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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九江人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民主運動

發布日期:2016-05-26 16:09:00 信息來源: 字號:[ ]

  第一節內戰爆發民不聊生

  一、物價猛漲城鄉經濟破產

  蔣介石發動內戰,在軍事上遭到嚴重失敗的同時,經濟和政治也陷入嚴重危機,把國統區人民推向更加深重的災難之中。首先是物價飛漲。從抗日戰爭前夕到日本投降,物價上漲1800倍。到1947年7月,則上漲6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到1947年只能買到三分之一盒火柴。其次是大批工商業倒閉。據不完全統計,1946年下半年的五個月中,僅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二十多個城市,倒閉工廠4050家,1947年的開工率僅為正常年份的20%。再就是農村經濟面臨破產。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宣稱1946年免田賦一年,但到這年6月就宣布恢復田賦征實,而且所征賦稅成倍增加。戰前每畝田賦連同各種附稅在內折合米價為一斗至一斗五升,戰后從六斗飆升到九斗五升。農村苛捐雜稅繁多,在浙江農民買一頭牛竟要上七道稅。蔣介石為了內戰需要,實行強制性征兵制度,1946年征兵50萬,1947年增加到150萬。強征民工更是無法計算,使農村勞動力不斷減少和大批逃跑。農村自然災害也很嚴重,1946年災區遍及19個省,災民一億人。由于以上原因,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業生產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急劇下降。1947年農產品總產量僅為抗戰前的60%。工農業凋蔽,物價高漲使勞苦大眾掙扎在死亡線上。1946年下半年僅北平、南京、上海三地,失業和無業的人達260萬,1946年各地餓死人數達1000萬之多。

  九江人民也像其他國統區人民一樣,忍受國民黨的殘酷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處在民不聊生的境地。1949年4月14日《申報》以《九江在死角上掙扎》為題載文說:“九江,現在是成死角上的一個衰落市場,差不多兩年前,河岸與街巷里往來如織的過路客擁擠的情形,今天在九江市面上,很難看到。相反的奔跑在街頭巷尾的人們,都皺著眉毛,懼怕以后的歲月,不知將來怎樣挨過去。所以,九江是在死角上掙扎。”“現在,這兒的大行業,如瓷器、糧食、……外銷市場,由于整個金融界不景氣的關系,走向下坡,尤其在徐淮會戰以后,安慶戰起,最近的一個階段里,更是爬上了死角尖上。”

  1948年,修水縣幾項重要商品價格3月比2月上漲率分別為:糧食上漲300%,衣料上漲160%,黃金上漲200%,雜項上漲278%。瑞昌1947年2月份每百斤大米價格為法幣8萬元,到11月漲到90萬元,7個月飛漲10倍。1945年底,一元一張的法幣尚可在市面上流動,到1949年,千元以下的單張鈔票變成廢紙。于是發行金圓券,一塊錢兌換300萬法幣,可金圓券發行不久照樣大貶值。做買賣的不是一張張數錢,而是將錢捆好貼上“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的聲明。國民黨的紙幣信譽掃地。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甚至一天漲數次,引起人心浮動,城鄉搶購風潮此起彼伏,百姓苦不堪言。

  國民黨當局為了挽救經濟危機,拼命增加賦稅,稅賦之重曠古未有。尤其是強加在農民頭上的田賦征實和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壓得農民透不過氣來。瑞昌縣一些地方農民租種田地的收入,要用50%交租,30%交納各種捐稅,自己只能留下20%。農民養一頭豬幾乎化一半繳稅。瑞昌1947年3月征收一次性牌照稅,每個高達14萬元,1948年僅上繳的稅捐和屠宰稅達3580萬元。由于賦稅多、稅率高,修水三都黎明村有106人因交不出稅而坐牢。

  國民黨強制征兵派差,農村青壯年大量逃亡流離。加上水旱災害的侵襲,土匪為患,造成農村田園荒蕪,廣大勞苦農民終年勞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完全失去再生產能力,導致農業生產力逐年下降。瑞昌縣1947年稻谷總產只有823.4萬斤,按全縣人口11.2萬人計算,人均稻谷僅有73.6斤,不足兩個月口糧。廣大農民掙扎在死亡的邊緣。

