工作了。

  環境雖差,事在人為,我把側面前排兩棟大房分男女人員一前一后,裝成對面雙排統鋪宿舍。第三棟做勞動自救生產活動室,后面朝大門一棟做庫房、廚房和飯廳;頂頭橫隔兩小間,前做辦公室,后做干部住房。經過整頓,倒也出現新的氣象。

  收容所除我外,招用了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媽媽為會計出納,另一位中年農民為管理員,我們共四人,就把工作開展起來。

  由于我黨在社會上各項政策的感召,民眾中流傳出“共產黨愛窮人”的輿論,市面乞討人員和社會孤殘在很短時間便收容200多人,經過緊張的運柴糧,編排分類收容對象,組織教養內容,總算有了工作頭緒。就在這一階段,我卻忽視了對眾多收容人員的政治審查,當時住在收容所的只有我和那位中年農民,由于環境特殊,我在此期間,從來是和衣而睡。

  一個月色朦朧的深夜,我在沉睡中被外面急切的擊門聲驚醒,翻身起來聽到人群騷動,呼喊“鬧鬼了!鬧鬼了”。我隨即操槍在手,子彈上膛,打醒同睡伙伴。當他驚醒聽到外面呼喊,顫抖著去點馬燈時,我一掌打掉他手中燈,甩給他一把日本大軍刀,命他隨我沖出屋外。我沖到前屋辦公室,將門猛力朝里拉開,推門人不防摔倒在地,我朝外鳴放一槍,聲震郊野,眾人頓時安靜下來。我就順墻轉到房后,同伴跟在身后哭叫著甩掉了軍刀,我拉他直奔下坡亂墳山里,伏身隱蔽,監視上坡情況,并向同伴說明打掉馬燈是怕暴露室內情況的道理,他諒解了我的粗暴。忽然右南墳頭一黑影向下坡靠近,我隨即瞄準一槍,一聲狗的慘叫,方知是亂墳山野狗喪命。我們伏在墳山直到天色發白,才帶著一身夜露半濕的衣褲向辦公室走去,到門前正看到墻邊木柱上插著同伴的那口日偽大軍刀。眾多從宿舍跑出來躲在飯廳和勞動車間的孤殘人員,見我出現在面前,哭訴著深夜的驚恐。天漸大白,我們走到男性孤殘人員宿舍,見房屋兩側的通鋪上,過道的地面上,有許多土塊和雜草根藤雜亂不堪,眾人七嘴八舌說夜里有鬼從窗外向里丟土的恐懼情況。一個叫胡春的跛腿青年在翻著眼珠,做著怪狀,忽哭忽叫,有人說他被鬼打了。幾個昏庸孤老跪在地下嗑頭禱告,我氣憤已極對著窗外轟的一聲槍響,似乎給人和鬼、白天和黑夜劃了一個界線。我把那裝鬼的胡春捆到房廳隔離起來,組織大家打掃房舍,集合開會,安定人心,清理人數吃早飯時,發現跑掉了20多個外地游丐。我換過衣服到市里向組織作了事件匯報后,從速回到收容所,給收容人員開會做宣傳工作,穩定情緒,防止他們離散。好在那些孤殘人員大部分是舊社會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者,是在破廟陋巷中過慣了的,對鬼神的畏懼感不同于常人,因此,很快地被穩住了。

  當天晚上,市政府派來了十多個同志攜帶長槍短槍,在房舍周圍警戒,觀察敵情。我和一位同志提著馬燈重點查看男宿舍。夜里,事先放回原處的那個叫胡春的青年忽又作起怪來,記得當時與我一同查鋪的佟大福同志不知他竟暗中準備了一口大鋼針,猛然上前攥住他的鼻子就是一針,把鼻梁橫著穿通,呀的一聲,胡春平靜下來,眼不翻了、手也不抖了,哭著叫饒命,搞得眾人哭笑不得。以邪治邪,這一荒唐的動作,把“鬼”鎮住了,也教育了部分迷信的人。

  事后的第七天清早,市公安局,在市西郊叫濠溝壩的地方,將策劃鬧鬼的敵人逮捕了。原來他們是企圖攪散被收容人員,轟搶糧食,殺害南下干部,奪走槍支,搞垮政府新成立的孤殘教養所。

  壞事變成好事,通過現實政治教育,被收容人員更聽從管教。隨著冬季發給御寒棉衣棉被,他們衷心感激共產黨、感激人民政府。他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共產黨,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作者系原九江市財政局局長、離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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