  國民黨政治上嚴重壓迫,經濟上殘酷剝削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怒火,他們為求生存求解放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斗爭。

  二、抗丁抗糧抗差抗稅席卷城鄉

  抽派壯丁是國民黨政府摧殘壓迫人民群眾的手段之一。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反共,大抓勞動人民子弟為其賣命,同時借征兵名義濫收“特捐”和“壯丁費”,大發橫財。九江《型報》載:“九江市縣在1948年1年,除征收本年度壯丁5000名外,還提前征了1949年度正額壯丁2000名。一次下令就要征收‘特捐’500億元。壯丁和‘特捐’象大災大難一樣,卡壓在人民頭上。壯丁被抓去,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變成炮灰,十有八九不能活著回來。家中老幼無依無靠,饑寒交迫。窮人交不出‘特捐’和‘壯丁費’,只有賣兒賣女,傾家蕩產,妻離子散。”沉重的內戰負擔,壓得九江人民抬不起頭來。人們對反動政府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實在是忍無可忍,紛紛起來反抗和斗爭。

  人們不愿為國民黨政府賣命,抽壯丁設法躲避和逃跑。1948年上半年,九江縣黃沙洞的黃敬武抽壯丁中簽后,一咬牙將自己右手食指砍掉,不去給國民黨反動派當炮灰;武寧縣箬溪西路農民王廷來因鄉長抓他去當兵,用刀砍掉自己五個指頭。九江縣大栗坪很多農民聽說抓兵,連夜逃往外地長期不回。有的即使被抓去,在路途或到達驗收地點又逃跑。1948年九江縣征新兵5000名,送到省時只剩下100多人,1946年至1948年,歷年壯丁缺額達五六千之多。

  抓壯丁是國民黨瑞昌縣政府的一大苛政。國民黨反動派對待壯丁如同囚犯,隨意搜身打罵,捆綁關押,使他們喪失人身自由。承辦兵役的官吏勾結鄉鎮保長,借抓壯丁之機敲詐勒索,魚肉百姓,致使買賣壯丁成風,害得窮苦人家傾家蕩產。反動政府制定的“壯丁抽簽”辦法貌似公正,其實是愚弄百姓,大權完全操縱在鄉鎮保長手中。他們憑借權力對富豪子弟隱漏不報,對勞動人民子弟不論中簽與否,都可派警丁抓捕。因此逃丁成為抗丁斗爭的主要手段。每次征兵令下,群眾如大禍臨頭,青壯年聞風而逃,被抓青年有的寧愿終生殘廢,也不當兵賣命。群眾還利用國民黨《征兵條例》中的一些條文,與反動派進行斗爭。1947年8月,瑞昌碼頭鎮第一保長張肇甫依仗權勢強抓一名未到應征年齡的青年當壯丁,以頂替自己的親屬。青年的父親魏茂名抓住《征兵條例》中有關“未到年齡男丁應緩征”的規定,到縣參議會請愿,控告保長“恃強凌弱,舞弊兵役”。縣參議會為平息民憤,撈取一點“代表民意”的政治資本,只得致函縣政府將他兒子放回。1947年和1948年,瑞昌記錄的此類事件就有五起。即使抓了壯丁,入營以后逃跑的也比比皆是。1947年江西省參議會在《全省兵役舞弊調查匯報》中公開承認:“新兵入營后逃跑率約占7%”。其實官方數字是大打折扣的。新兵逃亡嚴重,瓦解了反動軍隊士氣,引起國民黨上層機關震動。1948年9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緊急電令瑞昌縣長吳耀廷:“因剿匪部隊需兵甚急,該縣上年及本年欠額必須限期交清。”充分反映了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對兵員枯竭的恐慌不安和焦慮心情。

  1945年10月5日,修水縣白嶺東皋保長冷崇生帶人到冷清望家抓他弟弟當兵,冷清望責問保長為什么要抓丁打內戰,保長不問情由用鐵棍將冷清望打傷。冷清望忍無可忍對準保長就是幾扁擔,并一刀結果了保長性命,帶領母親、弟弟遠逃他鄉,到解放后才返回。1948年1月,南潯師管區駐修水接兵站虐待壯丁,將官塅壯丁朱其庚毒打致死,企圖拋尸滅跡。消息傳出后,縣城群眾被師管區一貫慘無人道,強迫壯丁過非人生活的暴行激怒,聚集千余人到縣城抗議,要求查辦兇手。近郊農民聞訊趕到縣城助威,國民黨縣長陳維德見眾怒難犯嚇得跳墻而逃。從此群眾抗議征兵呼聲愈烈,怨聲載道。1948年和1949年,修水縣因群眾反抗沒有完成征兵名額,前后兩任縣長王澤民、吳懋松都受到國民黨省政府記過處分。

  在抗丁的同時,抗糧、抗差斗爭也在農村普遍發生。武寧打鄉丁,打糧差的事件到處出現。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逼近長江,國民黨反動派面臨末日心急火燎,到處抓夫派差搶修江防和城防工事。瑞昌縣碼頭鎮的漁民和船民在封江停船斷絕生活來源的艱難日子里,為了躲避修筑工事,白天躲藏在苗母山和荒野,夜間回來偷偷捕魚網蝦借以糊口。修建瑞昌縣城城防工事,群眾不怕敵人恫嚇,或逃跑躲避,或消極怠工,使城防工事半途而廢。

  橫征苛捐雜稅,強逼地租,是國民黨政府壓榨人民群眾又一重要手段,其名目之繁多,負擔之沉重,曠古未有,駭人聽聞。有民謠說道:“顧得肚皮難交稅,交得稅來餓肚皮”,“鐮刀掛上墻,柜里盡掃光”,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遭受壓榨的悲慘狀況。

  1948年初,九江市區稅務當局發出加征稅收通知,全體市民憤然罷市。商會出面與稅務局長談判,200多商民將商會團團圍住,高呼口號,場面激烈,迫使稅務局長徐廣金當場簽字承諾不增稅,不開新稅目,增稅和開征新稅目要同商會商量。斗爭取得勝利,大長了人們群眾威風。國民黨九江縣政府通令收“抗亂捐”,廣大市民罷市反抗,經商會聯合開明人士與政府交涉,縣長只好同意該捐免收。這次罷市抗稅勝利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不久興中紗廠,映廬水電公司,興華面粉廠和華盛昌等工商企業大戶協調一致,以營業不振為由,申請緩交稅收,實際上達到了抗稅不交的目的。

  瑞昌縣捐稅多達幾十種,商民不得不采取各種辦法抗稅逃稅。據資料記載,1947年由于“營業稅大量逃失”,全縣財政預算無法完成,1948年稅收年度已屆終了,全縣各類所得稅、印花稅、遺產稅、特種營業稅和統礦煙灑稅等征收數字與預算數字還相差甚遠。有些地方的商民群眾利用反動派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巧妙地進行抗稅斗爭。1946年12月,瑞昌縣政府批準碼頭鎮公所以“籌集教育基金”為名,對已交過“國稅”的煙葉每件重征法幣1000元。朱湖、泥灣等村農民與煙商利用九江稅務部門與瑞昌地方政府爭稅的矛盾,聯合向國民黨江西貨物稅九江駐區督導員申訴。12月28日江西省政府令瑞昌縣政府:“煙酒類稅就產地一次征收行銷國內,地方政府不得重征”。迫使縣政府不得不取消額外稅收。

  第二節工潮學潮迭起

  一、九江、修水等地的工人罷工

  九江城鄉人民抗丁、抗糧、抗差、抗稅斗爭與工人罷工、學生運動相結合,形成愛國民主運動滾滾浪潮,猛烈地沖擊著國民黨地方政權反動統治,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

  九江鐵路工人待遇長期極不合理,工資從未及時按月發放,薪餉發來物價已經上漲,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全體工人醞釀已久的罷工,由于生活沒有著落終于爆發,也就是九江鐵路工人阻車請愿事件。1949年1月19日,工人們憤怒地坐在鐵軌上,阻止滿載軍用物資的特別快車開出車站。2月18日,以鐵路局長營私舞弊為導火線,再次爆發聲勢浩大的罷工工潮,工人有組織地向鐵路當局提出三點要求:(1)對鐵路舞弊案必須依法起訴;(2)已答應借支的10000元米貸金,必須迅速發出,并按照16日米價折算;(3)2月份已發和未發的薪餉,以及米貸金共為大米一擔,均應按發放時米價折算,不得分文缺少。

  這次罷工規模空前,國民黨國防部九江辦事處徐副司令親自出面“調停”。工人在兇惡的統治者面前團結一致,斗爭堅決,沒有絲毫恐懼和軟弱,徐副司令雖然費盡口舌,仍被弄得狼狽不堪。罷工斗爭兩天取得勝利。

  1949年4月解放前夕,興中紗廠資本家忙碌地處理機器和財產,準備一腳踢開工人遠走他方。全廠工人識破資本家的陰謀,決定統一行動實行罷工。罷工斗爭以女工為代表向資本家要解散費。開始資本家拒不答應,女工代表在全體工人的支持下,把資本家李群化、朱壽楠、洪吉安等人圍在辦公室,不準他們出來。朱壽楠偷偷溜出硬要工人上工,激起女工憤怒,群起圍住朱壽楠用筒管痛打一頓。罷工堅持一整天,資本家無可奈何被迫答應工人要求,每人給40綻紗、三元錢的解散費。

  修水縣城以工資維持生活的米業工人生活極其困難,紛紛向資方提出工資以實物計算的合理要求。資本家卻說:“共產黨還沒有來,你們就集眾鬧事,當心殺你們的頭!”工人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說,“要殺就殺,反正活不去了!”1947年7月的一天,全城米業工人相約離開米店開始罷工斗爭。國民黨修水縣政府聞訊,密令警察局派人逮捕帥道文等人。工人們不屈服,更加緊密團結,主動湊錢給難友并送上好飯菜。帥道文等人對送飯的家屬說:“請告訴大家,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我們愿意坐穿牢底。”由于工人罷工,市面無米出售,軍糧、民食發生困難。縣城工商、市民、學生各界民眾一致同情和支持米業工人斗爭,呼吁縣政府盡快合理解決工人要求。縣政府怯于社會輿論壓力,終于答應米業工人要求,歷時一個星期的罷工斗爭終于取得勝利。

  二、九江、永修、都昌、武寧等地的學生運動

  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壓迫剝削工人和農民,對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大肆迫害,利用各種反動黨團和特務組織,非法限制和監視他們的言論及行動,禁止談論國家大事,看進步書報,唱進步歌曲,并且任意解聘教員,開除學生。學校的反動派與反動政府同流合污,克扣貪污教師薪金和學生伙食費,多數教員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學生伙食也差到極點。在工人、農民英勇斗爭精神鼓舞下,知識分子也行動起來。

  在九江城區,1948年10月間九江女師師生首先舉行反迫害、反饑餓的罷教、罷課運動,他們召開師生聯合大會,在會上慷慨激昂地控訴慘遭迫害和饑餓的情形,向當局提出三項要求:(1)保證教師的工作;(2)增加教師的工資,并按月發放;(3)改善學生伙食,每餐至少要有一個菜。在女師罷教、罷課的影響下,九江中學,省立高級工業中學也行動起來,三個學校教師共同組成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學生也聯合成立學生聯合會,配合教師的斗爭。師生聯合會多次商討斗爭的目的和要求。罷教、罷課三四天后,反動當局和校方仍置之不理,更激起師生憤怒。教師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組成一個80人的代表團,帶著請愿書到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請愿,公開揭露反動派迫害師生的真面目。斗爭堅持一個星期,終于取得勝利。1949年4月間,全國解放在即,反動政府對愛國師生的迫害變本加厲,省教育廳繼續克扣拖延發放教職員工工資。九江女師,九江中學,省立高級工業中學等校師生再一次展開規模更大的罷教、罷課斗爭。全體教師總辭聘,全體學生提出總退學,師生更加團結,態度更加堅決,使三所學校處于解體狀態。

  永修青年學生掀起“要飯吃、要和平、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高級農業專科職業學校和永修中學兩所中等學校,是永修縣最高學府。反動派為了控制學校,設立訓育處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同時派遣軍事教官借軍事訓練為名鎮壓進步學生。學校禁止學生談論國家大事和集會結社,經常以行為不軌對學生進行迫害,公開打罵或開除學生。校方還貪污學生伙食費,克扣教師工資和學生助學金。所有這些激起了師生憤怒,多次進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斗爭。1947年春,國民黨善后救濟總署發給永修高級農專一批花布、服裝、玉米、面粉等救濟款物。校長賀登云將救濟物資占為己有,引起師生不滿。全體師生罷教罷課,集會游行,喊出“反貪污、反饑餓、反征兵、反內戰、反賣國”的口號。學生們成立清算委員會,清算賀登云貪污公物和迫害進步師生的可恥行徑,責令其交出黑名單。永修高級農專的學潮震動了縣政府和地方封建士紳,他們派遣流氓、惡棍采用威嚇、引誘、挑撥離間等手段,欺騙部分青年學生參加三青團,使轟轟烈烈的學潮被平息。永修中學師學生也因校方克扣救濟物資表示不滿,經與校方交涉無效后,180名師生舉行罷課,迫使校方發放部分物資。1948年春,永修高級農專一名學生因病無錢治療死亡,校方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于是高級農專高農學生開展第二次“反貪污、反饑餓、反壓迫”的斗爭。學生用學生自治會的合法名義出墻報、黑板報,畫漫畫,印發張貼傳單,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反動政府;在校內再次清算賀登云的貪污行為和迫害學生的罪行,軍事教官和訓育主任被學生揪斗而逃跑。在強大的壓力下,賀登云被撤換,學潮取得勝利。在永修高級農專和永修縣中學學潮的影響下,全縣不少小學高、中年級的學生也相繼罷課。

  都昌學生反對國民黨軍隊抓丁派兵。1946年下半年國民黨當局因反共需要派兵到都昌抓壯丁。具有愛國主義熱情的都昌中學學生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發動內戰極為憤怒。一天,都昌縣中一群學生去南山,途中碰到一個抓壯丁的國民黨兵,學生出于義憤將這個國民黨兵痛打一頓,打得他狼狽不堪,涉水逃命。當晚國民黨軍隊包圍學校,在校門口架起機槍禁止通行,逐室搜捕學生。學生們團結起來集中在一個教室里,拿著把木柴和石塊,怒目注視敵人的行動。國民黨兵抓走三名沒來得及集中的學生。學生們怒不可遏,沖涌出來,準備打到國民黨軍駐地周家祠堂。國民黨縣長和校長怕事情鬧大對自己不利,在中途阻止學生前進,并向學生保證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天三名被捕學生被釋放。

  在武寧,學生開展“反獨裁、要民主”斗爭。1947年到1948年間,武寧師范學校,協和中學和振風中學反獨裁、反壓迫、反饑餓、要民主的斗爭不斷發生。1947年11月間,振風中學發生學生圍毆縣長吳孝先的學潮,參加的還有武寧師范學校和武寧中學學生,數千學生把縣長公寓圍得水泄不通,將吳孝先的老婆打傷。吳孝先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與學生談判。學生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由吳親自釋放非法關禁的田飛龍老師(振風中學教員);二是放爆竹賠禮;三是對同學不能有任何處分。在學生斗爭的壓力面前,吳孝先被迫接受。學生們在爆竹聲中勝利返校。1947年秋,武寧協和中學學生痛打大惡霸周兆祥。周兆祥強占協和中學球場作曬谷場,學生要求周兆祥交還球場。周兆祥依仗自己是縣參議員,不僅不交出球場,竟采取粗暴野蠻手段壓服學生,進一步激起學生憤怒。全校100多名學生沖到周兆祥住宅將玻璃窗打得粉碎,并打傷周的老婆。周兆祥報告縣政府,縣政府派教育科長去協和中學調查處理。教育科長只聽周兆祥一面之詞,不聽取學校方面意見,當晚在協和中學召開處理所謂鬧事學生大會,強迫學生向周兆祥賠禮和賠償損失。學生們聽到這些無理要求,更加激憤,一致高呼:“教育科長滾回去!”“堅決反對不合理條件!”由于學生強烈反對,教育科長狼狽離去。接著學生們將鄉公所圍得水泄不通,迫使惡霸一方的周兆祥終于接受“放鞭炮過街賠禮”的條件。1949年4月,武寧師范學生對裕民銀行武寧辦事處拖兌學生伙食經費進行堅決的斗爭。國民黨江西省教育廳匯給武寧師范學校經費(含學生伙食費)二萬元,銀行辦事處挪作他用,無法兌現,學生生活受到極大影響。于是,學生沖到辦事處架走辦事處主任胡紹伊,面對學生正當要求,辦事處只好設法兌現全部匯款。

  瑞昌縣學潮也不斷發生。瑞昌縣反動當局對國統區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膽戰心驚。他們懼怕在本縣引起連鎖反應,對學校師生行動嚴加監視,處處防范,并采取法西斯手段鎮壓學生運動。一是開辦所謂教員培訓班,強制整訓中學教師和小學校長。由縣黨部書記長、縣長等頭目講課,進行反共政治教育,禁錮教師的言論和行動。二是實行黨棍治校,在教師隊伍中安排國民黨特務和反動骨干,監視師生行動。三是強制推行極為反動的《江西省整飭校風紀辦法》,懲罰進步學生。國民黨反動派采取高壓政策,激起廣大師生強烈反抗。1946年8月7日,反壓迫、反饑餓學潮首先在瑞昌縣中學掀起,師生推舉代表到縣政府請愿,強烈要求改善辦學條件,改善師生伙食,嚴懲貪污瀆職的校長許秉周。1947年,該校師生因國民黨黨棍、童子軍教官用法西斯手段摧殘學生,又掀起第二次學潮,憤怒的學生不僅痛打這個國民黨黨棍,而且清算國民黨特務、訓育主任鄧靜山貪污教育經費,克扣學生自治會基金的罪行,鬧得國民黨反動派驚慌失措。

  在修水,青年學生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痛恨至極。從1946年起全縣學潮不斷。1946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修水旅居外地的京劇名旦黃蜚秋先生回縣在華光巷國民黨縣黨部演出《武家坡》。早對國民黨政府不滿的修水中學、散原中學青年學生300多人,以看戲為名沖進縣黨部,將“中國國民黨修水縣黨部”的招牌砸爛。縣黨部查不出證據,抓不到把柄,只好不了了之。由于物價飛漲,學校老師一個月的薪金一捆票子只值幾角錢,難以維持最低生活。一天上午,散原中學學生出動二三百人到衙前街裕民銀行辦事處門口請愿,要求工薪換發銀元,國民黨三四八師師長吳撫夷與縣黨部書記周南群以手槍威脅學生。學生毫不畏懼,振臂高呼:“教師要吃飯,我們要讀書”,“打倒貪官污吏”等口號,工人、農民也紛紛支持學生斗爭,銀行行長怯于學生壓力和社會輿論,只好答應以銀元折算發給教職員工薪金。1947年7月中旬,白嶺回鄉度假學生目睹父老鄉親背負國民黨苛捐雜稅所遭受的苦難,以反對私吞美國救濟物資為導火線,有組織地同國民黨鄉公所進行斗爭,張貼“打倒貪官污吏”,“反對苛捐雜稅”等標語,經常半夜開會商討對策。當地群眾為學生通風報信和集資解決吃飯和活動經費等問題。事態擴大后,修水縣政府一面派兵彈壓,一面不得不宣布撤銷古市、路口等鄉鄉長長職務,追回私吞的救濟物資。1947年暑假,白沙鄉回鄉學生集會向國民黨鄉公所清算所貪污的鹽股金款,算了三天三夜,責令鄉公所將貪污款全部交回。水源、中塅、黃龍等地學生和農民也紛紛響應清算貪污款。1949年5月4日,在民盟修水支部推動下,縣城散原中學,修水中學和茶葉職業學校師生及部分小學師生3000余人在中山公園集會,發表演說,散發宣言,譴責國民黨當局禍國殃民政策,高呼“反征兵、反饑餓、反壓迫”,“取消保甲制度”等口號。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等歌曲上街游行,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警無可奈何,工人農民無不拍手稱快。

  九江地區不斷迭起的學潮,沉重地打擊了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通過斗爭,廣大師生和人民群眾受到深刻教育,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統治的反動本質,從而更加堅決地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高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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